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職業電競浪潮中，勸離那些想喫“螃蟹”的孩子

澎湃新聞記者沈文迪實習生常澤昱

“我孩子有沒有可能打職業？” 、“能不能讓我孩子回去上學？”家長們通常會懷揣其中一個問題找到侯旭，或面帶期許，或手足無措。

侯旭大學畢業後就在電競業從事幕後工作，直到2017年創辦了成都翼之夢電競培訓中心，爲俱樂部輸送電競選手。

電競業風頭正勁，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被吸引前來做“喫螃蟹的人”。而走專業化道路的選手，天賦與努力缺一不可，能脫穎而出的是鳳毛麟角，更多來參加培訓的人被侯旭潑冷水勸退，無奈放下“螃蟹”。

勸退的事經由媒體擴音後，來自全國各地的家長們將這家培訓中心視作給孩子戒網癮的救命稻草，這讓侯旭哭笑不得。

他和同事們由此觸碰到各色“勸退”的案例，他們發現，遊戲成癮可能只是孩子迷失的表象。“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冰塊放在太陽底下。但前提是，家長他得先願意變成太陽纔行。”該培訓中心學生管理、心理教師左佩陶說。

以下爲侯旭與左佩陶的口述。

“喫螃蟹”的人

侯旭：做電競教育這件事，一直埋在我心中。20多年前我也是電競愛好者，因爲恰逢高考，我放棄了走職業的道路，大學畢業後我先後在不同的電競職業俱樂部工作過，轉做幕後——裁判、賽事記者、編輯等等。

從愛好者的角度來說，國內的電競氛圍是不錯的，但一直以來缺少成熟的體系，很多管理人員都是退役選手，沒有受過高等教育。

我就在想，能不能像足球、籃球學校一樣，從青訓做起，爲職業俱樂部輸送苗子；同時還可以像健身房一樣，讓喜歡遊戲的人來這裏提升水平，而不是靠着遊戲代練。

於是我們創立了這家電競培訓中心，每年招收學員也就50多位，2020年因爲疫情一個學員沒招。

這幾年來諮詢我們的家長，無論是電話裏還是現場領着孩子來的，會問兩個問題，“我孩子有沒有可能打職業？”、“能不能讓我孩子回去上學？”

單問前一個問題的家長大多是75後，比較開明，自己小時候就接觸過遊戲，並沒有把遊戲當成洪水猛獸。他們願意讓孩子試試，看有沒有天賦。如果沒有，就讓孩子把遊戲當成正常的興趣愛好，每天玩一會，不要過度。

而迫切詢問第二個問題的家長，他們的孩子當時的狀態往往是已經休學或輟學的，甚至有些還患上了心理疾病。

能不能把孩子勸回去讀書，我們也不會跟家長打包票，從我們以往的經驗來看，成功率在30%~40%，因爲很多孩子不願意回學校的原因其實不在遊戲上，而是另有隱情。

來參加電競培訓的都是什麼樣的孩子呢？

一種孩子是自己主動要求過來的，我們要求必須有監護人陪同。這種孩子對電競非常執着，在同齡人之間遊戲水平相對較高，想試試自己有沒有機會進入職業隊，通常是比較積極的。

你能看到他們剛來時臉上的那種興奮和自信，想要迫不及待地開始訓練，但最終能脫穎而出選拔到職業隊的，可能也就5%。

我們招收學員的年齡層次在14~18歲，大家都知道電競是喫青春飯的。也有個別12歲或者20歲的孩子過來，這種屬於興趣愛好培養，他們本身在學校成績很好，週末來這裏打遊戲就當學畫畫、彈琴一樣。

而另一種是父母硬拉過來“戒網癮”的孩子。這樣的孩子剛來時臉上寫滿了懷疑，防備心比較重，跟誰也不說話，家長也向我們隱瞞了很多信息，我們只能通過後期的溝通才能慢慢走進孩子內心。

撞一把職業電競的“南牆”

左佩陶：小梁（化名）就屬於第一種孩子。他戴着眼鏡，挺斯文，2018年夏天來的，那時18歲，上高二，山西人，來之前給我們打過一個電話諮詢，沒多久就一個人拎着行李箱出現在了培訓中心。

我不放心，給他家長打了電話，他們也知道孩子情況，同意他來試試，小梁就自己交錢住了下來。

小梁說話的語氣、邏輯各方面都挺正常，家長也支持，他自己懷揣着電競的夢想，想要在高考前追一次夢。他自己也說了，給自己一個月時間，如果真的不行，就乖乖回去讀書。

我們中心的課程安排，大致是上午9點開始進行基本功或個人針對性訓練，下午模擬職業戰隊進行團隊比賽，結束後立即進行復盤，晚上自由訓練，期間還要穿插各種心理輔導。

訓練的強度其實並不大，可能只有職業俱樂部的一半，但僅僅是這樣的強度，很多孩子都受不了，半途而廢了。

小梁算是極其自律的，他來中心的時間裏，基本上每天早上是他來叫我們打開訓練室的門，訓練時也不用人監督，只需要教練給予專業上的指導就行。我們知道他的家庭並不富裕，因此他格外珍惜這次機會。

但很可惜，小梁仍然沒有走上職業的道路。

他是一個非常情緒化的選手，比如被激怒了，他的靈敏度和反應就會提升，操作比平時加強一個檔次，這歸因於腎上腺素的分泌。

但我們在組織線下學員比賽時發現，雙方隊員握手時小梁手都在抖，對面和他一樣也是素人，這樣的心理素質導致他無法發揮出正常的水準，自然也就和職業無緣。

學員參加線下比賽。

大概在學業結束前八九天，我和他做了一次面談，直截了當地說，他沒辦法打職業。他當時就大哭，我現在想起來還有點後悔，是不是應該委婉一點告訴他呢。

後來他自己也慢慢想開了，放下了包袱，結束課程後回去上學了，去年參加了高考。

侯旭：像小梁這種孩子是讓我們比較省心的，也是我們勸退的主要人羣。

網上有人說，“讓孩子經受社會的毒打”、“用魔法打敗魔法”，其實都是玩笑話。十多歲這個年紀，正處於叛逆期，家長老師單純的說教可能聽不進去，那麼就讓他們親身體驗一次，讓他們看到自己和別人的差距，分清什麼是現實、什麼是臆想。只有撞了南牆，他們纔會死心。

當然也有孩子還是不死心，我們就告訴他們，回去好好讀書，電競行業裏並不只有職業選手，它還包括很多很多。

2016年教育部發布了電競相關的增補專業，我想這也許就是一個契機。2017年，中國傳媒大學、四川電影電視學院等學校陸續開設電競相關專業，專業涵蓋電競管理、電競解說、電競運營及賽事等不同領域。

教師在講授電競產業課程。

從隱祕角落到虛擬世界

侯旭：我們也接觸過很多並非自願來到中心的孩子。

在我的印象裏，可能只有30%~40%的孩子是因爲喜歡遊戲才沉迷，他們看到很多遊戲主播鼓勵孩子去追求電競夢，越陷越深。更多孩子打遊戲是爲了逃避現實中的苦難、挫折或者壓力，比如說校園暴力。

左佩陶：小剛（化名）來中心的時候14歲，當時休學了，父母兩人一起送來的，滿臉愁容。

小剛的家庭比較殷實，父母跟我們反映孩子因爲打遊戲不愛上學，多次轉校也無濟於事，他們希望我們能幫忙把孩子勸回學校。

我記得第一次和他面對面，兩張電競椅就隔了半米，我試探性地跟他閒聊，不談學校不談父母，就問喫了沒，喜歡玩什麼遊戲，這次來買了些什麼，通過這些問題去預判他的心理狀況。小剛基本上問一句擠一句，低着頭玩手指，非常內向。

後來，除非他被關在了訓練室，需要外面的人幫忙開門，他纔會主動開口。教練在指導他訓練時，他會聽得很認真，做筆記，但跟同齡人還是基本不說話。

培訓中心教師指導學生訓練

大概過了半個月，他對這裏的環境慢慢熟悉，跟周圍的人有了共同語言，才慢慢放下戒備。我們通過旁敲側擊、讓學員去半聊半問，大概知道了小剛的情況，後來也在父母那裏得到了印證。

他說自己在上初中時，父母給他找了當地最好的學校就讀，但由於本身成績不佳，屬於班裏的吊車尾，老師就給他穿小鞋，甚至還發動同學孤立他。

慢慢地，他變得自卑，受不了周圍的環境，就跟父母說想轉學。轉了幾次下來，情況並沒有好轉，最後他對自己、對學校失去了信心，只剩下恐懼。

其實我們在給他上課的時候，發現他對遊戲並不是多上心，他也不想成爲職業選手或者主播，他就是單純打發時間——“不上學在家又能幹嘛呢？”

後來我們把這個情況跟小剛的父母溝通，原來家長早就心裏有數，他們只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侯旭：像小剛父母這種隱瞞孩子真實情況的案例還挺多的，大概佔了一半。對此我們也能理解，站在父母的角度，他們覺得家醜不可外揚，同時也擔心我們知道情況後不接收孩子。

但我們只是一家電競培訓機構，並不是專業的心理輔導機構，我也不是教育方面的專家，對於孩子的心理創傷很多時候也無能爲力。

小剛最後還是不願意再回到學校，父母給他請了私教在家上課。

自從媒體報道我們勸退孩子打遊戲後，來諮詢的家長更多了，光1月18日、19日兩天就接到了近150個諮詢電話，大多都想讓我們幫忙把孩子勸退。

但我希望，家長們還是能夠在孩子出現問題後，努力尋找問題的根源在哪裏，而不是把我們當成網戒學校。

被“綁”去勸退“網癮少年”

左佩陶：我開始不知道，19歲的小明（化名）被送去過豫章書院戒網癮。

他的父母是當地的公務員，第一次來中心諮詢情況，幾乎是居高臨下的審問式詢問。後來他的父母在某個午後又來了，指名道姓地找到我，聊小明的情況聊了一個多小時，說小明多次離家出走，找不到人，電話也不接，父親通過關係找到了他，還派了人盯梢，但不敢驚動，請我去一趟外地把孩子接過來。

期間，父母不斷給我灌輸他們的教育是多麼努力，但在我看來都是教育上的忌諱。比如過早地讓孩子接觸到不該接觸的人，7歲上官場給人敬酒；在該看動漫的年紀看上了政府工作報告，看完還要發表感想。

父母始終覺得，孩子一定是遇到了什麼問題，比如沉迷遊戲。但我大概已經知道了，問題出在父母身上。

當天我就被火急火燎地拉上車去了外省，跟綁架似的。

到了目的地，是一個網吧，小明在二樓的包間，他也沒有開機，就看着窗外。對面是一家賓館，他用身份證開了一間房。後來我才明白，他擔心用身份證上機會被查到，他盯着賓館，看有沒有人來找他。

我都驚呆了，這種反偵察意識不該出現在一個剛成年的孩子身上。當他看到我們的時候，表現得很鎮定。

當晚我和孩子住在一起，我基本沒睡，跟他聊天。他表面上說自己對電競很感興趣，但實際上他對於一些電競故事和見聞的反饋很少，我就判斷他是裝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帶他回去了，後來的十幾天我一直住在中心，生怕他又跑了。小明剛來的時候，是個表現欲非常強烈的孩子，什麼東西都要爭第一，即使不知道問題的答案，他也要搶着舉手。

他的日常表現也非常浮誇，見人就示好，要跟人擁抱，同時面帶誇張的笑容。他還喜歡一個人唱歌，聲音很大，從不顧及周圍人的感受。

通過與小明父母的溝通，我才瞭解到他曾被送去豫章書院。我看到一張照片，他穿着迷彩服，身形還很瘦，父母說當時書院教得可好了，他很聽話，幾乎沒有被打過。

但我們有一次無意中發現，與平時看起來友好熱情的一面並不同，小明在打遊戲時易怒，表情猙獰。我基本判斷小明平日裏“戴着”人格面具，有表演型人格傾向。

侯旭：小明當時被抓到豫章書院期間爲了少喫苦頭，戴上“面具”演戲給教官看，教官讓他幹嘛他就幹嘛，其實他心存怨恨，慢慢變成兩面派。

小明早年屬於“別人家的孩子”，因爲家裏資源好，他受到了各種教育，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人設和自尊心。

但大概在初二、初三的時候，他的能力跟不上，學業開始出現下滑，可能不是墊底那種程度，但至少他自己是不能接受的，來自父母和同學的壓力又一點點積壓，他開始玩遊戲，想把成績下滑全部歸咎於遊戲。

有一天，他離家出走了，父母找了很久才找到，他繼續演，父母也沒打罵他，後來陸續又離家了幾次。父母沒辦法，把孩子送到了豫章書院，想通過外力來改變他。

可剛從那裏出來的第一天，他就偷了家裏的錢又離家出走了，反反覆覆之後，父母找到了我們，想讓我們勸退他。

起初他對我們是不信任的，以爲我們也是給他戒網癮的，但半個月下來，他自己也意識到了戒網癮和電競培訓的區別。最後父母覺得他已經一個月沒有跑出去了，就把小明接回去了，他前後在中心待了兩三個月。

左佩陶：第一個月的時候，我先和他嘗試共情，讓他對我產生信任，讓他意識到我是在幫他，而不是幫家長。

然後開始給他進行暴露療法，簡單來說就是你有心理問題，這是你的痛點，我直接把這個痛點告訴你。

這期間有一次他哭了，他說很多時候自己不知道該怎麼辦，我就給他設置了一個“開關”，怎麼判斷一件事可以拒絕去做——只要覺得做了是彆扭的，不做也是彆扭的，那就拒絕。再不明白，就讓他打電話給我。

小明離開後我做過兩次回訪，第一次是他離開後沒多久，他已經回去上學了；第二次大概是在2020年新年，他給我發消息祝福，我順便問了問他的近況，他說自己已經離開家鄉，在外地做一項棋類運動的教師。

從聊天的情況來看，至少從整個人的說話風格，給我的感覺沒那麼浮誇了，成了平實、從容的人。

“把冰塊放在陽光底下”

左佩陶：很多時候，沉迷遊戲只是一個表象，很多家長喜歡把現象歸結成原因，認爲孩子是因爲遊戲才迷失。

如果一個孩子有心理問題，主要原因還是出在原生家庭，家長不願意承認這個原因，玩遊戲就自然成了一種“病”。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化冰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冰塊放在太陽底下。但前提是，家長他得先願意變成太陽纔行。

如果你把孩子送到楊永信、豫章書院那裏，只會成爲孩子的另一個夢魘。

侯旭：真正想要勸說孩子擺脫對遊戲的沉迷，迴歸到正常的學業，最優先的還是從家長自己做起。

我在和家長的接觸過程中，發現很多家長的手段比較粗暴，讓本不嚴重的矛盾不斷激化。比如說家長規定孩子每天只能玩一個半小時，時間到了立馬就斷網或收回手機。但一局遊戲的時間不是固定的，比如王者榮耀或和平精英，你至少讓孩子打完這局，否則中途掉線不僅影響孩子的賬號成績，還會引發孩子與遊戲好友之間的矛盾，這是孩子很在乎的東西，會讓他們覺得不受尊重和理解，產生非常強烈的負面情緒。家長要找到合適的方法去和孩子溝通交涉，而不是一刀切地去禁止。

再說到電競層面，其實我在和高校合作初期也發現，有學校對電競的理解存在偏差，以爲會打遊戲就是電競，其實電競涵蓋了很多，僅從設置的課程上，就有運動訓練學、賽事管理、俱樂部管理、主持解說等。

根據四川電影電視學院數據統計，川影第一批電競專業畢業生，20%在各類各層級的電子競技俱樂部從事策劃和管理工作；14%在主播工會做電競主播；6%從事和電競培訓和藝考培訓有關的工作；34%在其它與電競和遊戲有關的數字娛樂行業工作。從事電競相關的超過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