原标题：南财智库发布《互联网反垄断研究与投资影响报告（2020）》，多位专家共议反垄断监管与趋势

作者：张雅婷，黄婉仪

过去一年，国内外关于互联网企业反垄断的立法、执法监管不断，互联网企业面临的发展挑战与机遇也备受瞩目。

2月1日，由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主办的智库发布周之“互联网反垄断研究与投资影响”研讨会在线上召开，发布南财21智库出品的《互联网反垄断研究与投资影响报告（2020）》。会上，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光耀、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执行所长杨东、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邓志松、银华互联网主题基金经理王浩共同探讨互联网反垄断监管之策，解读投资影响与趋势。

南财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执行主编、首席内容官陈晨星在致辞中表示，2020年，全球掀起了针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风暴，反垄断的立法与执法也将迎来新的篇章。大变局下的2021年，监管层、投资机构、投资人、企业以及市场的其他参与方，对互联网企业涉及反垄断的话题关注度显著提高，风险挑战与机遇并存。

会上，南财21智库出品的《互联网反垄断研究与投资影响报告（2020）》发布。从法律层面出发，报告聚焦2020年国内外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的立法、执法，并对电商、直播、交通运输、操作系统、数字广告、社交媒体领域的多个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涉及国内阿里巴巴“二选一”、虎牙斗鱼合并案、滴滴与优步中国合并案以及国外苹果被Epic Games起诉、谷歌被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脸书对Instagram和WhatsApp收购案等。在投资影响层面，报告从反垄断监管的多个节点出发，对国内外互联网企业的股价影响、并购影响、IPO影响、公司战略影响等多维度进行分析，解读行业未来竞争趋势与发展空间。对于互联网领域未来的反垄断立法与执法、企业经营、投资方向等均给出相关建议。

对于互联网领域的反垄断监管与投资影响，许光耀、杨东、邓志松、王浩均发表主题演讲，并就互联网反垄断的立法与执法建议、企业合规应对、互联网主题投资机遇和挑战等内容进行对话研讨。

主题演讲精华：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光耀：“二选一”、社区团购是否为垄断需具体分析

目前，互联网垄断行为是《反垄断法》的规制重点。垄断行为具体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和行政垄断。

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垄断行为，需要证明其是否满足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例如，对“二选一”行为需要予以禁止的说法并不准确，“二选一”在《反垄断法》上是“排他性交易”，包括排他性购买与排他性销售。排他性交易有可能构成支配地位滥用行为，有可能成为垄断协议的工具，也可能并不构成垄断行为，具体情况应依个案来认定。

对于日前将社区团购批评为垄断的争议，有说法认为，社区团购常会用大量补贴促进消费者购买，从而挤压菜农生存空间，属于掠夺性定价。其实，掠夺性定价行为的运行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行为人把价格降到成本以下，以扩大自身亏损的方式，迫使竞争者亏损；在使竞争者退出市场后，行为人进入第二阶段，把价格提高到垄断水平，不仅收回掠夺的成本，而且获得高于竞争性水平的利润。

其中，第二个阶段才是行为的目的。掠夺性定价为法律所禁止，社区团购中如果大量采用补贴方式，实质上构成掠夺性定价，但这时应注意将社区团购本身与掠夺性定价区分开来。《反垄断法》关注的是，互联网企业进入社区团购时，是否从事了上述掠夺性定价行为，需要查处的是掠夺性定价，而不是市场进入本身。

至于大数据杀熟行为的法律认定，应主要是民法问题。例如，用户下载打车软件APP，即与企业订立合同，企业事后对熟客提高价格，等于单方改变合同的价格条件，而并未告知。这可以构成欺诈或违约，依据民法可解决，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动用《反垄断法》。

中国人民大学竞争法研究所执行所长杨东：平台流量竞争，需要反垄断理论新突破

从竞争法的角度，可以将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历史归纳为三个阶段。

从2008年反垄断法开始实施，到2014年360和腾讯之间反不正当竞争诉讼的3Q大战结束，是第一阶段，即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第二阶段是移动互联网阶段，标志性事件是2014年微信春节红包，当时4G网络和智能手机两个技术的突破推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中国从生产大爆炸到交易大爆炸，意味着移动端的数据流量成为最核心的竞争力。同时，2014年开始互联网企业并购高潮到来，但这些合并案都没有得到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调查，也没有进行申报，这也是反垄断法出现巨大漏洞的时期。第三个阶段便是从2020年8月开始，《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到平台经济的竞争问题，中国反垄断开始全面的互联网执法阶段。

移动互联网数据流量竞争加剧，也成为反垄断工作的重点领域。数据流量的力量和竞争甚至比电商平台的问题更严重。这导致了2018年到2020年的“头腾大战”，视频类APP的头腾大战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倒逼腾讯修改外链管理规则，断开和抖音、飞书的一些链接。社交巨头市场份额极高极有可能被提起反垄断诉讼，也不排除执法部门会调查。

分析一个平台是不是垄断，不能按照已有的反垄断法的相关市场界定、市场份额单纯看销售额的旧分析框架。现在数字经济形成新的主体平台、新的课题数据、新的生产要素算法算力，使得竞争模式不再是单纯的相关市场竞争，而是演化成一个个平台的竞争，是数据流量的竞争。所以基于算法的三维结构竞争的形成，必须要依靠新的一套理论框架体系，才能够来进行对平台的全面监管。

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邓志松：消除监管不确定性有助行业发展

目前，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加强反垄断监管是大势所趋。反垄断法的四大支柱——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乃至行政垄断，都与互联网涉嫌垄断行为有连接点。

比如一些互联网平台可能利用算法实施共谋，达成垄断协议以协调价格。在市场支配地位方面，社交、电商、出行等领域都有巨头，它们的支配地位及与之相对应的“二选一”和“大数据杀熟”行为都被诟病。谈到经营者集中，互联网行业投资基本上都是借鉴当年新浪设计的VIE模式，而过去12年涉及VIE架构的都未依法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一直到去年4月上海第一个VIE架构申报案，再到2020年12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第一批三起针对阿里巴巴、腾讯、以及丰巢涉及VIE架构未依法申报的惩罚。

虽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主体是政府，但互联网企业同样可能被裹挟其中。例如，2020年经济发展受疫情影响，多个地方政府通过发放消费券促进居民消费，很多消费券都是指定某一平台独家合作，其实涉嫌滥用行政权力，造成行政垄断。

反垄断监管是要修正、惩罚违法垄断行为，而不是否定或打击数字平台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去年美国对谷歌发起反垄断诉讼之后，谷歌母公司Alphabet股价上升，国内阿里、腾讯、美团的股价同样在大跌之后又反弹，说明投资人看重的是业务本身，互联网整体发展前景仍然良好。

过去反垄断监管的缺位为互联网公司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因素，而依法监管切实落地长期更有助于行业的发展，即便反垄断罚款会非常高，但这可以消除市场不确定性，从长远角度来讲反而会有助于互联网领域的健康发展。

银华互联网主题基金经理王浩：反垄断让社交、内容流量平台更稳固

关于对投资机遇的影响，未来的平台竞争，将从流量竞争转化成内容、技术竞争，社交流量和内容流量的地位将更加稳固。

在电商领域，对国内电商巨头A的影响，《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反垄断指南》）拒绝交易、限定交易等条款，有利于督促平台就品牌入驻政策进行调整，短期内会带来收入和利润影响，降低平台盈利能力，但在流量端，巨头A的站外合作计划，将有利于各大平台的流量开放。金融科技领域，在放贷业务的注册资本领域会受到明显调整。整体上对来说，巨头A的反垄断压力比较明显。

对电商巨头J来说，供应链端方面，平台在3C电子等领域有明显的影响力，但在服饰百货方面需要加强，需要加强供应链的实力。有利于更多的品牌介入，优化在供应链领域的实力，有较明显的受益。

对社交巨头W来说，其商业生态为商家提供了经营的另一个选择。品牌商对运营用户的流量和留存，需求日益增长，2020年电商工具升级，提升了商业生态对商家的吸引力。在金融科技领域，平台的信贷业务受这次小贷暂行办法的影响非常小，整体上有较明显的受益空间。

对内容巨头来说，内容电商迎来了好的发展机遇，抓住机会强化供应链，改善直播生态，短视频平台在流量端的优势非常明显，但在供应链端仍需加强。拒绝交易、限定交易等相关条款，会带来更加优质的供应链。整体上，内容电商将面临好的发展机遇。

互联网相关的另外两个投资风口SaaS平台和国潮新品牌，同样值得关注。《反垄断指南》把电商交易平台的流量从一家独大变成了全面开花的局面，催生了商家对优质电商SaaS服务商的需求，传统产业会开始重视私域流量的打造。另一个更大的投资机遇，则是国潮新消费品牌面临着黄金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