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chinatimes.net.cn）記者文梅 北京報道

“社會創新家”運作了三年了，感覺怎麼樣？還順利嗎？”《華夏時報》問道。

“哈哈，痛並快樂着，創新創業之路不容易走，但也很有收穫。”聽聞記者直截了當的提問， “社會創新家”發起人宋厚亮回之爽朗一笑，不無感慨。

2018年，由媒體人轉型進入公益領域的宋厚亮嘗試從內容角度對社會創新進行挖掘，建立一個平臺，與所有的社會創新“正在進行時”進行互動和鏈接，最終形成一個社會創新的正向場域，“社會創新家”由此應運而生。

有公益人士認爲，當下中國社會創新領域遇到的最大挑戰，不是號召、倡導和溝通的問題，而是研究、落地和去模糊性的問題。首先是一個清晰的研究方向，提出一個穩健的研究問題，得到一個可以證僞的階段成果，再將隨之而來的共識柔性地植入具體的行動之中。

而在宋厚亮看來，改革開放40餘年後，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新時代，站在走向未來的更高起點。想要在創新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社會公平中達成知行合一，“惟有知之愈明，方可行之愈篤”。

宋厚亮表示，“社會創新家”永遠都會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平臺，只要有助於中國公益和社會創新的提升進步，多一點質疑，多一點批評，多一些不同角度的聲音和探討，他都照單全收。“我們就是要在紛繁中尋覓梳理更清晰的路徑和未來，這恰恰是社會創新的本質。”

社會創新家精神是時代的呼喚

《華夏時報》：爲什麼要發起“社會創新家”教育培訓項目？

宋厚亮：做了三年的“社會創新家”，使我有機會對中國公益與社會創新進行相對集中且深度的研究和觀察。我們面對的羣體主要是公益組織和社會企業的創始人和非創始人的祕書長，但即使是負責人，也並不意味着就一定屬於社會創新家。

我們對標商業領域，所有的公司創始人或非創始人的CEO都稱得上是“企業家”嗎？其實未必。有些創始人就只能被稱爲“商人”或“生意人”，有的CEO也只能算是一個普通的職業經理人，因爲判斷是否能夠成爲企業家其實有個核心標誌，即是否擁有企業家精神。目前很多商學院都在弘揚和凸顯“企業家精神”，並希望通過這種具有專業思考和行業深度的教育培訓來影響更多企業界人士，因爲這種理念的建構完成絕非在朝夕之間。

回過頭再看，當下中國公益領域有沒有類似於企業界推崇的企業家精神這種價值引領呢？如果沒有，無論是公益行業的領導者還是從行業發展的現實需求來看，其實都缺少了內在的支撐力量。最近這幾年，我們看到中國公益領域關於發展和未來的各種爭議層出不窮，來自行業內部的思想衝突和觀念對立也特別的嚴重，我覺得這背後的根本原因就是公益領域沒有核心共識和理念支撐，大家你說你的，我說我的，互相不買賬。那麼我們投身公益事業究竟能不能夠找到某種共同的東西，這是我思考最多的一個問題。比如我們發起推動的“社會創新家”精神，就是要在紛繁的公益事業中找到我們需要的內核，外延你可以有任何爭論，但這個內核不會變。就像企業家精神，不管是傳統行業還是新興互聯網產業，都達成了業界共識。

《華夏時報》：在你看來，什麼是“社會創新家”精神？

宋厚亮：簡單來說，第一就是社會使命的驅動；第二，社會使命驅動下產生的創新思維和創新方案。傳統慈善大多是一種搬運工式的慈善，隨着社會發展變化，許多社會問題越來越凸顯某個系統的問題，就更需要系統的解決方案，以此來消弭和解決與之對應的社會問題。做好這個系統工程的基礎來自於創新的思維和創新的解決方案。只有打好了這個“地基”，“社會創新家”的外延纔有可能不斷完善豐富，在此過程中，無論是社會創新家羣體還是公益研究者，纔有更爲充足的資源爲社會創新家精神提供多視角多元化的發展方向和現實路徑。

《華夏時報》：你創辦“社會創新家”已經三年有餘，據你觀察，目前中國有沒有真正的“社會創新家”呢？

宋厚亮：當下的中國，“社會創新家”一定是有的，且時代跨度比較大，從老一代到新一代，數量越來越多。我覺得目前需要的是不斷強化“社會創新家精神”這種價值，堅定這種內在的力量，以夯實其發展。比如，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三十多年前發起了“希望工程”，解決貧困地區孩子的義務教育困境，當時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產生了至今都令人印象深刻的影響力。我覺得這就是“社會創新家精神”。中國發展到現在，從普遍意義上來說這個社會問題已經不存在了，但回首當年，徐永光用創新性的思維和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大規模的解決了這個社會問題，這種精神依然值得學習和傳承。

《華夏時報》：如何“強化”和“堅定”呢？

宋厚亮：我們還是可以對照商業，你會發現，無論是歐美還是日本，企業家羣體十分崇尚企業家精神的傳承和發展，他們主動學習和吸取其中“道”的層面，而非單純學會如何熟練使用“術”來管理企業，他們對企業家精神的追求和敬畏一直保持到現在，儘管每個時期企業家們面臨的商業問題可能大相徑庭，但他們懂得呵護企業家精神這種價值內核。

同樣，對於中國公益和社會創新事業發展來說，“術”可能千差萬別，但公益人的“道”是否應該有所參照和倚重，進而殊途同歸？這就需要在公益事業不斷推進的過程中，針對已經具備“社會創新家”基礎的羣體，高揚社會創新家精神，需要持續的努力和教育。

“社會創新家”精神需要“術”與“道”的融合

《華夏時報》：“社會創新家”近期推出的教育計劃具體怎麼運作？

宋厚亮：從創新到引領，從使命到生命，我們要去幫助學習參與者建構一套“社會創新家”思維。我理解，這套教育體系既有“術”，也有“道”。其內容不僅與國家發展與治理緊密相關，而且會通過多種方式探尋社會問題的根源所在，以及社會創新的原力究竟如何汲取和獲得等多個重要關聯問題。由於社會問題的跨界元素十分龐雜，所以社會創新家教育體系的建構肯定不是單一的師資可以完成，我們需要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法學家、管理學家以及在公益、商業具有豐富創造和成就的實踐教授，爲公益領導者行穩致遠鑄就思想之基。

《華夏時報》：現在林林總總的專業教育培訓很多，“社會創新家”靠什麼吸引業界人士？

宋厚亮：首先從我們邀請的導師這個層面來講，他們都高度認同“社會創新家”要培養具有社會使命感和責任感的公益領導者這一發心，他們認爲沿着這個路徑前行培養出來的公益機構領導者未來可能發揮的作用、體現的力量，將有不容忽視的重大價值。

我們特別邀請了著名歷史學家，美國匹茲堡大學榮休教授許倬雲主講“中國文化中的慈善精神”；著名社會學家，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講授社會階層的變遷；希望工程創始人、南都公益基金會名譽理事長徐永光闡述他眼中公益與商業的關係，談社會企業與影響力投資在中國的發展；中國扶貧基金會原執行會長何道峯以其深厚的經濟學養和多年公益實踐經驗，分享公益事業與生命個體的互哺和融合意義；敦和慈善基金會理事長陳越光對慈善文化深入研究多年，在他看來，慈善公益對於社會文明和倫理的正向影響從來不可小覷；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第七任會長，同時也擔任武漢當代科技產業集團董事長的艾路明，以企業家的視角講述他對“社會創新家”精神的認知與實踐；來自中國農業大學的文科資深講席教授李小云主講公益的原問題……當然，我們的導師每一位都很卓越，在自身研究領域都有着獨特的成果和價值體現，我就不一一列舉了。我想，隨着教育培訓和一線實踐的深度交融，中國公益領域一定會湧現出更多值得關注的“社會創新家”，“社會創新家”精神也會隨之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華夏時報》：有關注公益的網友提出質疑，你邀請的導師都是“大佬”，但鮮有年輕代表。這些大佬大多數在60歲以上，在觀念和意識方面很有可能固守自己的一套理念，沒有年輕人加入的社會創新，如何稱得上與時代同步的“創新”？

宋厚亮：這是個好問題。深厚的思想或者豐厚的知識，是不是隻有年長者才擁有？不見得，很多年輕人也有，也可以做導師。但是年長者是不是就守舊了？不見得，許多年輕人就很守舊，中年人守舊的就更多——因爲不再生長。去年，內卷這個詞很火，大家用這個詞的時候往往指向一個行業，但是每一個個體，是不是也有內卷的問題？不再生長的人，不就是內卷嗎？所以年齡不是問題，而是因人而異。導師如此，我們每個人也都是如此。

《華夏時報》：社會創新在當下是個熱詞，但其實踐在中國並不長。我注意到業界對此次“社會創新家”發起的教育培訓有兩個基本關注點：一是項目的可持續性；二是如何讓某些層面的內容從務虛演進到務實，使其更具有實操性。這些問題你有答案嗎？

宋厚亮：從項目的可行性來說，推出前期我們做了大量的機構調研，深入瞭解和挖掘了公益機構領導者和社會創新先鋒的實際想法和真實需求，所以對於他們的訴求我們有着基本的瞭解和理解，在此基礎上，參照國內外接受度和認可度最高的商業學習項目，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學習模塊開發設計。做“社會創新家”羣體的引領和創新，沒有這些基本的維度做支撐是走不遠的。我們既要兼顧學習的可持續性，也要照顧到每個人對公益和社會創新不同的理解和詮釋，將其自然融入到每一段學習旅程當中，讓公益之心與個體生命的思想交鋒有機融合，這樣的體驗和滋養還是非常難得的。

我們有一門課程叫做“公益使命與生命安頓”，這樣的課程設置在公益領域從未有過。爲什麼要提出這個課程設置？通常而言，公益領導者大多都在40歲-60歲之間，人到了這個年齡階段勢必會面臨很多內在的衝突，既有擔負公益使命的社會壓力，也有來自家庭內部的壓力，更有個人社會價值的實現跟個體生命價值的實現這種內在的衝突等等。這些問題解決的好，當然會良性循環，可以將機構和團隊帶領的很好，發展的很好。反之，如果解決不好，就會使得這些原本就存在的矛盾和衝突日益嚴重，對機構、團隊甚至家庭的負面影響也就可想而知。這些問題實實在在地存在着，並不虛無縹緲，處理的好壞妥當與否，結果大相徑庭。

我們提出 “社會創新家”精神，最終還要靠社會創新家們在實踐與學習中共同豐富完善。這也是“社會創新家”教育項目這個學習共同體的價值所在。

責任編輯：方鳳嬌 主編：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