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文梅 北京报道

“社会创新家”运作了三年了，感觉怎么样？还顺利吗？”《华夏时报》问道。

“哈哈，痛并快乐着，创新创业之路不容易走，但也很有收获。”听闻记者直截了当的提问， “社会创新家”发起人宋厚亮回之爽朗一笑，不无感慨。

2018年，由媒体人转型进入公益领域的宋厚亮尝试从内容角度对社会创新进行挖掘，建立一个平台，与所有的社会创新“正在进行时”进行互动和链接，最终形成一个社会创新的正向场域，“社会创新家”由此应运而生。

有公益人士认为，当下中国社会创新领域遇到的最大挑战，不是号召、倡导和沟通的问题，而是研究、落地和去模糊性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清晰的研究方向，提出一个稳健的研究问题，得到一个可以证伪的阶段成果，再将随之而来的共识柔性地植入具体的行动之中。

而在宋厚亮看来，改革开放40余年后，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站在走向未来的更高起点。想要在创新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公平中达成知行合一，“惟有知之愈明，方可行之愈笃”。

宋厚亮表示，“社会创新家”永远都会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只要有助于中国公益和社会创新的提升进步，多一点质疑，多一点批评，多一些不同角度的声音和探讨，他都照单全收。“我们就是要在纷繁中寻觅梳理更清晰的路径和未来，这恰恰是社会创新的本质。”

社会创新家精神是时代的呼唤

《华夏时报》：为什么要发起“社会创新家”教育培训项目？

宋厚亮：做了三年的“社会创新家”，使我有机会对中国公益与社会创新进行相对集中且深度的研究和观察。我们面对的群体主要是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的创始人和非创始人的秘书长，但即使是负责人，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属于社会创新家。

我们对标商业领域，所有的公司创始人或非创始人的CEO都称得上是“企业家”吗？其实未必。有些创始人就只能被称为“商人”或“生意人”，有的CEO也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的职业经理人，因为判断是否能够成为企业家其实有个核心标志，即是否拥有企业家精神。目前很多商学院都在弘扬和凸显“企业家精神”，并希望通过这种具有专业思考和行业深度的教育培训来影响更多企业界人士，因为这种理念的建构完成绝非在朝夕之间。

回过头再看，当下中国公益领域有没有类似于企业界推崇的企业家精神这种价值引领呢？如果没有，无论是公益行业的领导者还是从行业发展的现实需求来看，其实都缺少了内在的支撑力量。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中国公益领域关于发展和未来的各种争议层出不穷，来自行业内部的思想冲突和观念对立也特别的严重，我觉得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是公益领域没有核心共识和理念支撑，大家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互相不买账。那么我们投身公益事业究竟能不能够找到某种共同的东西，这是我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比如我们发起推动的“社会创新家”精神，就是要在纷繁的公益事业中找到我们需要的内核，外延你可以有任何争论，但这个内核不会变。就像企业家精神，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新兴互联网产业，都达成了业界共识。

《华夏时报》：在你看来，什么是“社会创新家”精神？

宋厚亮：简单来说，第一就是社会使命的驱动；第二，社会使命驱动下产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案。传统慈善大多是一种搬运工式的慈善，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许多社会问题越来越凸显某个系统的问题，就更需要系统的解决方案，以此来消弭和解决与之对应的社会问题。做好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来自于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解决方案。只有打好了这个“地基”，“社会创新家”的外延才有可能不断完善丰富，在此过程中，无论是社会创新家群体还是公益研究者，才有更为充足的资源为社会创新家精神提供多视角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和现实路径。

《华夏时报》：你创办“社会创新家”已经三年有余，据你观察，目前中国有没有真正的“社会创新家”呢？

宋厚亮：当下的中国，“社会创新家”一定是有的，且时代跨度比较大，从老一代到新一代，数量越来越多。我觉得目前需要的是不断强化“社会创新家精神”这种价值，坚定这种内在的力量，以夯实其发展。比如，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三十多年前发起了“希望工程”，解决贫困地区孩子的义务教育困境，当时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产生了至今都令人印象深刻的影响力。我觉得这就是“社会创新家精神”。中国发展到现在，从普遍意义上来说这个社会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但回首当年，徐永光用创新性的思维和系统性的解决方案大规模的解决了这个社会问题，这种精神依然值得学习和传承。

《华夏时报》：如何“强化”和“坚定”呢？

宋厚亮：我们还是可以对照商业，你会发现，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企业家群体十分崇尚企业家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他们主动学习和吸取其中“道”的层面，而非单纯学会如何熟练使用“术”来管理企业，他们对企业家精神的追求和敬畏一直保持到现在，尽管每个时期企业家们面临的商业问题可能大相径庭，但他们懂得呵护企业家精神这种价值内核。

同样，对于中国公益和社会创新事业发展来说，“术”可能千差万别，但公益人的“道”是否应该有所参照和倚重，进而殊途同归？这就需要在公益事业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针对已经具备“社会创新家”基础的群体，高扬社会创新家精神，需要持续的努力和教育。

“社会创新家”精神需要“术”与“道”的融合

《华夏时报》：“社会创新家”近期推出的教育计划具体怎么运作？

宋厚亮：从创新到引领，从使命到生命，我们要去帮助学习参与者建构一套“社会创新家”思维。我理解，这套教育体系既有“术”，也有“道”。其内容不仅与国家发展与治理紧密相关，而且会通过多种方式探寻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以及社会创新的原力究竟如何汲取和获得等多个重要关联问题。由于社会问题的跨界元素十分庞杂，所以社会创新家教育体系的建构肯定不是单一的师资可以完成，我们需要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管理学家以及在公益、商业具有丰富创造和成就的实践教授，为公益领导者行稳致远铸就思想之基。

《华夏时报》：现在林林总总的专业教育培训很多，“社会创新家”靠什么吸引业界人士？

宋厚亮：首先从我们邀请的导师这个层面来讲，他们都高度认同“社会创新家”要培养具有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公益领导者这一发心，他们认为沿着这个路径前行培养出来的公益机构领导者未来可能发挥的作用、体现的力量，将有不容忽视的重大价值。

我们特别邀请了著名历史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许倬云主讲“中国文化中的慈善精神”；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讲授社会阶层的变迁；希望工程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徐永光阐述他眼中公益与商业的关系，谈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发展；中国扶贫基金会原执行会长何道峰以其深厚的经济学养和多年公益实践经验，分享公益事业与生命个体的互哺和融合意义；敦和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陈越光对慈善文化深入研究多年，在他看来，慈善公益对于社会文明和伦理的正向影响从来不可小觑；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七任会长，同时也担任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的艾路明，以企业家的视角讲述他对“社会创新家”精神的认知与实践；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主讲公益的原问题……当然，我们的导师每一位都很卓越，在自身研究领域都有着独特的成果和价值体现，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想，随着教育培训和一线实践的深度交融，中国公益领域一定会涌现出更多值得关注的“社会创新家”，“社会创新家”精神也会随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华夏时报》：有关注公益的网友提出质疑，你邀请的导师都是“大佬”，但鲜有年轻代表。这些大佬大多数在60岁以上，在观念和意识方面很有可能固守自己的一套理念，没有年轻人加入的社会创新，如何称得上与时代同步的“创新”？

宋厚亮：这是个好问题。深厚的思想或者丰厚的知识，是不是只有年长者才拥有？不见得，很多年轻人也有，也可以做导师。但是年长者是不是就守旧了？不见得，许多年轻人就很守旧，中年人守旧的就更多——因为不再生长。去年，内卷这个词很火，大家用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指向一个行业，但是每一个个体，是不是也有内卷的问题？不再生长的人，不就是内卷吗？所以年龄不是问题，而是因人而异。导师如此，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如此。

《华夏时报》：社会创新在当下是个热词，但其实践在中国并不长。我注意到业界对此次“社会创新家”发起的教育培训有两个基本关注点：一是项目的可持续性；二是如何让某些层面的内容从务虚演进到务实，使其更具有实操性。这些问题你有答案吗？

宋厚亮：从项目的可行性来说，推出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机构调研，深入了解和挖掘了公益机构领导者和社会创新先锋的实际想法和真实需求，所以对于他们的诉求我们有着基本的了解和理解，在此基础上，参照国内外接受度和认可度最高的商业学习项目，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学习模块开发设计。做“社会创新家”群体的引领和创新，没有这些基本的维度做支撑是走不远的。我们既要兼顾学习的可持续性，也要照顾到每个人对公益和社会创新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将其自然融入到每一段学习旅程当中，让公益之心与个体生命的思想交锋有机融合，这样的体验和滋养还是非常难得的。

我们有一门课程叫做“公益使命与生命安顿”，这样的课程设置在公益领域从未有过。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课程设置？通常而言，公益领导者大多都在40岁-60岁之间，人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势必会面临很多内在的冲突，既有担负公益使命的社会压力，也有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更有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跟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这种内在的冲突等等。这些问题解决的好，当然会良性循环，可以将机构和团队带领的很好，发展的很好。反之，如果解决不好，就会使得这些原本就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日益严重，对机构、团队甚至家庭的负面影响也就可想而知。这些问题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不虚无缥缈，处理的好坏妥当与否，结果大相径庭。

我们提出 “社会创新家”精神，最终还要靠社会创新家们在实践与学习中共同丰富完善。这也是“社会创新家”教育项目这个学习共同体的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