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崇祯末世里,如果想在群魔乱舞的上流社会找出个代表光明正义的团体组织,非江南复社莫属。

复社最初是江南名士张溥和张采于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在吴江成立的文社。自那以后,这个标榜文学复古的社团,就似平地里一声春雷,影响惊天动地。

平日里相轻的各路社团心甘情愿挤破头皮来合并,还有大批精英名流削尖了脑袋也要在里面谋个席位。

三年以后的虎丘大会上,与会者竟达数千人。而且,其成员群英荟萃,学术业绩更是灿烂辉煌,也令复社的名声几乎成了崇祯年间黑暗岁月里最后一抹亮色。

复社的崛起,堪称晚明文坛最励志的创业奇迹。

后世的诸多文人雅士一致认定:这个组织的杰出精英们以挑战黑暗的勇气与崇高的理想,迅速召唤起大明王朝民间正义的力量,尽管未能挽救大明的衰亡,却以高贵的精神品质光耀千秋,更缔造了大明文化的最后绝唱。

但若透过辉煌仔细观瞧,却不难发现触目惊心的真相,复社是大明病老躯体上的一块触目惊心的疮,看似艳若桃李,实则流毒聚集。

他们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挺身而出,加速了大明朝的灭亡。

为什么自从这个社团诞生的第一天起,各路的名流学子就像着了魔般不惜千山万水地跑来加入?

复社精英的后人们说是因为伟大的理想。其实,那些实打实的利益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首先是复社的创业理想。创始人张溥标榜:“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

但真正充满诱惑的,却是这理想背后的潜台词:加入组织,保你金榜题名,管你官运亨通。

复社不但有档次,更有强硬背景。比如张溥,随便在官方场合招摇一下,立刻就有官员恭恭敬敬上来认老师。

撑起社团的骨干们都是名流,既有出自江南世家大族的才子,更不乏声名显赫的名臣子弟。

谁若成了他们羽翼下的一分子,未来宦海生涯保准靠谱。

复社这棵大树,不但根基牢靠,还喜欢开枝散叶,虽然成员里的寒门子弟大多入不了核心组织,但只要老实听话,科举自然有人关照。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复社这样强大的投入,目标也只有一个,即收炮灰。

因为复社的主营业务,既不是文学更不是宗教,而是实打实的政治。

在这群高贵俸禄的青年眼里,皇帝就是一个是非不分的昏君,掌权的大臣全是庸碌不堪之辈。

这群青年精英最怀念的岁月,自然是天启皇帝刚登基时,老前辈东林党把持朝政的日子,也就是史书上津津乐道的“众正盈朝”

虽然关于这段记忆,天启皇帝在诏书中很委屈地抱怨:一群道德君子正事不干,国家朝政都水深火热了,还只知道互掐。

后世学者一直在争论复社的政治宗旨到底是什么,其实他们的追求始终没变,就是攫取权力。

所谓的科举研究,其实就是官场盘根错节的暗箱操作。所谓的雅集诗会,就是拉小团体的手段。所谓的千人大会,就是为了造势长声望。

而在这整个过程里,他们从头到尾在干的也只有一件事,骂朝廷。

不但私下里骂,更抓住一切公开场合光明正大地骂。到了各类集会上,他们更是精神抖擞地骂。

他们最主要的活动,就是“社集”,从崇祯二年到南明初年,一共23次社集,每次都闹得天下震动。

其实在政治风气宽松的明朝中后期,这样的政治团体原本也不稀奇。骂朝廷的方式,也很没新意。但复社却有两条远远超过前辈。

第一就是严密的组织,凡是人了社的,既不能乱说话,更不能目无尊长,一切行动都要听指挥。

第二就是规模化管理,每个地区都有负责人,谁犯了错就要连负责人一起罚。

就内部关系来说,复社的成员关系复杂,名门子弟基本是领导,寒门子弟基本是小卒。相互之间的关系,有父子、师生等各种情况。

同时期其他文人曾说,后来复社新收的徒弟,求的就是一个师徒名分,以拿出去撑门面炫耀。

至于说到学问,一问三不知。

发展到后来,有了复社这块招牌的人,就能在地方上胡作非为。

还有些地方的人,借着复社的关系网大搞腐败,尤其是每到科举的时候,打着给复社扩大影响的旗号,暗箱操作牟私利。

多年以来,他们一步步在朝堂上渗透亲信,在党争中不断地蹬浑水。

其中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大战首辅温体仁。

对这群人的战斗力,无论是崇祯还是温体仁,都特别头疼。

崇祯没有触众怒的胆子,因此基本还是容忍。温体仁却手段够硬,多次罗织罪名,整治复社,还拿到了多位骨干的黑材料。

打击最狠的时候,张溥成天担惊受怕,甚至到了“一日数惊”的地步。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复社的积极参与运作下,温体仁终于失宠下课。

赶走了这个复社最恐惧的杀神,好似搬开了大石头。而后经过东林大佬与复社大佬的虎丘密会,成功促成了前首辅周延儒的复出。

周延儒复出后,在崇祯面前卖力说复社的好话,解除了温体仁当政时代对复社的诸多打压。

这群满满理想的青年才俊,似乎真见了天日。从此开始,复社进入了其最嚣张自由的时代。

各地的集会讲学活动不断,声威震天,对国家大事一点用处都没有。

随着复社的灭亡,这群风云人物再度分化,如陈子龙、夏完淳这样的义士,铁骨铮铮抗清到底,或不屈战死,或归田隐居,终生不仕清廷。

比起这些业界良心,复社中另一类人的表现却十分不堪。

崇祯自尽后,李自成为炫耀武力,把崇祯的尸首拉出来给明朝大臣展览,大多臣子即使不敢吊唁,也都暗自垂泪。

然而复社骨干周钟却演出了人生中最无耻的一幕,他大摇大摆地从崇祯的尸体上走过,立刻讨得李自成欢心,受命起草了李自成的登基诏书。

如果说草根出身的周钟这么做只是眼皮子浅,那么身兼东林二代与复社骨干双重身份的魏学濂的表现就更令人大跌眼镜,他主动卖身投靠李自成,被李自成封了个小官,就得意扬扬地骑驴嘚瑟,成了京城一景。

堪称复社重量级人物的陈名夏更是演绎出节操尽碎的人生,此人身为常州豪门,当过给事中,骂过很多人,更不惜血本给复社捐过很多钱。

而后南明灭亡,立刻投靠清朝。陈名夏由于很会表演且有背景,也被清政府大力提拔,一度官至吏部尚书。

而陈名夏做的最有影响力的事件,就是劝多尔衮废掉顺治,自己当皇帝,不料被多尔衮劈头盖脸一顿训。

但他真正招祸,却是大权在手后,为了稳定自家政绩,竟然联合江南地主闹起声势浩大的抗税运动。

严刑峻法的清朝岂是好欺负的?结果陈名夏被以谋反罪处死,也成了清朝早期收罗的明朝旧臣中下场十分失败的一位。

在晚明复社时代一直十分活跃的文学家张岱在入清之后避居山野,这位骄奢淫逸的风流才子在晚年孤苦伶仃的生活中,写下了大量回顾明代复社生活的文章。

相关的文集也被命名为《忏悔录 》,忏悔,怕是那些曾经热血的复社成员晚年最深刻的体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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