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芸卿

女性視角片子近來成爲一個新熱門。從《你好,李煥英》再到《我的姐姐》,片子以敏銳的洞察力和細膩的手法,刻畫了女性成長過程中面臨的種種衝突,引發公家討論。

這讓我們看到了新一代的女性導演、演員和觀衆羣體的崛起。不同於前輩,她們出生於80、90年代,成長於中國飛速發展的變遷之中,大多受過良好教育,有着明確的自我意識,對個人及羣體的發展機遇極爲敏感。在這一代的羣體意識下,大屏幕上的女性敘事從早期的故事講述,變爲當前的困境表達,將女性在不同人生階段的責任與自我之間的角力展現得淋漓盡致。

比擬男性,女性對自身所處的社會和家庭關係更爲敏感,也因此,她們的自我更具包容性和可塑性。在傳統的社會價值觀下,女性經常扮演犧牲者和玉成者角色,這一點被倫理規範默認,也被女性自身內化爲行爲準則。當現代化進程帶來了新的價值觀排序,帶來了個人本位的思維邏輯,女性的自我發展纔有了優先權和合法性。但也因此,這使她們的內心更爲掙扎,尤其是必需面對錯綜複雜的家庭關係的時候。

票房大熱的背後,是女性製作人團隊、觀衆乃至全社會對上述題目的關注和反思。在近數十年的現代化、都市化過程中,男女之間人格同等、機會均等題目已經浮現,對傳統的性別秩序和社會心理構成了衝擊和挑戰,但落於詳細個人身上,卻並未使選擇變得更爲輕易。《我的姐姐》最後,年青的女主人公安然拋卻在“今後再也不見弟弟”的協議書上簽字,抱起足球推開門叫弟弟過來的一幕,道出了衆多女性在今天要做選擇的難。對當下處於社會變遷中女性來說,傳統的家庭價值觀既未完全消散,新時代的個人精神卻已牢固地盤踞心頭,此時此刻,無論選玉成他人,仍是玉成自己,她都是不完整、不完滿的,都會讓她揹負愧疚。女性的自我實現之難,在於她們在追逐自我的同時,還需同時妥善安置好其他關係,無論是作爲孩子、姐妹、仍是妻子、母親。

伴隨着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以及家庭小型化、核心化的結構變遷,從一定程度上來說,當前的女性得到了更多的發展機會。尤其是計劃生育政策,頗爲意外地爲這一代女性創造了更寬裕、同等的生長環境,使她們在年幼時不必面對家內資源的競爭,在社會發展水平還不是很高的時候也能得到較好的教育,在成家立業後,仍還有不少能繼承得到父母的支持,爲她們的實現自我留下空間。但當前,跟着二胎政策的放開,以及撫育尺度的普遍提高,資源的擠壓正在逐漸顯現,仍隱隱存在的男尊女卑文化是否又會被強化,還需要進一步關注。

此外,這種變遷中的觀念牽扯和機會不均等,還會加大女性羣體內部不同階層間的分化:對於家庭和資源充足的女性,她們自我實現可得到社會的鼓勵;而對於資源緊缺、前提受制的女性,她們會不會再度被邊緣化,又該如何在結構縫隙中仰望藍天,都需持續追問。

可以說,恰是由於當前女性發展處於機會上升期時,這個題目才被更多地意識到。在中國快速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家庭成爲社會的託底者,而女性,又往往成爲家庭的託底者,那又該由誰再來托起她們?女性扮演玉成者的背後,是軌制變遷和觀念領域變遷的不同步,是社會能托起她們的氣力還不夠。習總書記在全球婦女峯會上說,“在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過程中,每一位婦女都有人生出彩和夢想成真的機會。”女性要人生出彩,不僅需要個體努力,還需要全社會有更寬容的價值觀、更均等的機會和更完善的公共照料體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惟研究中央特約研究員、社會學所性別與家庭社會學研究室副主任)

來源:光明日報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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