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芸卿

女性视角片子近来成为一个新热门。从《你好,李焕英》再到《我的姐姐》,片子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细腻的手法,刻画了女性成长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冲突,引发公家讨论。

这让我们看到了新一代的女性导演、演员和观众群体的崛起。不同于前辈,她们出生于80、90年代,成长于中国飞速发展的变迁之中,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有着明确的自我意识,对个人及群体的发展机遇极为敏感。在这一代的群体意识下,大屏幕上的女性叙事从早期的故事讲述,变为当前的困境表达,将女性在不同人生阶段的责任与自我之间的角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比拟男性,女性对自身所处的社会和家庭关系更为敏感,也因此,她们的自我更具包容性和可塑性。在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下,女性经常扮演牺牲者和玉成者角色,这一点被伦理规范默认,也被女性自身内化为行为准则。当现代化进程带来了新的价值观排序,带来了个人本位的思维逻辑,女性的自我发展才有了优先权和合法性。但也因此,这使她们的内心更为挣扎,尤其是必需面对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的时候。

票房大热的背后,是女性制作人团队、观众乃至全社会对上述题目的关注和反思。在近数十年的现代化、都市化过程中,男女之间人格同等、机会均等题目已经浮现,对传统的性别秩序和社会心理构成了冲击和挑战,但落于详细个人身上,却并未使选择变得更为轻易。《我的姐姐》最后,年青的女主人公安然抛却在“今后再也不见弟弟”的协议书上签字,抱起足球推开门叫弟弟过来的一幕,道出了众多女性在今天要做选择的难。对当下处于社会变迁中女性来说,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既未完全消散,新时代的个人精神却已牢固地盘踞心头,此时此刻,无论选玉成他人,仍是玉成自己,她都是不完整、不完满的,都会让她背负愧疚。女性的自我实现之难,在于她们在追逐自我的同时,还需同时妥善安置好其他关系,无论是作为孩子、姐妹、仍是妻子、母亲。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结构变迁,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当前的女性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颇为意外地为这一代女性创造了更宽裕、同等的生长环境,使她们在年幼时不必面对家内资源的竞争,在社会发展水平还不是很高的时候也能得到较好的教育,在成家立业后,仍还有不少能继承得到父母的支持,为她们的实现自我留下空间。但当前,跟着二胎政策的放开,以及抚育尺度的普遍提高,资源的挤压正在逐渐显现,仍隐隐存在的男尊女卑文化是否又会被强化,还需要进一步关注。

此外,这种变迁中的观念牵扯和机会不均等,还会加大女性群体内部不同阶层间的分化:对于家庭和资源充足的女性,她们自我实现可得到社会的鼓励;而对于资源紧缺、前提受制的女性,她们会不会再度被边缘化,又该如何在结构缝隙中仰望蓝天,都需持续追问。

可以说,恰是由于当前女性发展处于机会上升期时,这个题目才被更多地意识到。在中国快速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家庭成为社会的托底者,而女性,又往往成为家庭的托底者,那又该由谁再来托起她们?女性扮演玉成者的背后,是轨制变迁和观念领域变迁的不同步,是社会能托起她们的气力还不够。习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上说,“在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女性要人生出彩,不仅需要个体努力,还需要全社会有更宽容的价值观、更均等的机会和更完善的公共照料体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惟研究中央特约研究员、社会学所性别与家庭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

来源:光明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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