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房打破21項紀錄，但《我的姐姐》註定被罵
本文有輕微劇透，如有介意請停止閱讀。
深燃（shenrancaijing）原創
作者 | 李秋涵
編輯 | 魏佳
《你好，李煥英》之後，又一部女性視角的電影火了。
燈塔專業版數據顯示，電影《我的姐姐》上映4天，總票房達4.4億，持續位列單日票房首位，還超過進口視效大片《哥斯拉大戰金剛》，拿下2021年清明檔綜合票房冠軍。更爲重要的是，其上映6天，累計票房突破5億，打破中國影史清明檔票房、人次等21項紀錄。
不過和《你好，李煥英》一邊倒的好評不同，在輿論上，《我的姐姐》就沒那麼“風光”了。
影片圍繞一個極致兩難的問題展開，重男輕女的父母意外去世，24歲的姐姐有不得不追求的去北京讀研深造的夢想，而“陌生”的6歲弟弟還沒有生活能力，姑姑家負擔太重、舅舅不靠譜，姐姐只能在放棄讀研夢想扶養弟弟或送走弟弟之間二選一。
電影結局是，弟弟到了領養家庭，姐姐在被要求籤訂不再見弟弟的協議時，沒有落筆，帶着弟弟跑出門，相擁而泣。結局模棱兩可，輿論吵開了鍋。
一部分觀衆對劇中人物充滿共情，認爲影片直面“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將理性與情感，家庭傳統觀念與自我價值的對撞展現了出來，一部分觀衆對結局感到不滿，認爲這是一部“長篇鋪墊美化宣揚扶弟行爲的作品，糖衣炮彈式的摧殘女性”，“典型的男權社會下的政治正確”。
不少觀衆甚至怒打出一星，致使豆瓣評分從7.9降至7.2。而在深燃與業內人士、影評人、不同性別觀衆的交流裏，《我的姐姐》的評價同樣陷入了兩極。
到底是什麼讓《我的姐姐》輿論如此割裂？《我的姐姐》被罵冤嗎？“正是《我的姐姐》爲自己製造了這場困局”，一位業內人士對深燃表示。
《我的姐姐》爲什麼火了？
薇薇說她作爲觀衆，第一次在電影院裏落淚好幾次。
女主人公安然讓她想到了作爲姐姐的自己，而電影中姑媽的經歷讓她想到了媽媽，也是受重男輕女思想影響，早早工作供養家裏人，“她到現在還經常唸叨，如果家裏同意她唸書，她或許會有不一樣的人生。”
不止一位女性觀衆對深燃表示，在影片中看到了自己或者親人經歷過的不平等的成長經歷。可以將《我的姐姐》的故事總結爲兩條主線，一條線講述的是姐姐在重男輕女環境下面臨的家庭、情感、工作各環節的女性困境，一條線則是姐姐與陌生弟弟的相處與情感升溫，展現親情的溫度，前者解釋了爲什麼姐姐不願扶養弟弟的原因，而後者呈現了姐姐爲什麼越來越難以割捨弟弟的理由。在第一條線上，《我的姐姐》的確做到了讓女性觀衆共情。
爲了以戲劇化方式高濃度呈現女性困境，編劇將女性在現實生活裏可能面臨的困境都濃縮在了女性角色安然上，並以寫實的方式，完整的呈現了出來。
比如家庭裏，爸爸重男輕女，在計劃生育的限制下，爲了想要二胎，讓小時候的安然假裝殘疾。安然高考填報志願時，父母爲了讓女兒早些結婚養家，將她省外大學的臨牀醫學專業改爲了省內大學的護理專業。
在感情裏，與安然相戀5年的男友是一個依賴家人的“媽寶男”，她第一次去男友家裏見家長時，對方母親就把抱孫子的話掛在了嘴邊，一筆勾勒出女性在婚戀中要融入新家庭，面臨着爲新家庭生育和犧牲的困境。而在工作裏，護士身份及地位也讓安然也並不受尊重，這一職業在現實生活裏，也主要由女性構成。
“它是通過安然生活的每一個圈子，生活、愛情、工作，去描繪整個社會對女性形成的銅牆鐵壁式的困境”，知名電影博主董小姐告訴深燃。
不僅如此，《我的姐姐》還借安然姑媽這個角色，充分展示了上一代女性更艱難的生存困境：有才華的姐姐，把唸書的機會讓給弟弟，在弟弟需要的時候照顧弟弟的孩子，結婚後要照顧癱瘓的丈夫，兒女也並不足夠聽話懂事。她過着與才華不匹配的生活，是重男輕女時代背景下的犧牲品。
安然與姑媽，兩代人的困境與對話，有新舊思想的交鋒，也有同樣身爲女性的同情與理解，這都是讓觀衆共情與動容的地方，也是兩人喫西瓜那場戲，被討論最多的原因。
除此之外，和以往女性電影不一樣的是，《我的姐姐》塑造了一個清醒的女性。儘管創作者將所有女性在社會中可能會面臨的不平等遭遇，都加在了安然身上，但她性格倔強，想要衝破一切牢籠，符合當下人們對新時代女性的期待，這也是女性議題電影中較爲難得的人設。
安然與男朋友的相處是讓董小姐印象最深刻的場景之一。一個真正愛她的人，明白兩人的目標不一致時，還是決然選擇了分手，“這也是很大的考驗，女孩子真的要獨立的話，不光是要面臨冷言冷語，還是要淌過愛，要淌過森林、淌過險灘，還要淌過鮮花，才能去面對她的大海。”
這都是《我的姐姐》值得肯定的地方，用董小姐的話來說，“片子臺詞很簡單，但就是捅你心窩子”。
《我的姐姐》爲什麼被罵？
和高票房相反的是，在豆瓣上，“太多人叫女性認命了，現在甚至女導演也如此”、“它本可以是《何以爲家》，但它選擇了《以家人之名》”，“姐姐最後還是當了伏地魔（扶弟魔），什麼三觀”等觀點佔領評論區，並獲得了高票贊。
爲什麼極致呈現女性困境的《我的姐姐》，還被部分觀衆吐槽？
目前的爭議點出現在結局上。儘管以開放式結局結尾，但姐姐拉着弟弟從領養家庭跑出，在一段上坡路上踢皮球的鏡頭，讓部分觀衆更傾向於解讀爲，“姐姐還是沒有割捨下弟弟”。“相當於推翻了安然電影前半部分的堅持，繞了半天，還是迴歸了主流意識，前半部分的女性主張全都沒了，會有觀衆會很生氣”，一名業內人士表示。
在他看來，在《我的姐姐》現有的故事框架下呈現女性困境，對主人公安然的形象塑造完成度越高，罵聲反而會越狠。
爲什麼這麼說？
這還得從劇本的誕生聊起。編劇遊曉穎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創作契機，先是二胎政策開放時關注到大齡一胎和二胎的微妙關係，雖然有提到“特別是姐弟之間，有點像媽媽和兒子的感覺”，但落腳點還是，“個體的選擇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羈絆，促使我寫了這個故事”，先注意到的是二胎話題，一開始的創作契機是倫理角度，而不是女性議題角度。
初期劇本名字《踢皮球》也可見一斑。根據編劇的描述，“皮球”指的是年幼的弟弟，也指重男輕女不受重視的姐姐，加上“踢”，可以解讀爲姐弟在各路人的私心下，被踢來踢去無人照顧的殘酷現實。編劇還提到，一開始電影想做得更衆生相一些，主創討論過後，決定拎出最能觸動人心的姐弟線，纔將片名改爲了《我的姐姐》。
除此之外，將女主角安然的職業更明確化的改爲護士，在劇本後期加上孕婦冒着生命危險也要生兒子的橋段，都是向女性議題靠攏的過程。也就是說劇本將起初要展現的“人”的困境，改爲了“女性”的困境，有了更強的性別意識。
這樣改的好處是，的確引發了女性的共鳴和話題，但也因此埋下了難以自圓其說的“雷”。
由於一開始的切入點是兩胎之間年齡間隔大導致的倫理問題，也就是說不管主人公兩人，是兄妹、姐弟、兄弟、姐妹等怎樣的關係，都將面臨這個兩難選擇。
比如當主人公是哥哥，一條線講述年長的哥哥爲什麼不願意接受弟弟（或妹妹），一條線講述兩人陪伴彼此，互相依賴的過程，兩者交匯，根據現有的倫理和法律，不論第一條線給出什麼的原因，主人公哥哥不扶養弟弟（或妹妹），也都極易面臨道德譴責，這是一個無關性別的倫理困境。
而從法律上來說，天馳君泰律所高級合夥人鄭小強律師告訴深燃，“根據《民法典》，有負擔能力的兄、姐，對於父母已經死亡或者父母無力撫養的未成年弟、妹，有扶養的義務”。更爲重要的是，“由兄、姐扶養長大的有負擔能力的弟、妹，對於缺乏勞動能力又缺乏生活來源的兄、姐，也有扶養的義務”，大部分人忽略了後半部分。
如果從這一角度出發，探討的將是一個倫理問題，借用社會學家李銀河對影片評價的句子來說，是“現代化進程帶來了新的價值觀排序和個人本位的思維邏輯”。
而當下大環境下這種困境設置，“它最後多半是想好要走向兩人和解的，要不然在現有的創作環境下，它也承受不了道德倫理爭議”，影評人聆雨子告訴深燃。
在現有的改動下，影片將主人公爲什麼不願意接受弟弟的這條線，向女性困境上高度靠攏，雖然讓姐姐不願意扶養弟弟的理由更有共鳴感，也更有話題度，但無論呈現得如何，都要回到要不要爲家庭責任犧牲個人價值這個哈姆雷特式的難題。
這樣的搖擺也讓觀衆觀感分裂，不止一名觀衆表示，起初看到電影名時，抱着看《你好，李煥英》一樣的態度去看一部姐弟親情片，沒想到是更與女性議題相關。“何必把獨立女性和姐姐雜糅在一起？”一名觀衆對深燃表達了憤怒。而在董小姐看來，《我的姐姐》在親情倫理和獨立女性的戲劇衝突不存在矛盾，“電影不是講親情的，就是講女性困境的，以要不要養弟弟爲引子，講一個女性的成長”。
事實上，對於第一條線女性困境的鋪墊，和人物倔強的塑造，是一股要掙脫束縛的女性覺醒的力量，指向將弟弟送走的結局，但必然導致倫理爭議，大環境不允許；對於第二條線姐姐和弟弟的感情鋪墊，導向的是親情的美和善，指向將弟弟留下的結局，但這必然會推翻之前呈現的女性困境，觸怒部分女性觀衆。
親情倫理與女性獨立，兩個話題都想要，這樣擰巴的設置，讓它無法給出結局。
不少觀衆認爲將結局停留在姐姐提筆猶豫是否簽字的地方，這樣的結局更開放。但事實上，這只是避免了後續的爭論，還是不能解決劇情上的割裂。
《我的姐姐》冤嗎？
《我的姐姐》被罵冤嗎？
在電影上映後，李銀河發表文章《對的一個社會學分析》，表示電影揭示了社會倫理的變遷。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尹鴻將《我的姐姐》與《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紅花》類比，總結這類電影能獲得市場成功的原因。
“文藝片、現實片如果具有影院性，就可能創造好的票房，甚至超過許多視效大片，所謂影院性，就是故事和細節的精準度、呈現和節奏的強度，表演和敘事的完成度以及主題和情感表達的共情度”，尹鴻稱。這也間接表明《我的姐姐》在鏈接更廣泛觀衆上的成功。
在影評人聆雨子看來，《我的姐姐》是一個雜糅的產物，它的搖擺在電影名上也有所體現，“電影的主體視角明顯是姐姐，觀衆代入的明顯是姐姐，但它的標題是‘我的姐姐’，這又明顯是弟弟的口吻”，“也許它要的原本就不是真正的‘展現女性困境’，而是利用‘女性困境的普遍性’來實現更多的代入感和話題”，他表示。
不可否認的是，《我的姐姐》是一部難得的以寫實方式展現女性困境的電影，披着親情外衣，讓它達到了鏈接更廣範圍觀衆的效果，在票房上有着明顯的突破。
此前並非沒有好的女性議題電影作品，但有着不小的接受門檻。2018年《找到你》上映，影片以尋親爲切入點，展現了職場媽媽、農村婦女不同身份下的母親，面臨的女性現實困境，儘管由馬伊琍、姚晨兩位頗有知名度的演員主演，票房僅2.85億。
同樣由姚晨主演的《送我上青雲》，直面女性慾望和自我困境，最終票房僅2954.8萬，而拿下第3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嘉年華》，以未成年少女遭遇性侵後的故事展開，捕捉了被無力感層層包夾的青春，最終票房僅2222萬元。
而《我的姐姐》能引起如此大範圍的爭議，也暴露了這類題材作品面臨的困境。
電影需要展現女性的成長，但同時又要符合主流價值觀的大框架。此前熱播電視劇《都挺好》，女主人公蘇明玉在結局與父親和解，也被不少觀衆認爲是“爛尾”，到豆瓣上怒打一星，豆瓣評分從最開始的8.5下降至7.8。
在編劇柳青看來，這也與當下二元對立的觀點有關。“在生活中，女性困境確實存在，但另一方面，具體到個人，應該意識到人是處在各種關係當中的，我們無法擺脫關係。對於故事裏的姐姐來說，如果照顧弟弟對她而言是一個很痛苦很糾結的事，那就放棄，不要勉強；如果她和弟弟有感情，也體會到愛，那就儘可能去照顧。這其實不是個非此即彼的選擇，它是一種流動的關係，也沒有對錯。”
所有的社會問題，本質上都是經濟問題。女性話題的火熱，跟女性比以往擁有更高的經濟地位相關。在快速前進的時代浪潮中，影像文藝追趕的速度也相對緩慢，女性主義作品一直被市場呼喚，但仍然有一些“掛羊頭賣狗肉”、並沒有擺脫男權思想的作品走向市場。
在柳青看來這種矛盾也與大環境有關，“新時代的女性，已經無法按照舊時代的要求去生活，她們事實上已經承擔了過去家庭對兒子的要求，但又不擁有對等的話語權。如果在社會經濟規則上，女性無法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權益，那這種矛盾還會繼續。”
一位觀衆告訴深燃，她覺得從《歡樂頌》樊勝美、到《都挺好》蘇明玉，再到《我的姐姐》裏的安然，很多影視作品是在消費女性話題，而沒有帶來實質性改變，也有創作者對深燃感嘆，“在二元對立的環境下，每個關於性別的話題都能到對立的地步，但是又無法真的影響現實”。
不過需要看到的是，至少在文藝作品方面，自2021年開始，不論是電影還是電視劇，從不用依附男性的傲嬌女主《司藤》，再到以女性視角展開的古裝歷史傳奇劇《長歌行》，從《你好，李煥英》到《我的姐姐》，都間接表明，女性題材的作品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或許市場和觀衆，都還需要更多耐心。
*題圖來源於《我的姐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