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书：

“地瓜社区”创建人 设计师 中国美术馆设计策展人

在北京城区的地下空间中，住着近百万的流动人口，在一些非正式的语境里，他们被称为“鼠族”。这样的地下室，北京约有1.7万套之多，和所有大都会一样，北京的地下空间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临时或长久的栖身之所，蜗居地下成为了上百万低收入的外来务工者的唯一选择。

北京望京花家地北里居民区，地面以上是住房，防空入口即是地下室。小区不远处是中央美术学院、望京大厦和一些高档社区。它和众多居民区一样，隐匿在望京的高楼大厦之中。

花家地北里302栋地下室距小区大门不到500米，楼旁有一扇锈迹斑斑的铁红色大门，门上有一幅黄底黑字的横幅广告，“地下室招租”五个大字赫然呈现，两侧旁边配以“手机有信号，安全有保障”的字样。这样的大幅招租广告在花家地北里居民区十分常见。但事实上，跨进这道大门，走下36级台阶，除了狭窄的空间，阴暗的光线和杂乱的布局，还有一眼望不到头的幽深的走廊。

花家地北里302栋地下室，是这次周子书改造地下室的试验田。

打破制度空间：连接农村与城市的中转站

2012年1月18日，在中关村“爱创会﹒开放式创业”的舞台上，周子书说：“给自己留三年时间，35 岁就应该把理想付诸实践了。”那一年，他32岁，经营着自己的STA’nD工作室，设计并策划国内外知名展览。每天在“高大上”的交际圈游走的他，还没有关注地下空间这一个概念。

一次和工作室做饭的阿姨聊天让他决定要给地下室换个样子。“我们都叫她‘阿姨’，其实她才26岁。”林木村说道。林木村，周子书此次地下室改造项目的助手，彼时的她还在中央美院设计学院攻读本科学位，“‘阿姨’就是北京地下室居民的一员，当时她住的地下室面临被关闭的问题。”而周子书没有想到，在自己工作室打工的阿姨就住在这所大楼的地下室里，“我之前听说地下室要被关闭了，所以好奇为什么，我可以做些什么。”慢慢地，周子书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城市地下公共空间的改造上。

2014年，周子书正在英国著名的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攻读他的第二个硕士。“重新赋权——北京防空地下室的转变”是他的毕业研究课题，一项以北京望京的一个居民楼人防地下室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实验项目。

在周子书看来，北京的地下室与纽约和伦敦的不同，它的所有权归属国家，是一个“制度空间”。

1986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一种独特的给外来移民居住的地下空间出现了，那就是北京居民楼下的人防地下室。为了便于城市管理，1992年，政府部门提出“以用促管，以洞养洞”的方针，鼓励使用人防工程，并收取一定使用费。当时的承租人开始利用人防工程开办地下旅馆，但数量并不多。 2004年，北京形成了人防工程出租的高峰，并逐年递增。 2007年，政府开始设立调控目标，清理城市地下空间。

地下居民占用小区内的公共草坪晾衣服，有时偷用地上居民的用电，居住在地上的人们要求清退地下室住户的呼声愈演愈烈。由于权责不明，地下室问题成为一个僵局，也成为中国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

周子书认为目前地下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有效管理人口增长的前提下，使包括地下北漂居民，楼上居民，社区，地下室房东，企业，民防局等的各个利益相关者都能从地下室的文化空间中获益。

2014年1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创意产业要与服务产业相结合。在周子书看来，地下室可以成为衔接农村与城市的桥梁，利于协助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问题，城市农村互相促进，抹掉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为下一步城镇化发展奠定基础培养人才并创造盈利。

建立空间正义：消弭地上地下的隔阂

2013年7月的一天，林木村戴着黑框眼镜，骑着自行车，又开始穿梭于望京各大安置地下室的居民区中。此时的她，刚刚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与其他向往高端设计行业的同学不同，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协助周子书在望京进行田野调查。

“我是美术学院出身，干的是采访调研的活，我又没学过，刚开始确实有点不适应。”在骑自行车走访的三个月里，林木村经常被认为是记者，被大多数受访的地下室房东和住户拒绝。然而，三个月的走访调查，彻底改变了她对于地下室的认知，“这里有和我一样想在这个城市追求梦想的年轻人。”

作为改造地下室项目的设计师，周子书本人也是第一次接触地下室这一空间，“第一次去感觉挺恐怖的，居民们共用一些基础设施，环境和心理上对我来说有一些压迫感。”然而，周子书为了前期调研，走访过卡拉OK、蹲守过24小时自助图书馆、做足疗，每去一个地方，他都会向人打听地下室的情况。终于有一天，他碰到了刘青。花家地北里302栋地下室的二房东。

第一次见面时，房东刘青与大多数人一样，对周子书充满疑惑，周子书靠天天在地下室扫地，聊天打开了僵局，“他总是来这里找我们聊天。”在花家地北里的地下室租住的裁缝店老板说道。为了更好地融入到地下室的生活中去，周子书带着简单的生活用品，在地下室里住了两个星期。第二次沟通之后，刘东同意拿出一个房间做项目，还贡献了自己用来娱乐的房间。

1990年，大卫﹒哈维提出“空间正义”的概念，即在城乡区域发展中，追求资源分配效率之上要照顾不同的群体的利益，尊重区域内每一位居民的基本权利，创造人人可享的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务，提供均等自由的发展机会。24年后，周子书把哈维的这一理论作为改造地下室的目标。

“技能交换室”是地下室改造设计项目的重要一环，这一设计旨在让居住在地上的成功北漂与居住在地下正在打拼的北漂进行沟通交流，技能分享，消弭地上和地下的隔阂，“当你讲出‘地下’两个字，你就把地上地下排开了，我们做的不是‘地下’，而是一个社群。”

周子书在调研时发现，租住地下室的大都是年轻人，大多从事服务行业，通过老乡介绍或是个人打拼来到北京谋求生路。有的人不满于现状，想要另谋出路；有的人想要赚了钱回老家买一套自己的房子，摆脱地下室。然而，地下社群的社交圈之匮乏，阻碍了他们通往地上的梦想。

十平米的房间内，墙面被绘制成中国地图的样子，周子书和林木村细致地在地图上标出了中国各省区的地理方位，天花板上垂下色彩各异的晾衣绳，参加交换的人，无论是来自地上还是地下，按照省份坐在绳子两侧，拉下一根绳子用挂钩挂在家乡的位置，写上姓名、拥有什么技能和需要学习什么技能等信息。

晾衣绳是地下社群的重要标志。每天，阴冷潮湿的地下室总有晾不完的衣服，有时，地下的居民会前往地上，在社区公共草坪上晾衣服，引来和地上居民的矛盾。而周子书凭借着挂钩、晾衣绳和地缘概念，将地上和地下的界限打破，“在这个社群里，没有人在意你是来自地上还是地下。以技能交换的方式激励那些靠谱的年轻人相互鼓励、相互扶持，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改造地下室：并不只是纯公益行为

2011年，民防局又采取“关停一批、公益一批、规范一批”的办法启动对地下室的清理。按照相关部门要求，公益是地下室目前合法的用途之一。

“地下室项目不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公益项目，实际上，它是要依靠一种社会企业的运作模式来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

周子书对于地下空间的社会企业模式有着初步的设想：四分之一的房间提供给新生代农民工；四分之一的房间出租给年轻艺术家和设计师；四分之一的房间转化为教室和工作坊；其余还有画廊、咖啡馆，并把一部分公共空间留给楼上居民使用。

“比如原需房租700元，而艺术家们租用工作室上交的房租是1500元，在1500元中拿出300元作为农民工的补贴，那北漂们可能实际只需缴纳400元。”

他将北京设定为一个三维立体坐标，以北京延伸的地下空间为面，林立的地上写字楼为纵轴，分别在国贸、金融街、中关村等地设置地下工作坊，为更多的地下年轻人学习相关产业知识创造一种可能性。

2014年6月，周子书向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上交了自己的毕业设计：“重新赋权——北京防空地下室的转变”。最终，作为这个专业十年来第一个以成绩“A”毕业的中国学生，周子书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个硕士。

同年10月24日，花家地北里302栋地下室，二房东刘青正在房间里打游戏机，他告诉记者，自从自己的地下室被改造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来的记者也多了，想要租房的也多了。”下午五点左右，刘东放下鼠标，检查好门锁，动身前往幼儿园接女儿。拿着钥匙,走上通往地上的36级阶梯，满眼蓝色的墙壁，那是周子书专门为通往地上的地下居民设计的。因为蓝色，象征着希望。

未来，他设想的未来是什么？如果当未来的北京的地下城1.7万套全都连到一起的时候，不同的类型的社区都能连到一起的时候，它们是更多是有相同兴趣的有共同归属感认知的一个社群。而今天我们城市里面的社区其实上是行政尺度下的district，他说：我们未来做的是Community，而不是今天讲的行政上的区域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