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書：

“地瓜社區”創建人 設計師 中國美術館設計策展人

在北京城區的地下空間中，住着近百萬的流動人口，在一些非正式的語境裏，他們被稱爲“鼠族”。這樣的地下室，北京約有1.7萬套之多，和所有大都會一樣，北京的地下空間爲流動人口提供了臨時或長久的棲身之所，蝸居地下成爲了上百萬低收入的外來務工者的唯一選擇。

北京望京花家地北里居民區，地面以上是住房，防空入口即是地下室。小區不遠處是中央美術學院、望京大廈和一些高檔社區。它和衆多居民區一樣，隱匿在望京的高樓大廈之中。

花家地北里302棟地下室距小區大門不到500米，樓旁有一扇鏽跡斑斑的鐵紅色大門，門上有一幅黃底黑字的橫幅廣告，“地下室招租”五個大字赫然呈現，兩側旁邊配以“手機有信號，安全有保障”的字樣。這樣的大幅招租廣告在花家地北里居民區十分常見。但事實上，跨進這道大門，走下36級臺階，除了狹窄的空間，陰暗的光線和雜亂的佈局，還有一眼望不到頭的幽深的走廊。

花家地北里302棟地下室，是這次周子書改造地下室的試驗田。

打破制度空間：連接農村與城市的中轉站

2012年1月18日，在中關村“愛創會﹒開放式創業”的舞臺上，周子書說：“給自己留三年時間，35 歲就應該把理想付諸實踐了。”那一年，他32歲，經營着自己的STA’nD工作室，設計並策劃國內外知名展覽。每天在“高大上”的交際圈遊走的他，還沒有關注地下空間這一個概念。

一次和工作室做飯的阿姨聊天讓他決定要給地下室換個樣子。“我們都叫她‘阿姨’，其實她才26歲。”林木村說道。林木村，周子書此次地下室改造項目的助手，彼時的她還在中央美院設計學院攻讀本科學位，“‘阿姨’就是北京地下室居民的一員，當時她住的地下室面臨被關閉的問題。”而周子書沒有想到，在自己工作室打工的阿姨就住在這所大樓的地下室裏，“我之前聽說地下室要被關閉了，所以好奇爲什麼，我可以做些什麼。”慢慢地，周子書將注意力集中在了城市地下公共空間的改造上。

2014年，周子書正在英國著名的中央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攻讀他的第二個碩士。“重新賦權——北京防空地下室的轉變”是他的畢業研究課題，一項以北京望京的一個居民樓人防地下室作爲研究對象的社會實驗項目。

在周子書看來，北京的地下室與紐約和倫敦的不同，它的所有權歸屬國家，是一個“制度空間”。

1986年，隨着城市化的發展，一種獨特的給外來移民居住的地下空間出現了，那就是北京居民樓下的人防地下室。爲了便於城市管理，1992年，政府部門提出“以用促管，以洞養洞”的方針，鼓勵使用人防工程，並收取一定使用費。當時的承租人開始利用人防工程開辦地下旅館，但數量並不多。 2004年，北京形成了人防工程出租的高峯，並逐年遞增。 2007年，政府開始設立調控目標，清理城市地下空間。

地下居民佔用小區內的公共草坪晾衣服，有時偷用地上居民的用電，居住在地上的人們要求清退地下室住戶的呼聲愈演愈烈。由於權責不明，地下室問題成爲一個僵局，也成爲中國諸多社會問題的一個縮影。

周子書認爲目前地下室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在有效管理人口增長的前提下，使包括地下北漂居民，樓上居民，社區，地下室房東，企業，民防局等的各個利益相關者都能從地下室的文化空間中獲益。

2014年1月，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創意產業要與服務產業相結合。在周子書看來，地下室可以成爲銜接農村與城市的橋樑，利於協助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教育問題，城市農村互相促進，抹掉兩者之間的差異性，爲下一步城鎮化發展奠定基礎培養人才並創造盈利。

建立空間正義：消弭地上地下的隔閡

2013年7月的一天，林木村戴着黑框眼鏡，騎着自行車，又開始穿梭於望京各大安置地下室的居民區中。此時的她，剛剛從中央美術學院畢業，與其他嚮往高端設計行業的同學不同，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協助周子書在望京進行田野調查。

“我是美術學院出身，乾的是採訪調研的活，我又沒學過，剛開始確實有點不適應。”在騎自行車走訪的三個月裏，林木村經常被認爲是記者，被大多數受訪的地下室房東和住戶拒絕。然而，三個月的走訪調查，徹底改變了她對於地下室的認知，“這裏有和我一樣想在這個城市追求夢想的年輕人。”

作爲改造地下室項目的設計師，周子書本人也是第一次接觸地下室這一空間，“第一次去感覺挺恐怖的，居民們共用一些基礎設施，環境和心理上對我來說有一些壓迫感。”然而，周子書爲了前期調研，走訪過卡拉OK、蹲守過24小時自助圖書館、做足療，每去一個地方，他都會向人打聽地下室的情況。終於有一天，他碰到了劉青。花家地北里302棟地下室的二房東。

第一次見面時，房東劉青與大多數人一樣，對周子書充滿疑惑，周子書靠天天在地下室掃地，聊天打開了僵局，“他總是來這裏找我們聊天。”在花家地北里的地下室租住的裁縫店老闆說道。爲了更好地融入到地下室的生活中去，周子書帶着簡單的生活用品，在地下室裏住了兩個星期。第二次溝通之後，劉東同意拿出一個房間做項目，還貢獻了自己用來娛樂的房間。

1990年，大衛﹒哈維提出“空間正義”的概念，即在城鄉區域發展中，追求資源分配效率之上要照顧不同的羣體的利益，尊重區域內每一位居民的基本權利，創造人人可享的基本保障和公共服務，提供均等自由的發展機會。24年後，周子書把哈維的這一理論作爲改造地下室的目標。

“技能交換室”是地下室改造設計項目的重要一環，這一設計旨在讓居住在地上的成功北漂與居住在地下正在打拼的北漂進行溝通交流，技能分享，消弭地上和地下的隔閡，“當你講出‘地下’兩個字，你就把地上地下排開了，我們做的不是‘地下’，而是一個社羣。”

周子書在調研時發現，租住地下室的大都是年輕人，大多從事服務行業，通過老鄉介紹或是個人打拼來到北京謀求生路。有的人不滿於現狀，想要另謀出路；有的人想要賺了錢回老家買一套自己的房子，擺脫地下室。然而，地下社羣的社交圈之匱乏，阻礙了他們通往地上的夢想。

十平米的房間內，牆面被繪製成中國地圖的樣子，周子書和林木村細緻地在地圖上標出了中國各省區的地理方位，天花板上垂下色彩各異的晾衣繩，參加交換的人，無論是來自地上還是地下，按照省份坐在繩子兩側，拉下一根繩子用掛鉤掛在家鄉的位置，寫上姓名、擁有什麼技能和需要學習什麼技能等信息。

晾衣繩是地下社羣的重要標誌。每天，陰冷潮溼的地下室總有晾不完的衣服，有時，地下的居民會前往地上，在社區公共草坪上晾衣服，引來和地上居民的矛盾。而周子書憑藉着掛鉤、晾衣繩和地緣概念，將地上和地下的界限打破，“在這個社羣裏，沒有人在意你是來自地上還是地下。以技能交換的方式激勵那些靠譜的年輕人相互鼓勵、相互扶持，這纔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改造地下室：並不只是純公益行爲

2011年，民防局又採取“關停一批、公益一批、規範一批”的辦法啓動對地下室的清理。按照相關部門要求，公益是地下室目前合法的用途之一。

“地下室項目不只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公益項目，實際上，它是要依靠一種社會企業的運作模式來實現自己的可持續發展。”

周子書對於地下空間的社會企業模式有着初步的設想：四分之一的房間提供給新生代農民工；四分之一的房間出租給年輕藝術家和設計師；四分之一的房間轉化爲教室和工作坊；其餘還有畫廊、咖啡館，並把一部分公共空間留給樓上居民使用。

“比如原需房租700元，而藝術家們租用工作室上交的房租是1500元，在1500元中拿出300元作爲農民工的補貼，那北漂們可能實際只需繳納400元。”

他將北京設定爲一個三維立體座標，以北京延伸的地下空間爲面，林立的地上寫字樓爲縱軸，分別在國貿、金融街、中關村等地設置地下工作坊，爲更多的地下年輕人學習相關產業知識創造一種可能性。

2014年6月，周子書向聖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上交了自己的畢業設計：“重新賦權——北京防空地下室的轉變”。最終，作爲這個專業十年來第一個以成績“A”畢業的中國學生，周子書完成了他人生中的第二個碩士。

同年10月24日，花家地北里302棟地下室，二房東劉青正在房間裏打遊戲機，他告訴記者，自從自己的地下室被改造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來的記者也多了，想要租房的也多了。”下午五點左右，劉東放下鼠標，檢查好門鎖，動身前往幼兒園接女兒。拿着鑰匙,走上通往地上的36級階梯，滿眼藍色的牆壁，那是周子書專門爲通往地上的地下居民設計的。因爲藍色，象徵着希望。

未來，他設想的未來是什麼？如果當未來的北京的地下城1.7萬套全都連到一起的時候，不同的類型的社區都能連到一起的時候，它們是更多是有相同興趣的有共同歸屬感認知的一個社羣。而今天我們城市裏面的社區其實上是行政尺度下的district，他說：我們未來做的是Community，而不是今天講的行政上的區域的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