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

4月13日,202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京揭曉。“澎湃新聞·古代藝術”獲悉,貴州貴安新區招果洞遺址、浙江寧波餘姚井頭山遺址、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等10個考古項目被列爲此次十大考古新發現。澎湃新聞記者在現場獲悉,其中,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是迄今爲止在黃河流域發現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規模最大的核心聚落,具中國早期宮室建築的特徵;浙江寧波餘姚井頭山遺址則是八千年前先民適應與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證。

貴州省貴安新區招果洞遺址:發現4.5萬年前文化堆積

2016-2020年,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對貴州省貴安新區高峯鎮巖孔村招果洞進行了爲時五年的考古發掘。

遺址堆積厚約8米,跨越了整個舊石器時代晚期和新石器時代,在全國範圍內十分罕見。遺蹟、遺物非常豐富,發現51處用火遺蹟、2座墓葬,大量石製品、磨製骨角器,以及和人類活動有關的動植物遺存。

招果洞遺址文化堆積分爲四期6個階段,最早的爲第一期早段,年代爲距今4.5-3.7萬年,該階段洞穴發育不穩定,人類活動較少,共發現火塘7個。出土石製品磨製骨器和動物骨骼,不少動物骨骼有火燒痕跡。第一期中段年代爲距今3.7-1.7萬年,第一期晚段爲距今1.6-1.2萬年,人類活動更加頻繁,尤其是用火遺蹟明顯增多。發現火塘10個。打製石製品數量劇增,出土一件通體磨製石器,刃緣殘留有大量赭石粉末。第二期爲距今1.2萬年-9000年,本期是人類活動強度最高的時期,發現火塘5個,墓葬2座,十餘石鋪活動面,出土大量石製品,磨製骨角器,動物骨骼。第三期爲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發現火塘11個。出土大量打製石製品,出土少量礪石。另有一件石錘(凹石),表面殘留紅色赭石粉末。出土有表面光滑的球形針鐵礦石。另出土磨製石器,主要爲石錛。陶器出現,以夾砂陶爲主。第四期灰褐色土,爲歷史時期堆積。

招果洞遺址在距今早於1.2萬年的地層中,發現1件通體磨光石器,刃部佔有大量赭石粉末,這是中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磨製石器之一,爲探討磨製石器的起源和功用提供了新證據。

招果洞遺址目前發現火塘51個,主要集中在舊石器時代晚期,是目前中國發現的用火遺存最爲豐富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存之一,這些遺存與散落在周邊的遺物一起,爲揭示舊石器時代晚期穴居人羣的行爲和生存策略,提供了重要材料。

浙江寧波餘姚井頭山遺址:先民適應與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證

井頭山遺址位於浙江省餘姚市三七市鎮,臨近河姆渡、田螺山遺址,地處杭州灣南岸的四明山餘脈與姚江河谷的交接地帶,2013年在遺址所在原廠區地質勘探中被發現,總面積20000平方米,是河姆渡遺址發現近50年以來,在浙江沿海發現的又一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2018年,根據該遺址文化堆積的超大埋深(距現地表5~10)和被海相沉積覆蓋的低海拔埋藏環境(-3~-8米)的空前特殊性,發掘之前由工程部門建設一個圍護髮掘區的鋼結構基坑。

考古發掘中,發掘出土露天燒火坑、食物儲藏處理坑、生活器具密集區、灘塗區木構圍欄等遺蹟。其中,出土遺物分爲人工器物和自然遺存兩大類:

出土器物有陶器、石器、骨器、貝器、木器、編織物等400多件。

出土陶片數萬片,初步整理後已修復30多件陶器,器形有釜、敞口盆、圈足盤、碗、小杯、深腹罐、釜支腳、陶拍等,陶質以夾砂陶爲主,還有夾炭陶、夾細砂陶、夾貝殼碎屑陶等,陶胎以灰褐色、紅褐色爲主,厚薄不均,用泥條疊築加拍打成形,部分有貼塑特徵,炊器內壁均有明顯的拍打凹窩;紋飾主要有繩紋、淺方格紋、橫向籃紋、鋸齒紋、蚶齒戳印紋等,部分器表裝飾紅衣或黑衣,並有少量簡單圖案的彩陶。

骨器100多件,器形有鏃、鹿角錐、鰾、鑿、針、匙、珠、笄、哨等。另有用大型牡蠣殼加工磨製的貝器(耜、鏟、刀、勺等)60多件,在浙江考古史上首次出土,功能應與河姆渡文化的骨耜相近。

木器100多件,保存優良,器形有槳、器柄、帶銷釘木器、矛形器、點種棒、雙尖頭木棍、單尖頭木棍、杵、碗、扁擔形木器等,其中數量最多、加工最特殊的是挖鑿有規整橢圓形卯孔的“刀”形器柄,推測它們應是與石斧組裝使用的木工工具。

自然遺存中以動植物遺存爲主,還有大量膠結着牡蠣殼的小塊礁石。動物遺存中最多的是當時先民食用後丟棄的海洋軟體動物的貝殼,主要種類有泥蚶、海螺、牡蠣、縊蟶、文蛤等5大類,其次是各類漁獵動物骨骸,以鹿科動物骨頭爲主,也有一些豬、狗、聖水牛、水獺等動物的骨頭,以及海魚的脊椎骨、牙齒、耳石等;

在彙報中表示,該項目負責人表示:

一、井頭山遺址是中國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貝丘遺址,也是浙江和長三角地區首個貝丘遺址,爲研究全新世早中期中國沿海環境變遷與人類活動的相互關係提供獨特案例;井頭山是典型海岸貝丘遺址,具有濃厚而鮮明的海洋文化屬性,是中國先民適應海洋、利用海洋的最早例證,表明餘姚、寧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區是中國海洋文化的重要源頭區域,是中國海洋文化探源的一次重大發現,爲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環境和海平面上升過程樹立了精確的時空座標;也爲研究西太平洋地區南島語族的起源提供了寶貴材料。

從遺址所處環境和文化特徵上看,井頭山遺址所代表的文化類型,應是聞名中外的河姆渡文化的主要來源或直系祖源,是餘姚和寧波的歷史軸線的極大延伸。井頭山遺址也是中國沿海超大埋深的史前貝丘遺址,首次因地制宜地把鋼結構基坑成功運用於考古發掘區圍護,爲國內外類似遺址的發掘提供了重要示範意義。

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大型建築羣初具中國早期宮室建築的特徵

雙槐樹遺址位於河南省鞏義市伊洛河與黃河交匯處南岸雙槐樹村南臺地上。 2013-2020年,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對遺址本體及其相鄰區域先後數次展開文物調查勘探與考古發掘工作。勘探確認遺址東西長約1500米左右,南北寬約780米左右,現存面積達117萬平方米。

發現有仰韶文化中晚期階段3重大型環壕、大型建築基址、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甕城結構的圍牆、版築的大型夯土地基、4處共1700餘座經過嚴格規劃的大型公共墓地、夯土祭壇、房址、灰坑、人祭坑及獸骨坑等遺蹟。出土了豐富的仰韶文化時期文化遺物。

雙槐樹遺址的重要發現包括三重環壕、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建築羣基址、4處大型公共墓地等。4處公共墓地。勘探確認墓葬總數1700餘座,均呈排狀分佈。在墓葬區發現夯土祭壇遺蹟3處。

雙槐樹遺址是距今5300年前後經過精心選址的都邑性聚落遺址,從遺址的地理位置、規模、文化內涵分析,是迄今爲止在黃河流域發現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規模最大的核心聚落,以雙槐樹遺址爲代表的鄭洛地區這一聚落羣的發現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

大型建築羣初具中國早期宮室建築的特徵,爲探索三代宮室制度的源頭提供了重要素材。 兩處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築夯土地基之上,蘆山峁大營盤梁一號院落、古城寨廊廡基址、二里頭遺址一、二號宮殿等中國古代大型宮殿式建築與其一脈相承。“一門三道”門道遺蹟與二里頭一號宮殿建築、偃師商城三號、五號宮殿建築門道遺蹟基本一致,凸顯了雙槐樹大型建築基址的源頭性。大型中心居址建築前兩道圍牆及兩處錯位佈置的門道和加厚圍牆的設計,具有極強的防禦色彩,可能是中國古代最早甕城的雛形。

河南淮陽時莊遺址:確定爲夏代早期糧倉城

時莊遺址位於河南省周口市淮陽區四通鎮時莊村,北臨太康縣。遺址總面積約10萬平方米,鑽探和發掘表明,遺址的南部是一處夏代早期的糧倉城。

在面積約5600平方米人工墊築臺地的外圍有寬淺的圍溝,寬度超過30米。已發掘的2850平方米範圍內發現了29座罕見的倉儲遺蹟,分佈集中,形制多樣。這些倉儲設施建造時大多先平整墊高地面,然後以土坯建造土墩或牆體,外側塗抹細泥。

根據建築形制的差別可以分爲兩類:第一類爲地上建築,共13座,平面形狀爲圓形。建築方式是用土坯壘砌成多個圓形的土墩作爲立柱,高出地面,立柱直徑0.5-0.9米。上部鋪墊木板作爲倉底,再以土坯、藤席類材料圍砌形成倉壁,上部封頂。其建築面積最小的5.5平方米,最大的21.6平方米,其它在8-14平方米之間。第二類爲地面建築,共16座,建築方式是以土坯直接壘砌牆體。第二類依據平面形狀的不同又可分爲圓形和近方形兩種,前者7座,建築面積5平方米左右;後者9座,建築面積約9-12平方米。

上述建築的形制明顯有別於當地同時期用於居住的連間排房,且缺少竈坑、居住面等居住型房屋的要素,具有較爲特殊的功用,性質應爲古代的糧倉。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其建築形制與文獻記載、民族誌記錄、出土文物模型和現實中的各類糧倉均十分相似。二是在保存較好的倉儲遺蹟廢棄堆積的底部檢測出的植硅體組合較爲單一,主要來自粟、黍類作物的穎殼和用於倉儲建築材料的蘆竹類、茅草類植物的植硅體;浮選碳化大植物遺存鑑定的結果也顯示,除了粟、黍和黍亞科種子之外,幾乎沒有其它的植物遺存;此外,倉儲廢棄堆積的土壤中也檢測出黍素成分。三是上述建築外側塗抹細泥、臺基墊土自下而上普遍鋪墊粗顆粒粘土隔水層和細顆粒粘土防水層等防潮措施,符合作爲糧倉建築的特定要求。

考古工作表明,遺址經歷了從早期兼具倉儲和居住功能,到中期功能專一的糧倉城,再到晚期廢棄的過程。從出土陶器反映的時代特徵看,大致相當於嵩山地區的“新砦期”階段。系列碳十四樣品測年數據顯示,上述遺存的年代爲BC2000-BC1700年左右,已進入夏代早期紀年。

時莊遺址佈局清晰、功能專一的圍垣聚落,是夏代早期中原地區新出現的小型化、專門化聚落,是一種嶄新的聚落形態。系統的考古工作表明,在時莊遺址周圍150平方公里的範圍內,還存在至少13處同時期的聚落,共同構成了龐大的區域性聚落羣,是時莊遺址單一功能性聚落髮展的重要支撐。對於重新認識夏代早期的社會組織結構、管理水平和國家治理能力等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時莊遺址是我國目前發現的年代最早的糧倉城,爲研究我國古代早期國家的糧食儲備、統一管理和可能存在的貢賦制度等提供了絕佳的實物資料。

河南省洛陽市伊川縣徐陽墓地:陸渾戎遷伊川后的聚居地

河南省洛陽市伊川縣執徐陽墓地位於河南省洛陽市伊川縣鳴皋鎮徐陽村一帶,伊河支流順陽河自西向東穿過墓地。其西、北分別爲陸渾西山、鹿蹄山、東、南爲伊河西岸開闊谷地。根據考古調查分析,徐陽墓地墓葬主要分佈在四個區域,編號A、B、C、D,已發現墓葬500餘座,貴族墓主要分佈在A、C區,平民墓主要分佈在B、D區。此外,在墓地西部還發現城址1座。

城址位於墓地西約1公里,隸屬宜陽縣白楊鎮南留村,據《水經注》等文獻記載,爲兩漢時期陸渾縣縣治所在。考古發掘表明,殘存城牆始建年代不早於漢武帝時期,約在東漢末年廢棄,城牆之下發現東周時期灰坑、窖穴等遺存。

根據考古調查與發掘, A和C區貴族墓區以東西向墓葬爲主,少量南北向。B和D區平民墓區以南北向爲主,少量東西向。大中型貴族墓及其陪葬車馬坑和祭祀遺存主要分佈在A區和C區。截止目前,已在A、B、C三個區域發掘清理東周墓葬132座,車馬坑4座、祭祀遺存7處,西周、唐宋時期墓葬18座,祭祀遺蹟2處。墓地主體遺存爲東周時期墓葬及陪葬車馬坑等。下文僅介紹東周時期文化遺存。

東西向墓葬101座。均爲長方形豎穴土坑,其中20平方米以上大型墓葬5座,10-20㎡中型墓葬12座,10㎡以下小型墓葬84座。葬具均一棺一槨或單棺,仰身直肢葬,10㎡以上大中型貴族墓葬西北均有與之對應的陪葬車馬坑或馬牛羊頭蹄祭祀坑。17A區M15爲長方形豎穴土坑,東西向,長7.85米,寬5.50米,深6.8米。墓底長6.87米,寬5.18米。葬具爲一棺一槨,槨頂及側板腐朽,底板尚有殘存,槨室長5.6-5.8米,寬3.85-3.90米,棺腐朽,棺外有髹漆,外有紋飾。墓室底部發現6具人骨,腐朽嚴重,其中5具應爲殉葬者,人骨周圍放置有大量貝幣。隨葬器物主要有饕餮夔紋編鐘、編磬、車馬器、玉器、銅合頁、銅鏃等。周圍有陪葬車馬坑、豬坑、狗坑、羊坑等。10㎡以下小型墓隨葬遺物或置於壁龕,或置於墓底棺內外。部分填土中還發現有用馬、牛、羊頭殉牲現象。大中型墓隨葬遺物以銅器爲主。

車馬坑有4座,均爲長方形土坑,東西向,葬車1~7輛,馬2~18匹,以及大量馬牛羊頭蹄。此外還發掘馬、馬牛羊頭蹄、狗、豬、羊坑等遺存7處。

徐陽墓地東周時期葬制、墓葬排列、器物組合及葬俗具有典型的周文化風格,體現出陸渾戎對周禮的高度認同,等級差別十分明顯,大中型貴族墓中隨葬品豐富,且普遍陪葬有車馬坑,而平民墓中隨葬品相對單一。此外,在徐陽墓地大中型貴族墓陪葬車馬坑或部分中小型墓內還發現有放置馬牛羊頭蹄的殉牲現象,這種葬俗與春秋時期中國西北地區戎人葬俗相同,反映徐陽墓地族羣與西北地區戎人存在淵源。從徐陽墓地時間跨度及所處位置分析,它與“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的陸渾戎相吻合,因此,徐陽墓地應爲陸渾戎遺存,徐陽墓地所在的順陽河流域應爲陸渾戎遷伊川后的聚居地和核心區域。

徐陽墓地的發現證實了文獻所載“戎人內遷伊洛”的歷史事件,是研究春秋戰國時期民族遷徙與融合、文化交流與互動的重要資料,其所表現出的文化融合與嬗變,是中原華夏文明的先進與包容性的重要體現,也是中華文化五千年有容乃大、兼收幷蓄、民族融合的實證。

西藏札達桑達隆果墓地:系統探索西藏西部早期喪葬習俗

桑達隆果墓地位於西藏自治區阿里地區札達縣桑達溝溝口,地處喜馬拉雅山脈西段北麓,海拔3700米,地勢北高南低,屬山地半荒漠與荒漠地帶。該墓地於2017年12月被首次發現,因墓葬形制及出土遺物體現出了獨特的考古學文化特徵。經過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札達縣文物局2017-2020年的考古發掘,現已取得階段性重要成果。

墓地東西長2000餘、南北寬500餘米,以桑達溝爲界,分爲東、西兩區。墓葬分爲石丘墓(1座)、土洞墓兩類(52座)。石丘墓採用大石塊砌築成豎穴方形墓室,墓室底部鋪設細沙石。按整體形制,可將土洞墓可分爲4型。A型爲單室土洞墓。長方形豎穴土坑墓道,墓室位於墓道一端。墓室平面近圓形,墓室頂部已毀,墓壁略外弧。B型爲雙室土洞墓。長方形豎穴土坑式墓道,兩端各連一墓室。主墓室平面呈馬蹄形,四壁向外略弧,次室爲圓形。C型爲無墓道單室土洞墓。墓口用大卵石封堵,墓室平面呈馬蹄形,平頂。D型爲雙墓道單墓室土洞墓,僅發現EM26一座。EM26東、西兩側各有一長方形豎穴土坑墓道,東墓道爲西北-東南向,西墓道爲東北-西南向。墓室位於兩墓道的北端,平面呈馬蹄形。墓壁略外弧,墓壁有鑿痕,平頂。墓道內填沙土和少量石塊,東、西墓道與墓室之間均用大石塊封堵。

葬具分石板(以EM3 爲代表)、草編器(以EM4爲代表)、木板(以M29爲代表)和箱式木棺(以M26爲代表)四類。埋葬方式分單人一次葬、雙人一次葬、多人一次叢葬、二次撿骨葬四種,並且分別在一次葬的部分屍骨上發現纏裹有紡織物。葬姿分抱膝屈肢蹲踞葬、抱膝屈肢葬、肢解葬三類。

出土器物豐富,有陶器、銅器、木器、扣器、石器、鐵器、草編器、紡織物、金面飾、金掛飾、料珠、動物骨骼、人骨、木棺等。隨葬的陶器可分爲冥器、實用器兩類,冥器以體形較小的假流陶器爲主;實用器以用於存儲的深腹罐和烹飪的大口罐爲代表。在桑達隆果墓葬中隨葬的陶器,還時常在器壁或器底鑿有規則的圓形小孔,有明顯毀器習俗。同時,在2017ZSWM3中發現的木盤、木案、草編器裏均裝盛有青稞、動物骨等反映了隨葬食物的習俗。

桑達隆果墓地是目前所見探索西藏西部早期喪葬習俗最系統的墓葬材料,反映出當時、當地先民們,有同時隨葬明器、實用器兩類器物的傳統,以及隨葬食物和毀器的習俗。體現了以札達縣爲中心,來自於它西部、東部、南部、中部以及中原地區考古學文化傳播至此的痕跡。

墓地出土的木俑是青藏高原的首次發現,其形制特徵與新疆吐魯番一帶墓葬出土的木俑形制相同。帶柄銅鏡的形制特徵亦與新疆伊犁一帶墓地出土的銅鏡類似。三座墓中出土了6件金、銀面飾,其形制與臨近的曲踏墓地、古如甲墓地,以及印度西北部的馬拉里墓地、尼泊爾北部的桑宗墓地出土的金、銀面飾形制相同或相近。這類金、銀面具發現數量稀少,集中分佈在喜馬拉雅山脈西段南、北兩麓,其年代從公元前300年延續至500年。

經碳十四測年得知,桑達隆果墓地的使用年代爲公元前366~668年,時間長達1000年。

桑達隆果墓地墓葬分佈密集、打破關係複雜,多樣的墓葬形制和大量的出土器物,呈現出西藏西部早期的考古學文化特徵,爲探討當時社會結構、生業模式,以及其與喜馬拉雅山脈南麓、新疆、中原、西藏其他區域的交流提供了重要資料。

江蘇徐州土山二號墓:東漢早中期遺存豐富

土山漢墓位於江蘇省徐州市區雲龍山北麓,共發現三座墓葬,《水經注》等記載爲“亞父冢”,俗稱范增墓。一號墓規模較小,三號墓可能爲廢棄墓葬。二號墓位於主封土下,1977年發現至今,歷經了三代考古人40餘年的發掘歷程,發掘工作從室外考古轉爲室內考古,從田野考古發掘轉爲發掘與保護、展示並重,是我國考古發掘工作理念轉變的縮影和範例。2014-2020年,徐州博物館主持墓室階段的發掘,江蘇省文物局組織成立以信立祥先生爲組長的發掘保護專家組,並與多家科研基地單位和相關研究人員開展技術合作。目前發掘工作已基本結束。

土山二號墓規模宏大,結構複雜。墓上有高約16米、底部直徑近百米的圓形封土。墓葬南北長36米,方向165度,前爲墓道,後部各有一道磚、石封門牆。墓室砌築在墓坑內,由耳室、甬道、前室、後室、迴廊構成。墓室爲磚石結構,除耳室爲磚砌外,其他墓室均爲石牆、楔形磚券頂,甬道、迴廊兩層券,前室、後室三層券。

墓室上有四層封石,外有一週黃腸石牆。封石範圍東西16米、南北20米,共16排,每排用石18塊,總計1250餘塊。黃腸石牆平面呈“凸”字形,總長57米、高6.4米。

整個墓葬大規模使用石料、木料和土方。共用石4200多塊,近1000立方米,大部分石材形制規整、打磨精細,石材上的“官工”姓名超過180人,初步研究判斷石料來源於多處採石場。木材主要作爲封門牆、墓壁頂部施工平臺及頂部裝修、橫樑、地板等。經鑑定,材質大多爲柏木和杉木。

各墓室按照功能區分放置不同的陪葬品。東耳室爲庖廚間;西耳室爲車馬室;甬道內發現有鉛質車馬明器;前室東部爲車馬器、兵器、娛樂器具等,西部爲玉石祭奠用品;後室爲棺室,中間爲石砌棺牀,東西並列二具漆木套棺,同時還出土銀縷玉衣和鎏金銅縷玉衣殘片,結合人骨鑑定的結果,可確定爲夫妻合葬;迴廊內主要放置成組陶器,東迴廊內葬一人,使用單層梓木漆棺,陪葬有玉席、骨角器、頭飾等。二號墓共出土各類遺物4800餘件,其中包括髮現於封土內的封泥4500餘件,墓室內出土文物350餘件,主要有陶器、玉石器、銅鐵器等。

金屬質陪葬品中,鏤空盤龍銅鋪首、戰國蟠螭紋銅鈁及鐵鏡等都極具特色。鐵鏡共發現6件,X光圖像顯示個別鐵鏡有精美的錯金銀紋飾。另有一件環首鐵刀上有“長樂未央宜子孫”銘文。在東迴廊棺內發現有金葉、珍珠等步搖飾件,這就將步搖的出現提前到東漢。

此次發掘釐清東漢早期諸侯王陵墓的營建過程、建築結構及建造方法等諸多問題。首次確認在門道上方以平鋪木材作爲券磚支撐的券頂建築方法,這是目前所見最早採用的解決不同方向券頂連接的方法。通過券磚上的文字,各個墓室的名稱功用得以明確:前室爲“前堂”、後室爲“官(宮)室”、迴廊爲“徼道”。

證實東漢諸侯王與王后並穴合葬的形式,並首次發現較爲完整的東漢諸侯王彩繪漆棺,明確東漢諸侯王(後)使用雙層套棺的棺槨制度。墓道壁上的淺槽痕跡證實了墓葬有二次打開的現象。墓主人的彩繪漆木棺並列放置於後室棺牀上,內棺爲梓木,外棺爲樟木,這是東漢諸侯王墓合葬形制的首次確認。王的葬服爲銀縷玉衣,王后爲鎏金銅縷玉衣。葬具、葬服與史載基本相符。

東漢墓葬的封土中發現大量西漢封泥,全國罕見,是一批重要的封泥文字資料。封泥全部出土於封土中,共4500餘枚,主要是西漢楚國官印封泥,這是繼齊國封泥後又一次重大發現,其中“內史省印”“蓋溉”等爲首次發現。官印封泥信息量巨大,對於研究職官制度、疆域變遷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意義。封泥上留存痕跡也爲解決漢代公文傳遞及封緘方法拓展了新的研究視角。

土山二號墓的時代爲東漢早中期,墓主以劉英可能性最大。《後漢書·光武十王列傳》記載,劉英爲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五年(39年)封楚公,兩年後進爵爲楚王,二十八年(52年)就國彭城;明帝永平十八年(70年),因謀反被廢遷丹陽涇縣,第二年自殺,以諸侯王禮遇下葬。後於章帝元和三年(86年)改葬彭城。墓室中出土流行於一世紀中後葉的連弧紋銅鐵鏡,以鋪設木板作橫樑支撐的早期券頂方法等與墓葬時代相符,墓中出土銀縷玉衣、雙重漆棺均符合諸侯王葬制。尤其是墓石上發現多處“官十四年”紀年刻銘,恰爲劉英就國之年,進一步證實墓主爲楚王劉英。

陝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國大墓項目:十六國時期高等級墓葬

陝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國大墓位於西安市南郊少陵原之上。2019—2020年,經國家文物局批准,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少陵原區域配合基本建設,考古發掘了三座十六國時期高等級墓葬,編號焦村M25、M26、中兆村M100,出土共計278件隨葬器物以及土雕建築、壁畫。

少陵原,是西安市東南方向的一塊黃土沉積臺地,處於滻河以西、潏河以東。海拔高度爲470米到630米之間。2019年發掘的焦村十六國大墓位於此原西北部,2020年發掘的中兆村十六國大墓位於此原中北部。

其中焦村M25、M26爲東西並列的兩座十六國大墓,相距32米,,海拔509米。中兆村M100,距焦村十六國大墓5.6公里,北距漢宣帝杜陵3.6公里,南距許皇后陵4.1公里,海拔596米。

焦村M25南北向,由墓道、兩個過洞、兩個天井、甬道、前室、中室、後室組成,總長80.7米,深18米。墓道長斜坡,東、西兩側各置三層生土臺階。墓室前、中、後均爲土洞結構,頂部均已坍塌。在墓道上方,由南向北排列土雕建築三處,第一土雕建築位於第一過洞上方,呈單體房屋狀,屋頂無存,表面塗彩繪,底部臺廊繪有裝飾。第二土雕建築位於第二過洞上方,其樣式、高度、大小與第一土雕建築基本一致。第三土雕建築位於墓道最北端,建築僅存建築南側部分。

前、中、後室四壁皆繪有壁畫,大多已脫落,保存狀況較差。殘塊內容可見儀仗圖、題記、人物。出土器物有陶罐、陶井、陶竈、陶倉、方形釉陶扁壺、九盤連枝燈、武士俑、合歡帽俑、十字髻俑、陶馬等共計68件。

焦村M26南北向,位於與M25西側。由墓道、甬道、前室、東側室、後室組成,總長66.7米,深13.5米。墓葬盜擾嚴重,僅出土器物12件,有騎馬俑、九盤連枝燈、陶罐、帳鉤等。

中兆村M100南北向,由墓道、兩個過洞、兩個天井、四個壁龕、甬道、前室、東側室、後室組成。總長80.74米,深11.86米。墓道長斜坡,東、西兩側各置三層生土臺階。天井下東西兩各置壁龕,第一天井下壁龕保存完好,第二天井下壁龕盜擾嚴重。墓室前室西側,與東側室對稱位置做半開假門,殘存下半部分。後室東西兩側放置南北向棺牀兩具。

墓道上方排列土雕建築三處,體量由南至北逐漸變大、變寬,高度逐漸升高。第一土雕建築呈三層樓閣狀,由上至下呈階梯狀排布,中間紅色板門緊閉。第二洞頂土雕建築,呈單層房屋狀,面闊三間,正脊東西向。第三土雕建築,呈單層房屋狀,頂部不存,僅見門框和左右兩側對稱窗欞。壁畫主要分佈於第二天井下北壁、西壁、東壁底部。北壁封門上壁畫內容爲單體建築;西壁壁畫繪有屋檐、立柱;東壁壁畫內容與西壁壁畫相似。

本次考古發現的三座墓葬,規模巨大、形制特殊、結構完整,又出土土雕建築模型、巨幅壁畫且皆爲兩室以上的大墓,應是十六國時期高等級墓葬,對研究十六國時期大型高等級墓葬的分佈、結構等中國古代陵墓制度考古具有重大價值。

三座墓葬尤其是焦村M25與中兆村M100不論從整體形制、佈局到隨葬器物既有顯著的中原傳統漢文化特點,又具有少數民族文化特色,該墓的發現爲研究文化交流、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極具價值的資料;體現出中原文化強大的輻射力及影響力,反映了中華文明由多元到一體的歷史演變過程。

本次發現的彩繪土雕建築,是目前考古發現的最接近中國傳統古代土木建築原型的實例。

青海都蘭熱水墓羣2018血渭一號墓:民族融合的聚落形態

熱水墓羣位於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蘭縣熱水鄉境內, 1982年考古發現並得名。墓羣分佈於熱水鄉察汗烏蘇河南北兩岸,多分佈於海拔3400-3500之間,整體分佈呈枝叉狀特徵。熱水墓羣是6—8世紀的重要墓葬羣,出土的大量文物,有力地證明了從北朝至隋唐時期,青海道是絲綢之路上的一條重要的幹線,都蘭則是東、西方貿易的中轉站。

2018年發掘11個探方,主要確定了遺蹟的大致範圍遺蹟,清理出部分墓園建築的塋牆等遺蹟現象。2019年考古工作分勘探與發掘,經過勘探了解了墓葬的結構與規模,在2018年發掘基礎上,擴大發掘面積,新布探方11個,總髮掘面積達1564平方米。2020年田野工作則是清理墓壙及墓室,同時開展區域調查,發現城址、宗教設施等聚落要素,爲了解該區域的聚落形態提供新視野。

墓葬爲木石結構多室墓。由地上和地下兩部分組成。地上爲墓園建築,平面呈方形,由塋牆、祭祀建築,以及封土和迴廊組成。塋牆平地起建,基礎石砌,上部爲土坯壘砌而成,在北牆、西牆均發現有排水口。塋牆之內有覆鬥形封土,封土四周由土坯牆圍上合。迴廊介於塋牆與封土之間,是圍繞封土的通道,北塋牆上有供出入的門址,保存較好。墓園東北隅發現祭祀建築,由兩座石砌房址(編號F1、F2)組成。房址平面均呈長方形。一號房址北牆開門,門外有曲尺形石砌照壁,房址內有堆放在一起的五塊羊肩胛骨,還有插入地面的方形木柱,這些遺存與文獻記載相吻合,是重要的祭祀遺存。二號房址,位於一號房址西北側,應爲守陵人的居址,東牆開門。

地下部分由墓道、殉馬坑、照牆、甬道、墓門、墓壙、二層臺、殉牲坑、三層臺、礫石層、四層臺、墓室組成。墓道位於墓壙東側,呈臺階狀,墓道兩側有生土二層臺,墓門與墓道之間爲甬道;墓道內發現有殉馬坑,殉有六匹公馬。甬道爲石砌的平項結構,頂上平鋪有雙層棚木,其上有土坯壘砌而成的照牆。

墓室爲木石結構,與文獻“墓作方形… …其內有五殿,四方墓形自此始”、“在陵內建神殿五座”等記載相吻合。由一個主室、北1、北2、南1、南2四個側室組成,平面均爲長方形,平頂。頂上平鋪棚木。主室呈東西長方形,東西6.8米,南北寬4.25米,四壁石砌,砌石中間平鋪有木樑。在主墓室東西兩壁各保存四個木質構件,其中東壁墓門北側還保存有立柱。主室設有東西向棺牀,用紅砂岩磚平鋪,並放置棺槨。棺牀西、南、北三面有二層臺,西邊二層臺上有祭臺,臺上放置漆盤等。棺牀下有防潮的木炭層。在棺槨周邊發現大量琉璃串珠,推斷棺槨上原來有帷幕。在棺木上均有彩繪和貼金。主室內繪有壁畫,多已剝落,局部保存有白灰地仗和黑紅彩。主墓室內發現兩個個體的人骨。

側室位於主室的南北兩側,每側各有兩室。與主室間以過道相連,過道內設有木門,。側室平面呈東西長方形,東西長3.4米,南北寬2.4米。側室間有隔牆,側室底部有木地栿,四角及各壁中間均有立柱和替木支撐頂部的過樑。北2側室發現有架空的木牀,出土大量的皮革、織物。各墓室內被盜洞擾亂嚴重。

墓道及甬道隨葬有大量的綠松石、金箔、鑲嵌綠松石的金象、彩繪人形木牌、金包木等,殉馬坑內有頸帶,系織物與銀牌組合,還有大量的黑白石片,共計500餘件。

主墓室內隨葬有金、銀、鐵、漆木、皮革、玉石、海螺等。金器有金胡瓶、鋬指杯、金鍊子、帶飾、革帶飾、杏葉等。

出土銀印章一枚,爲方形,邊長1.8釐米,是由駱駝和古藏文組成,藏文經釋讀,大體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銅器以容器、鎧甲片、各構件上的銅飾等;鐵器以鐵甲冑,漆器有漆盤、甲片等,木器以馬鞍、小型斗栱模型爲主。玉石器以裝飾的瑪瑙、琉璃珠、水晶和大量的黑白石片等。另外祭臺上的漆盤內發現未碳化的葡萄籽若干。

根據墓室出土金器、絲織物等,結合棚木樹木年輪測定,該墓的年代在8世紀中期左右(樹木年輪測定744年)。墓葬的規格相當高。根據印章可知墓主人是吐谷渾王,時代是吐蕃統治時期。

吉林省圖們市磨盤村山城遺址:東夏國時期城址

磨盤村山城,原名城子山山城,坐落於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圖們市,該城南高北低,城牆沿山脊、山腹修築,平面呈闊葉狀,周長4549米。根據城內採集到的“南京路勾當公事之印”等帶文字遺物,學界普遍認爲該城應爲東夏國時期城址。

2013-2020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遺址進行了連續8年的主動性考古發掘工作,累計發掘面積6405平方米,共清理城門3座,角樓1座,解剖牆體6段,發掘院落、大型建築基址、小型房址、排水溝渠、灰坑等遺蹟近80個,出土各類遺物5000餘件。通過發掘,確認該城晚期爲金元之際東北地方割據政權東夏國南京城故址,早期或與大祚榮“遂率其衆東保桂婁之故地,據東牟山,築城以居之”的渤海立國之城有關。

城門7座,發掘表明,東門平面近扇形,兩處門道呈曲尺形分佈,門道內發現早晚兩期遺物。北門平面呈弓形,兩處門道同向佈置,均發現有保存相對完好的木質地柎,門垛內側有小型房址,出土遺物均爲晚期遺存。北門東西兩側城牆沿山體爬升至轉折處,設置角樓2座。7號門內高外低,發現上下疊壓的早晚兩期門道,晚期門道平鋪黃砂土,有門擋、柱礎石和木質地柎,早期門道平鋪石板,內側設有踏步。4號、5號門解剖發現有門樞礎石和獸面瓦當等晚期遺物。

多段城牆的解剖表明,城牆分早晚兩期修築。早期牆體始建於公元7世紀末,整體利用塊石錯縫壘砌,牆寬3.5-4米不等。晚期利用早期牆體,在牆頂壘砌石塊加高後,兩側夯土加固,修建年代在公元13世紀初。

晚期遺存在城內廣泛分佈,通過調查,共發現各類遺蹟近500處,特別是西區遺蹟密集,是城內經營的重點區域。

中區建築羣有至少11座形制相同的大型建築,對其中5座進行了發掘,均爲密集礎石型建築,以1號建築基址爲例,平面長方形,坐南朝北,共有東西五排礎石,均經人工修整,礎石間距較小。上述建築內出土了大量的青灰色建築構件(瓦當、板瓦、筒瓦等)、鐵器和銅錢,其中4號建築基址地表可見近50釐米的炭化糧食堆積。在2號建築基址出土一方銅印,正面邊框內陽刻“監支納印”,鈕右側刻“天泰四年五月造”。結合印章官職、建築特點和炭化糧食層的發現,推測中區建築羣應爲東夏國時期重要的官方倉儲機構所在。

西區建築羣整體坐西朝東,東西向階梯狀分佈,發現有人工修整平臺20餘處,初步確認帶礎石的建築有8處,外圍還有疑似道路、溝渠等遺蹟。經發掘的20號建築基址南北長14.2米,東西寬8.2米,平面近長方形,礎石呈東西向5排,南北向3列分佈,內有火炕,三鋪煙道,室內地面鋪設青磚,出土遺物包括鴟吻、滴水、瓦當等高等級建築構件。西區發現的大型建築,規格高,分佈集中,推測爲東夏國官署或宮殿區。

山城內分佈有4處用土牆圍起的院落。其中1號院落位於中區,推測爲一處鐵器加工場所。2號院落位於東區北側,地勢較高,院落內有一大型建築址,坐南朝北,建築臺基滿堂以卵石和砂土鋪墊,臺基東、西、北三面以青磚包砌。根據臺基上的柱網排列,該建築爲面闊五間,進深三間,屋內青磚墁地。建築南部有月臺,月臺有踏道。出土文物以鴟吻、獸面瓦當、檐頭板瓦等建築構件爲主,規格較高,推測應爲東夏國時期的一處祭祀或紀念性建築。

小型房址一般爲半地穴式,多數呈圓角方形,邊長在4-5米之間,內設火炕,部分存在改建現象,出土遺物較少,推測爲戍卒或平民居址。

中區曾採集到2件鳳鳥紋瓦當,經過發掘的6號建築基址被晚期5號建築基址疊壓,破壞嚴重,但出土了大量紅褐色建築構件。東區建築羣較爲完整,包含石構建築基址12處,其中,7-11號建築東西向一字排開,12-18號建築分三列南北向分佈,建築羣南側坡地上有東西向排水溝,西側有低矮擋牆,東側緊靠城牆,形成較爲封閉的院落;8-10號建築和12-18號建築平面呈多邊形,其餘建築爲長方形。出土遺物多爲紅褐色,瓦身多見網格紋、繩紋以及刻劃符號,還發現了1件八瓣蓮花紋瓦當。早期遺存規格等級高,分佈範圍廣,年代或與城牆始建年代相當,在公元7-8世紀之間,具體性質有待進一步發掘加以確認。

責任編輯:朱學森 SN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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