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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无术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是崇祯皇帝生命的最后一天，也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天。

崇祯皇帝在紫禁城北边的煤山上自缢而死，北京城迎来了闯王李自成。可是，李自成并没有在北京创造一个时代，而是在区区42天之后就仓皇撤出，北京的新时代属于剃发留辫的多尔衮。

｜崇祯自缢煤山 图源于网络

清孔尚任著《桃花扇》剧本中，左良玉听闻下人来报：

“大夥流贼北犯，层层围住神京；三天不见救援兵，暗把城门开禁。放火焚烧宫阙，持刀杀害生灵。”左大都督哭道：“可怜圣主好崇祯，缢死煤山树顶。孤臣左良玉，远在边方，不能一旅勤王，罪该万死了。”

在朝廷大臣的眼里，李自成是个流寇，根本摆不上台面。可是就是这样的贼寇却席卷大半大明，所到之处竟有百姓高呼“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可见在百姓心中，这位闯王并不是贼，反倒是横征暴敛的大明人人唾弃。

但是，就这样一个天降救星李自成，却在北京仅仅呆了四十二天就匆匆离去，期间发生了什么，形势又是怎样变化，让本来准备代替大明统治天下的李氏“大顺”成为匆匆过客呢？

在明末农民起义的早期，农民军尚无改朝换代的意识。绝大多数造反的农民仅仅是因为赋税沉重，无法维持生计因而参加起义，但只要一些地方官员许以好处，往往能够很容易就将一部分农民军招安。

崇祯八年正月，农民军从河南汝宁府向东，进入南直隶（今安徽省）境内，扑向大明朝的中都凤阳。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朱元璋的父母也安葬在凤阳的皇陵。农民军扑向凤阳并不是一时兴起或者蓄谋已久，而是应凤阳百姓之邀。

｜中都凤阳 图源于网络

自从凤阳被明太祖升为中都，名义上免除了赋税徭役，按理说百姓应该过得很滋润才是，实则不然。凤阳府自成为中都之后，官府衙门叠床架屋，官员与差役人数众多，皇家的各种土木工程也十分浩繁。

明代的田赋征税很低，各地都实行定额制度，这些定额多年也不会改变。这就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不高，要完成各项财政支出，都必须另外加派赋税和劳役。

凤阳土地贫瘠，本来收成就不好，土地的产出就难以供养百姓，却又要供养如此之多的官员衙役，自然难以为继。

到了日薄西山的崇祯年间，前有天灾，后有造反，外有强敌，帝国的正常财政收入根本没法应付如此庞大的开支，只好巧立名目增加税收，这些税负全国一视同仁，凤阳不能例外。被当地官差和朝廷加赋反复剥削的凤阳百姓，生活十分的困苦。

民谣唱道：“说凤阳，唱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崇祯画像 图源于网络

为此，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钱士升曾经奏请崇祯帝免除凤阳的赋税，但崇祯害怕其他地方纷纷效仿而拒绝了这个提议。

不堪重负之下，凤阳的百姓把希望寄托在农民军身上。一些穷苦农民不远数百里前去找寻农民军，为他们带路，告知凤阳有哪些富户，兵力部署哪里空虚。

在凤阳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农民军顺利攻占凤阳。此时的农民军由闯王高迎祥率领，李自成和张献忠都在队伍中。张献忠和李自成带领农民军挖掘了明皇陵，以示与明朝廷彻底决裂。

此时农民军的声势已经十分浩大，与明朝廷彻底决裂也就意味着改朝换代成为他们必然要追求的目标。

崇祯九年，高迎祥从子午谷出兵进攻西安，不料被陕西巡抚孙传庭截击，高迎祥兵败被俘，送往北京处死。由于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众下推举李自成继任闯王。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围攻洛阳，时任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建议居住在洛阳的福王朱常洵从自己的府库中出钱解决明军的粮饷问题，不过惜财如命的福王拒绝了这个请求。

｜影视剧中李自成的军队 图源于网络

当李自成兵临城下时，洛阳守军毫无斗志，总兵王绍禹率众投降李自成，洛阳陷落。李自成将福王府库中的钱粮分发给洛阳附近的百姓，获得百姓的大力拥护。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攻克洛阳难免激起李自成的雄心壮志，改朝换代的计划成为着手要做的下一步重要工作。李自成在洛阳设置了官僚机构，任命一个投降的朝廷官员做洛阳留守，清晰表露出开国建号的愿望。

不过，此时李自成的实力尚不足以建立政权，洛阳也很快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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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李自成南下襄阳。据守襄阳的左良玉拥兵二十万，然而朝廷给他的员额只有两万五千，左良玉主要是靠搜刮民财维持军需，跟流寇没有什么区别。

听闻农民军杀向襄阳来，当地百姓又如凤阳和洛阳的百姓一般，带路的带路，支援的支援，李自成军得以绕过左良玉的据点，攻占了襄阳。

此时，李自成已经稳定拥有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广大地区，具备了建立政权的条件。于是，李自成在次年春改襄阳为襄京，模仿明朝廷建制设立了中央官署。

在明末，百姓苦难深重，寄希望于农民军是必然的。

但是农民军在前期主要是游击作战，即使占领城池，杀了贪官富户把钱粮分给百姓，也都只是暂时性的动作，并不能真正解决百姓长远的生计问题。

李自成在结束游击作战，正式建立政权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均田、免粮、追赃、赈饥、恢复生产。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将襄阳时期的中央官署正式化。大顺政权提出了“贵贱均田”的政策，派遣地方官员召集失地农民认回自己的土地进行耕种。

｜影视剧中李自成 图源于网络

当时，听闻农民军打来，一些富户都纷纷出逃，来不及逃跑的可能会被农民军或乡邻杀了，他们的土地就被曾经卖田的失地农民认领了回去，并且大顺政权重新对农民发放土地契券，确认农民的土地权利。

这一招“均田”政策，实质是将不合法的权利合法化，但它满足了人民需求，且富户们遗留的土地如果不分给农民，就是无主地，也只能抛荒。所以均田政策促进了农业生产，有一定积极意义。

李自成败亡之后，清军南下。对于已经彻底无主的土地，清廷认可农民的权利；对于逃走的地主回乡，清政权又迫使农民将土地交还给曾经的地主。清廷的做法既能保障现存地主的利益，又大大缓解了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社会矛盾突出的形势，取得了大多数社会阶层的认可，这都是拜明末农民起义和李自成均田政策所赐，清政权坐收果实。

｜百姓箪食壶浆迎闯王 图源于网络

崇祯十三年，李自成活跃于河南。每当李自成进攻一座城池，都会对城中百姓提出免征、不纳粮等等口号，“不纳粮”的民谣大概就是李自成为了宣传免税政策而找人编出来，对百姓的一种宣传，久而久之就在民间流传开来。

但实际上李自成并非不征税，否则农民军的军需从何而来？李自成对百姓征收的赋税是明朝廷规定该地天赋定额的一半，同时一年之内免征赋税。攻略湖北之后，李自成又有提出三年免征的，西安建国之后又有五年免征的说法。

事实上，李自成也向百姓摊派一些劳役和税赋，以充军实，但对百姓的负担肯定是远低于明朝廷的税负。但是李自成军的粮饷却不少于明军，甚至还丰富的多，主要是李自成军抢劫明朝的王府、官署和富户，这也成为李自成的一项既定政策，深深影响着他到后来在北京的所作所为。

与均田政策类似，李自成的免粮政策也被清朝继承下来，这又是清朝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原因。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西安建国之后，明确提出“征饷于仕宦”、“追赃助饷”等政策。早在这些政策提出之前，农民军一向就是这么做的。

先前攻克洛阳、襄阳，对于居住在此的明福王、襄王，都毫不留情把他们的府库抢劫一空。除了王府之外，还有大量的官员、乡绅，李自成的粮饷几乎都是来自于这些殷富之家。

｜影视剧中的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 图源于网络

对于明朝的官员和缙绅们来说，李自成军的行为和强盗无异。这让李自成难以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取得支持，虽然席卷山西、山西、河北、河南、湖广，但直到攻破北京，李自成都没能占领较为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

后来清兵入关，北方的明朝旧官僚纷纷倒戈降清，与李自成对官绅的强盗政策有直接关系。

明朝末年，一方面朝廷横征暴敛，一方面天灾频发。李自成军所到之处，首先就是开仓济贫，将官府和王府中的粮食分给饥民。

同时，还将济民和募兵结合起来，肯到李自成军中当兵的，不仅能得到赈济，还有一笔赏赐。这样的赈饥政策，取得了民众拥护同时又壮大了军事力量。不过，李自成的赈饥政策，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劫富的基础之上，没有劫富就没有赈饥。

在农民军建立政权之后，这一政策似乎都没有太大的调整。

从形成改朝换代的计划到坐拥半壁江山，再到着手发展经济、恢复生产，李自成的大顺处处体现出新朝气象。

但是李自成本人的贼寇本色并没有改变，大顺政权的流寇风气也没有消除，李自成军的主要财政收入还是依靠掠夺。

这深深影响了李自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也是大顺政权旋起旋灭的重要内因。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派出投降大顺军的太监入城劝崇祯帝投降。李自成的算盘是让崇祯投降，并且逊位给李自成，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完全接受大明朝廷，控制全国。

｜李自成画像 图源于网络

但是，崇祯帝拒绝了大顺军的劝降。三月十九日，大顺军占领北京，据说军容整肃，军纪严明，很快取得了京城百姓的支持。

刚坐进金銮殿，李自成的所作所为大致与先前没有什么不同，无外乎安抚人心、安定秩序，追赃助饷、赈济饥民，拟定官制，准备登极大典。

当时，各地的明朝官员也都在观望，李自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了他们是否决定归顺新生的大顺政权。

李自成以刘宗敏为武将之首，牛金星为文官之首，下令对明朝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吏点名擢用，不愿当官的放回老家。

但是大顺原则上一律不录用三品以上大员，对四品以下官员则考察其言行品质，如果有贪赃、党争等言行的也不录用。两天的考察，只录用了九十二人。为填补官吏空缺，大顺政权也举办了科举，所录用官员派往各地担任地方官。

｜1644年3月大顺、清、大西、明势力范围图 

新朝建立，财政是第一要务。

由于前明的财政早已瘫痪，地方与中央关系也处于涣散状态，帝国最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又不在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手中，李自成的这个朝廷根本无法收到税赋。

此时攻守之势逆转，李自成从打天下变成了坐天下，当初那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弟兄们无非都是为求富贵，如果起义成功以后还过苦日子，恐怕他们就会立即从造大明的反变为造大顺的反了。大顺政权急需要钱封赏有功之人和将士们，面临着严峻的维稳性财政支出压力。

李自成“见兵心摇动，先行大赏，将领人百两，兵卒人十两，皆大失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自成军继续对官府和富人的掠夺，延续他们“追赃助饷”的操作，把“助饷”转化为“助赏”。

明朝灭亡了，明朝宫廷和府库的财产当然归大顺政权所有，可是此时这两处几乎已经没有任何财产，李自成唯有拿官员和富户们的私产开刀。

可以说，抢钱是李自成大顺政权进入北京之后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赵士锦《甲申纪事》称，李自成从崇祯帝的内库抄来了银三千七百万辆，而户部只有银不到四十万。

这一说法半真半假，因为明亡前的所有史料都众口一词地记载崇祯屡次向大臣诉苦，内库只有银数万两。

三千七百万两白银，几乎是明后期全年的财政收入的两倍，如果崇祯真有这么多钱，怎么可能不拿出来。皇帝内帑的收入，主要来自皇庄和抄没收入，数额不低；但是皇帝花钱也很厉害，三宫六院妃嫔太监的俸禄和平日的赏赐都要从内库里出钱，皇帝基本是剩不下多少钱的。

｜图源于网络

不过，李自成可能确实抢到了数千万两白银，否则也无法供应他对部下的封赏，只不过绝大多数钱都是从皇亲国戚、太监宫女和大臣们家里抢来的。

三月二十七日，李自成军发出布告，向前明官员摊派银子，令其主动上交，叙用的额度少，不叙用的额度多。据说大学士每人十万两，部堂（六部尚书、侍郎）、京堂（都御史等）、锦衣卫都指挥使等官员七万或五万，余下各级五万、三万、一万不等。皇亲国戚没有定额，抄光为止。

大多数官员都乖乖交钱了，少数不肯交钱的人，就被抓到大顺军营内，严刑拷打，尤其是皇亲国戚基本就是拷打致死。很快，北京拷打抢钱的消息就传开了，各地的官员和缙绅本来都准备打着灯笼迎接大顺，听到这些真真假假、添油加醋的消息，立马缩回去，等着南明打回来或者大清南下拯救他们。

而李自成的部将们一旦身居高位，便认不得自己是谁了。

｜李自成的左膀右臂：刘宗敏，牛金星 图源于网络

牛金星在北京期间，以新朝宰相自居，招揽前明旧官僚，称作“门生”。要投入牛金星的门下，少不了金钱开道。

宋企郊“登堂点官，三日一选”，刘宗敏等抢先住进了前明旧僚的豪宅大邸，也一并抢了房中的财产。李自成追赃的政策，多半出于财政考量，并不是个人贪欲，天下已为李自成所有，并不在于一银一铜的得失。

但部下追赃肯定是个人贪欲远高于财政需求，抢劫、纳贿，无所不有。

英雄难过美人关，即使李自成本人未必贪钱，也不可能不好色，更不用说大顺军的部将们。李自成进了紫禁城就看上一个姓窦的宫女，将她纳为窦妃。

刘宗敏等声色之徒更是美女环抱，夜夜笙歌。那些急于依附他们的前明旧官僚，不仅贿赂金钱，也贿赂美女。

这些所作所为，更加重了京外官僚对大顺政权的芥蒂，除了被大顺军直接占领的地区，其余官员缙绅都不再视大顺为新朝了。他们当中的典型代表便是关外守将吴三桂。

刘宗敏到达北京之后不久，路遇一个美女，心生喜欢就强夺了去。这个美女不是别人，正是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

吴三桂在关外阻挡清军，关内的老家已经被李自成抄了，吴三桂军成了夹心饼干。但只要吴三桂在，关外的清兵就难以南下，而北京的李自成也无需直面清军的威胁。李自成十分重视吴三桂，数次招降。

｜影视剧中的吴三桂与陈圆圆 图源于网络

崇祯十七年三月，吴三桂军数万人从关外回撤，到山海关与总兵高第汇合。此时的吴三桂在降清和降顺之间摇摆，观望着倒向哪边的好处更大。

对于吴三桂来说，自己的老父亲吴襄在北京，落入了李自成手中，如果降清则父亲必死。大顺政权是否能坐稳江山还是个未知数，吴三桂十分清楚，江南也并不在李自成手中，如果投降大顺很可能还是要做夹心饼干——南有明朝残余力量，北有大清。

再加上大顺政权的所作所为根本不为前明旧官僚们欢迎，这是个合法性不受承认的政权。

｜吴三桂降清 图源于网络

可以断定，吴三桂之所以愿意与李自成周旋，正是因为老父亲在李自成手中做了人质。但是他从其他人那里听到了大顺军对待前明旧官僚的所作所为，不得不心生畏惧。其家庭受到大顺军的侵犯，也应该是确实发生的，这使吴三桂根本不可能真心降服。

但李自成政权并不能意识到危机将至，不思安抚吴三桂和其他前明将领，甚至还发生了刘宗敏霸占陈圆圆的事情。

吴伟业编的《圆圆曲》中，有句脍炙人口的“冲冠一怒为红颜”，戏剧化描述了吴三桂降清事件，但文学家语不能当作历史真实，作为政治人物的吴三桂，作出决策的依据肯定是政治为主。

他连老父亲的性命都可以牺牲，又何谈非亲非故的一介宠妾呢？

｜山海关之战 图源于网络

吴三桂先将山海关交与早前已经降顺的唐通，带兵向北京开拔，不久即杀了个回马枪，打唐通一个措手不及，重新占领了山海关。事情传到北京，李自成意识到局势危急。

大明并不是李自成政权唯一的敌人，更加强大的清军在东北虎视眈眈，这才是李自成必须面对的最大威胁。但这一点似乎直到吴三桂占领山海关之前，李自成都没能意识到。山海关之变震惊了大顺政权，打醒了李自成，他不得不重视东北问题，决定亲率大军征讨吴三桂，夺回山海关。

李自成的决定似乎并非一招妙棋。

大顺军虽然人多，但吴三桂却不会坐以待毙，南边的军事压力大，他必然倒向北边的清军，届时吴三桂军和清军合兵一处，李自成将面临很大压力。

况且山海关在吴三桂手中，一旦吴三桂降清，李自成无险可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此时最好的选择应当是承认吴三桂夺取山海关，派人安抚，而不是带兵征讨。

李自成亲征，促成了吴三桂降清。在大顺军三面包围山海关的的危急形势之下，多尔衮突然命令清军从关外发起冲击。

此时大顺军已经疲惫，在清军的冲击下败下阵来，刘宗敏也负伤了。此前，大顺政权始终没有正确认识关外清军的威胁，把明朝作为主要敌人，低估了外敌的力量。

吴三桂、高第投降之后，李自成仅让先前投降的唐通把守，兵只有区区八千，李自成完全没有拨出兵力增加山海关的防守。

山海关战役大顺军大败，李自成等仓皇撤回北京。这是李自成军第二次进入北京城，这一次就远不如第一次进北京那般军容严整、军纪严明。入城之后，大顺军毫无军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明末农民起义 图源于网络

此前秋毫无犯的那个大顺军去哪里了呢？

出现如此变化，主要原因是先前大顺政权延续追赃助饷的政策，抢钱本来就是他们的老本行。

进入北京之后，勋贵官绅之家累资巨万，让农民军弟兄们大开了眼界，很快就被金钱的诱惑腐蚀。大顺政权的高官们带头腐化堕落，部下焉能不眼红？李自成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北京可能守不住，不如恢复流寇本色，捞一把就跑，也就纵容了部下为恶。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紫禁城武英殿举办了登基大典。

草草办完仪式，就准备四散逃亡。李自成一定要在北京举办登基大典，主要是基于合法性的考虑，以免逃走之后其他地方的官员不承认大顺政权，让大顺军变成丧家之犬。

五月初二日，多尔衮开进北京。

｜多尔衮画像 图源于网络

一些前明旧官僚又像当初迎接闯王一样，迎接摄政王多尔衮，让多尔衮居于紫禁城武英殿，刚刚跪完大顺，又跪了大清。

鉴于李自成大顺政权先前的各项举措得罪了很多人，此时的清军，反而做起了好人，举起为崇祯帝复仇的大旗追击李自成。清军所到之处也都安抚各阶层人士，有官位的恢复官位，有田产的发还田产，要交税的减免赋税，吃不上饭的开仓赈济，已经在无主田地上耕种的则承认权利。

清军的举措一方面是一定程度继承了先前李自成农民军对百姓的一些有利政策，一方面又最大限度延续了旧官僚缙绅的权利。这样一来，既匡正农民军的失误，又享用了农民军的成果。

对于大顺政权来说，其财政政策始终是掠夺式财政。而在掠夺过程中，大顺军的主要领导人腐化堕落的速度惊人，又加剧了对掠夺的依赖，陷入极其荒谬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清军的打击下，李自成大顺军最终失败了。

李自成作为大顺政权的领导人，面临着一种内在矛盾。一方面打江山的他成功推翻了腐朽的明帝国，瓦解了明帝国的各级政府，坐江山的他也同时瓦解了明朝的财政收入体系。

另一方面他又急需大量的财政支出维持自身政权的稳定，否则大顺政权便不可持续。而他却只能通过掠夺、抢劫来维持军需，造成大顺政权始终无法转型成为一个真正的正常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大顺军高层的腐化堕落，迅速洗脱了农民军本色，更得不到普通百姓的拥护。

从计划改朝换代，到占领北京灭亡明朝，却在42天之后仓皇撤出北京，李自成作为一个义军领袖始终没有意识到建立制度化的财政体系，同时也不知道政权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关外。

可以说，对内财政不修，对外边防不稳，是大顺政权旋起旋灭的两大根本原因。

作为一个国家来说，财政是重中之重，偏偏李自成政权还严重依赖财政支出维持稳定，更加加剧了其内部的混乱。

但入关后的清廷从大顺政权的败亡中充分吸取了教训，建立了比较稳固的统治，对今天的人来说，李自成的失败依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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