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为何不去台湾？他回国前后，经历了哪些曲折？结果怎样？

李宗仁为何不去台湾？其实早在他当上代总统那一刻，就决定了

1949年10月1日，李宗仁退到广州暂避。当时蒋介石也在那里，他是9月22日从重庆到昆明会同蒋经国一起到达广州的。

据程思远先生回忆说，当时李宗仁等人是在9月21日，得知了共产党将在北平开会，准备建国的消息。由此，他们就一直更加密切注意北平的消息，每天必须要听新华社的电讯，所以关于10月1日举办开国大典的消息，也是那时知道的。

10月1日下午，程思远先生到了中华路迎宾馆李宗仁的住处，见了李宗仁、白崇禧和总统府的秘书长邱昌渭，当时的收音机正开着。3点整，北京的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他们四人在收音机里，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次礼炮声，并听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声音，更听见了群众的欢呼声和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程思远说，当时他们的第一个感觉是，北京那边太有生气了。

广播播报结束以后，四个人互相看看，感觉房屋空荡荡的，并且很冷清。在北京那边新政府成立时，他们感到自己的这个政府，已经没有了生气。"日薄西山"是他们对国民党政府当时最真切的感觉。

沉吟一阵后，李宗仁也开口说话了，当时他讲话语气平缓，但明显能感觉到有些沉重，他说："我，1月21日上台当了代总统，是为了乞求和平才当的。为了这一点，我派代表团两次到北平去和谈。我抱着希望、希望可以签署和平协定。这样，历史上也算有了一笔，至少我是对和平有功的。可是，蒋介石他下了台却不甘寂寞，在幕后操纵、把持一切，我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去签订和约，这个代总统当得多窝囊！"

这些话显然是李宗仁在总结他9个月的政府首脑生活，他还说道："和谈破裂，解放军势如破竹，不久就渡江了。在4月22日的杭州会谈中，我就对蒋介石讲：'我为和平而来，也要为和平失败而后退。'可是蒋介石当时却对我说：'和是你，战也是你。我在幕后支持你！'他支持什么？他马上就食言了，我原本打算让健在的华中部队能立即开往广东保卫广州，可蒋却从中作梗，把这支队伍开到广西去了。这样，南大门广州的命运，也就确定了。"他还十分生气地补了一句说："我们在广州的日子不会太长了！今天，我们陷入这样可悲的境地，完全是蒋介石一手运成的！"

由于广州并不是国民党的长久立足之地，所以，很多人心里都存在着何去何从的问题。留在广州，就意味着要当共产党政府的子民，当时他们根本不敢想。白崇禧则对李宗仁说："去台湾怎么样？"

没想到，李宗仁听了这话，勃然大怒，他一拍桌子说："王八蛋才去台湾！"李宗仁见大家听了这话有些吃惊，便接着说："我和蒋介石决裂了！"

原来，这天上午，也就是在开国大典前的五六个小时时，李宗仁到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会见了蒋介石。俩人一见面，李宗仁就怒不可遏地历数了蒋介石的种种错误，可以说是20年来蒋介石所犯过错误的大总结。他从北伐时说起："20年了，你犯了多少错误啊！当年，北伐时我就和你在一起了，到长江以后，你干了些什么?当时的舆论是怎么说的?'国民党军事北伐，北洋系政治南伐。'你早在那时，就在政治上对军阀妥协，搞什么革命?你早就背弃了我党的方针，同北洋的腐败的政治势力勾结到一起。在党内，你排除异己，一手遮天，这才导致几十年内忧外患相继而来，战祸连年，这个国家哪得一日安宁?国民党的错误和失败，完全应由你一个人承担！今年，你第三次下野，你说你5年内不过问政治，还说你愿当我的参谋长。实际上，你哪有一天不问政治?你每件事都要过问，还在上海直接指挥军队，任命官员。你是一个下野的人，可是你竟非法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又派周碞去当主席，你哪有这个权力?最近，你又强逼福建省主席朱昭良去台湾，自己直接派汤恩伯当福建省主席!事前竟未使我予闻。你这是违法乱纪，眼中根本就没有代总统、没有我李宗仁、没有国民党中央，独断专行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李宗仁几乎是一口气讲完了他同蒋介石的谈话。然后沉默半晌，又说："这是我认识蒋介石以来，第一次当面指责他，我之所以不留任何余地，就是为决裂而去。这也是我今生今世最后一次指责他，不会再有这个机会了"。

"他呢，他怎么说？"白崇禧等人十分关心蒋介石如何对待李宗仁这么决绝的指责。

李宗仁说："他当时满脸堆笑，十分温和地对我说，德邻兄，朱昭良和汤恩伯这件事，是我个人的错，请你原谅！这是我和他共事20多年以来，第一次听到他承认自己错了。"

听着李宗仁的这番话，程思远等人好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来。程先生回忆说，当时我刚41岁，也算是年富力强，本来想施展抱负，大展宏图一番，可偏偏当时自己的命运完全和国民党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个党在它统治的大陆上却已完全失去了再展宏图的机会。

他们当时也认识到，当时的国民党一天到晚都忙于内讧，忙于互相指责，忙于各寻出路，而北京方面却已宣告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谁兴谁衰，谁沉谁浮已经一目了然。

陈思远还说，在共产党鸣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礼炮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一生命运走到一个新的转折点的开始。既然败局一定，李宗仁又不去台湾，自己该去哪里呢？去台湾肯定不会有前途，所以，他也决定不去台湾。

两天以后，即10月3日时，蒋介石赶去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并召见汤恩伯部署了作战任务。随后他就直接去了台湾，李宗仁选择了与蒋介石决裂，所以，他赶到了香港。

程思远则比李宗仁早一天到香港，替他安排了一切。他在香港住了两周。到12月5日时，就从香港飞往美国治病去了。

李宗仁不肯去台湾，又不愿漂泊在异国他乡，所以实际上李宗仁当时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以某种合适的情形再重返祖国大陆的土地上。但一开始，他只能先去美国，观望一下形势发展，同时也观望新成立的政府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

为此，程思远先生就留在了香港，以作为李宗仁同祖国联系的桥梁。随后几年，程先生果然四次往返于香港和大陆之间，并为李宗仁回国发挥了穿针引线，居中筹划的作用。

第一次是1956年的4月下旬。时任《文汇报》副总编的金尧如联系程先生说，他接到了北京的长途电话，是李济深先生请他转告想约程先生去北京谈谈的意愿。4月底，程先生到了北京，到达后他才知道原来是周恩来总理要见他，当时在中南海紫光阁他和周总理谈了3个多小时。总理当时说国共过去有两次合作，现在我们主张"爱国一家"团结对外，实现第三次合作，并表示欢迎李宗仁先生回来看看。程思远回港后，给李宗仁写信转达了周总理的话。不过，李宗仁说此行关系重大，事前需相商好，并申明，他的中间立场没有改变，所以当时时机不成熟。

第二次是195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礼炮第10次鸣响的时候，程思远被请上了观礼台，观看了国庆10周年的庆典。后来又见到了周总理，当总理得知李宗仁先生要把藏画献给国家时说："这是李宗仁先生爱国主义精神的表现，政府会考虑接受。"他又说，李宗仁回国定居的条件还不成熟，希望程先生去欧洲看望李先生。不久，李宗仁便把存在纽约的藏画运送回北京。周总理说："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还有些是膺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情，所以将送他一笔赴欧的旅费以壮行色。"1960年，郭德洁女士到了香港，并收下了这笔赠款。

1960年，肯尼迪当选了总统，李宗仁得知后给他写了一封信，建议他改变对华政策，肯尼迪回复给他一封信，表示会郑重考虑。程思远先生后来还将这些来往信件的副本转给了周总理。周总理1961年6月又将程先生约到北京，对他说："请告诉李德邻先生，对美国不要抱有幻想。肯尼迪当时年轻气盛，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但摆在他面前的问题太多。改变对华政策，他一时还不会提到日程上来。"

1963年，程思远与李宗仁相约在苏黎世会面。但他在临行前首先在11月底来到北京，见到了周总理。总理提出了四可、四不可和过五关的原则精神。这四可是。李先生可回中国定居，可以回国后再去美国，可以在方便时再回来，可以在欧洲暂住再定行止。四不可是：李先生不可介入中美关系，不可介入美台关系，不可介入国共关系，不可介入第三势力。过五关即，政治关、思想关、社会关、家族关、亲友关。这就是说，如果李先生回国定居必须为其做好思想准备。

总之，周总理很欣赏李宗仁先生向往祖国之心，但一切由他自己决定，从不强加于人。离京后，我于12月19日到苏黎世，完成了使命，将周总理的话，如实转告了德邻先生。

1965年6月13日，我得知李宗仁先生已离开美国飞往瑞士。我6月18日到北京。周总理当天早上已去非洲访问。周荣鑫同志、徐冰同志传达了3条意见：一、中国政府发给李先生归国的旅费，由你带到瑞士转交；二、同时发给你一笔旅费，请你去瑞士接李先生回来；三、你到苏黎世后，将有负责同志与你联系，有问题同他商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