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京杭大運河上的重鎮，淮安歷史上有多重要？

在唐宋之際，我國已經基本完成了經濟重心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的轉移過程，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但京師仰仗的錢糧都要從江南北運，京杭大運河是江南錢糧北運的最重要水道。要說地理上的中間段，運河邊上的徐州可能更接近，但徐州最大的問題是距離江南稍遠，而淮安就不存在這個問題。現在稱爲江蘇省淮安市的淮安府，在明清兩朝究竟是一個怎麼樣的存在，咱們從漕運的角度講一講。

隋煬帝修建大運河，利在千秋萬代，雖然目的是從江南運糧。隋朝東都在洛陽，從洛陽到杭州的運河分三段，先溝通黃河與淮河，再從淮河經淮安南下經運河至長江北岸的揚州，再過江經運河到杭州。淮安因具有淮河這個優勢，可以說是洛陽與江南之間最爲重要的水運重鎮。安史之亂後，唐朝失去了對河北等地的控制，所能用的錢糧主要來自江南，這更加提高了淮安在這條生命運輸線上的特殊地位。一旦淮安不爲朝廷控制，整條運輸線都將癱瘓。宋朝也差不多，只不過元朝更加重視海運，淮安的地位有所下降。

淮安的地位再次提高，是明成祖朱棣把國都從南京遷到北京之後。出於各種考慮，朱棣在永樂十三年（公元1415年）停止了元朝時興盛的海運，主要走運河。你會問運河上的哪一個碼頭不重要？都重要，但如前所述，淮安的優勢是與舊都南京近。南京往北有兩大屏藩，西北是皇帝老家鳳陽府，東北是淮安府，二府皆在淮河南岸、長江北岸，可互爲犄角守護南京。具體來說，鳳陽之重，更在於軍事，有中都留守司；淮安之重，更在於漕運。

也是這一年，平江伯陳瑄奉成祖之命，開淮安的清江浦水，引洪澤湖水入淮，以清水道。明朝非常重視淮安在整條漕運體系中的支點作用，明景帝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景帝讓副都御史王竑出任新設的漕運總督，兼任巡撫淮安府、揚州府、廬州府（安徽合肥）、鳳陽府，以及徐州、和州、滁州，駐在淮安府。當時的南直隸（含今江蘇、安徽二省）在長江北岸的府州皆在王竑管轄之下。

換個角度說，明朝的淮安可以說是大半個南直隸的省會。鑑於京杭大運河之於明朝國運的關鍵作用，漕運總督設在淮安，等於是明朝把本朝國運都系在淮安。淮安“安”則天下安，淮安如果有一點風吹草動，勢必會影響明朝的統治。清朝取代明朝後，因清朝的龍興之地在關外的盛京（遼寧瀋陽），故而刻意打壓以南京爲省會的江南省（原明朝的南直隸省），將江南省分爲安徽和江蘇二省。但是，清朝經濟的南重北輕沒有任何改變，江南依然承擔着北方統治中心的經濟運轉，京杭大運河的地位不降反升。

咱們現在看黃河，出了河南開封后就朝東北方向進入山東入海。實際上，在清文宗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之前的六百多年間，黃河出開封后是朝東南方向出徐州進入淮安與淮河、運河交匯。由於黃河是個水老虎，經常氾濫成災，不但給中下游地區造成巨大災難，同時嚴重影響了京杭大運河的暢通，進而給清朝統治造成麻煩。

清朝有兩大非地方性的專業總督，一個是漕運總督，一個就是河道總督。漕運總督衙門一直駐在淮安，而河道總督衙門則從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從山東濟寧府遷到江蘇淮安府。有意思的是，兩個專業總督府的衙門相隔也就十幾公里。要知道，全國當時不過九個總督府，淮安一個府居然就佔了兩個，“天下九總督，淮安居其二”，可見淮安之重要。

有人說康熙皇帝一生就做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最有名，就是平定以吳三桂爲首的三藩之亂。另外兩件事則不太爲人所知，二是治理河務，三是整頓漕運，而這兩件大事都基本上圍繞着淮安進行。

淮安的交通樞紐地位並沒有什麼變化，而是有某種程度的強化。清朝京師的經濟運轉就指望這一條大運河，是萬不能出事的，甚至都不能出現堵塞。如何防止運河堵在淮安呢？畢竟南北的漕運船隻實在太多了。清朝的辦法是，一些北方府縣的船隻從南方北上至淮安後，要在清江大閘上卸貨，改由陸地運輸，雖然成本提高，但至少保證了運河的南北暢通。

淮安一直不是省會，但那只是名義上不是，實際上和省會沒有區別。古人說淮安“有漕運總督所居，衙門倉庫司星羅棋佈，儼然一省會矣！”由於漕運經濟的繁榮，大量人口來到淮安，乾隆時期，不說淮安府全境，僅府治山陽縣的常住人口不下幾十萬。清朝江湖有兩大幫，一曰漕幫，二曰鹽幫，鹽業的興盛是建立在漕運興盛的基礎上，又離不開淮安。清朝的淮安吸引了大量的鹽商來此發展，淮安的鹽都氣象不遜於揚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