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小区的电梯里有一则小广告，标题用黑色字体打着“子宫出租”，其实代孕没想象的完全黑色，甚至要明目张胆地流行起来，一出门就看到也是有可能的。提供的业务很新鲜，而且多元，代孕、包生男孩，其余记不清楚了。

我不知道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包生男孩是怎么做到的，除了一次又一次地生，当然，我在这方面知识面很狭隘，顶多都是瞎猜。

所有的分娩都是生物的痛觉，生理卫生课的老师告诉我们这是八根肋骨一起断掉的灾难，我一根都没断过，我和我的朋友们全都很害怕。每一个母亲都是英雄，这种痛感是我无法想象的。

奉俊昊《母亲》

我是一个女孩，我不懂生育，家里人告诉我，对性事理当讳莫如深。我只知道我母亲肚子上有条刀疤，从有了我的那天起她就没在舞台上跳过舞了。

我想，很多女孩也会害怕、甚至憎恶。

妈妈说，她那时候恨死刚出生的我，让护士拿走拿走。女孩是这样成为母亲的，一个魔幻的生理过程，根植在基因和血液里的，一切都合乎逻辑。突然有天她发现，这就是我的小孩啊，原来只是需要三个日夜去消化这个过程。

为什么我们应该批评郑爽？

她用金钱贩卖一次苦难，最后推给合情合理的你情我愿，好像摆脱了遗传厄运而得意，这个世界赋予我的生理能力再也不能用子嗣来威胁我人生的安危。出租子宫的女人躺在牢房的床榻上，等待下一次刑满，但未必会被释放。

她的逻辑让女人的生殖能力好像成了一种缺陷。让生育从女性公众人物的立场上彻底被定义为了厄运。而且，在生殖的天然差异上又加上了商品逻辑，使得生育成为功能，女性成为商品，伦理可以被兜售。

艰涩的向生命朝圣的旅途中，同行的女性同样可以加害女性。这只不过是一种弱肉强食的竞争游戏，没有人可以逃脱屠杀关系，要把我们推回返祖的模型里，让上帝回炉重造。

上帝是把生育的能力送给了夏娃，男人和女人必须在各自的田野里渡过苦厄的人生。你可以把它看作惩罚和危情，但也是夏娃与亚当的自赎。生育的逻辑变成了某种樱桃派原理，你必须生育，这是社会赋予你的职责。子宫贩卖，用你的生育能力作为经济补贴，当然，作为商品的附带属性，你的个人价值可以被明码标价。

《一只蓝色的虾》剧照

代孕妈妈，这个温暖的好像幼儿园老师的名字下面，她们真的是妈妈吗？北电学生的毕业联合作业《一只蓝色的虾》讲了这个故事，两扇敞开的门，两个大着肚子、却跨不出门一步的女人，这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镜头，我印象很深。

一个瘦瘦的女孩子，我印象中她生活不算窘，但还是愿意用自己的身体来换钱。而更多的，是身陷在家庭、暴力的囹圄里，从一个铁窗走向另一个铁窗，用女性的身份坐门票，换取了动物样的生活。

那个相当魔幻而神秘的喜悦的时刻，孩子被应该成为父母的人抱走，痛彻心扉经历了多次，后来天然的本能也被麻木取代了。原来世界上有人天生是父母，有的人连生而为人的尊严还要低眉奢求。

如果我们划掉代孕，冻卵是不是合理的呢？

前段时间，一位90后青年导演非常有野心地取材，拍摄了纪录短片《跨国冻卵的单身女人》（郭容非作品，可在酷燃视频观看，至今已有130万+观看量）。针对的主要是思想经济独立的现代都市女性，她们专程飞向美国，做冻卵手术，等待合作者——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

其次就是，不愿意躺在床上大起肚子安心养胎的女孩，在合家饭桌的热气里，显得格外的孤独与隔膜。

《跨国冻卵的单身女人》剧照

我不是一个非常擅长讨论伦理问题的评论者，只是从情感来讲，生育的过程和“成为母亲“之间存在着裂痕，传宗接代已经不再是女性存在的意义，这非常好，作为女性，我感谢自己不再需要一个接一个地承担包生男孩的职责。

但是，成为母亲，给孩子温馨完整的成长环境，幼儿专家说，这是最简朴，最重要的真理。

成为父亲和成为母亲是不一样的，在承担同等责任的前提下，女性要在生理层负责怀胎、分娩、哺乳的天然规则。华晨宇可以接住从天而降的女儿，不间断的工作兼顾公关。用人单位不喜欢有生子计划的女孩，几个疗程下来，工作没法交接。

我们有我们的难处，母亲有母亲的难处。

《四月三周两天》剧照

女人要为情爱负责，而情爱背后则要用情爱来赎罪。

罗马尼亚电影《四月三周两天》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苏联解体前夕，禁止堕胎的法条，让电影看起来非常像是一部政治隐喻。实际上，任何故事发生都需要剧场，而电影则用相当朴素的方式——肩扛摄影机、长镜头。

“诚实”是交待敏感的最恰当方法。其中，Ottila为好友与堕胎医生做爱作为手术的交换条件，在浴室里，有一个长达三分钟的长镜头，没有任何念白、动作，只有微微呼吸抖动的镜头、旁观着触目惊心但又鸦雀无声的场景。

这背后不仅是一次色情交易，如果怀孕，Ottila将在下一次的劫难里成为躺在床上的可怜女人。而一个女人的情爱之后，要另一个女人再次用情爱去偿还债务。这是姐妹社团在抵抗异质性他者的入侵吗？

不如说是罪的循环，是宿命的轮回。

女性的身体是公共器皿吗？

女性在符号学中有圣杯的意味，但身体必须是封闭的、是私密的，这与人的尊严是同在的。社会新闻又很多恐怖信息——妓女村，与代孕的地下交易多么相似。买主挑选，女性在不光明的位置上代替“妻子”完成交媾的其中一环，女性的身体是盛放精液的器皿，男性尽可以随意使用，只要付同等价格的租金。

或许在生理的分别上，男性属于侵入，而女性则在被动的位置接受。这往往带给了某些男性生殖意义上的优越感，加上一些偷梁换柱的概念转移，往往看起来赢得了性别战争的胜利。

这或许是一个很形而上的问题，但事实是我们必须正视人的尊严。

很多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文艺作品，例如李少红导演，改编自苏童同名小说的《红粉》、王安忆的小说《我爱比尔》，都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妓女农场”。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女性如何看待自己在现代性中的位置，在牟利到独立的过程中到底是苦痛还是辉煌，甚至是，“独立”是否是独立。我们用一次轰轰烈烈流着鲜血的革命在形式上消灭了鸦片，武器之下的我们，是狂喜高歌，眼泪是否依旧存在。

而实际上，我们或许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何时不把女性的躯体当作器皿，而将身体的封闭性等同于人的自尊。

而最可怕并且代表真情的是，意志和自我的选择，女性的自我意识，也是其中无法忽视的命题。

身处21世纪，对女性身体的明码标价，真的消失了吗？又如何才能真正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