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财经》记者姚佳莹

4月14日晚，央行官网发布工作论文《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文章分析了人口转型的低增长到加速增长、增长减缓到低增长的四个阶段，指出发达国家在应对人口转型时，低估人口的作用和老龄化、少子化的严重性，高估教育科技、鼓励生育、完善养老作用的问题，并对中国当下面临的老龄化加深、少子化较严重的情况提出对策。

这篇文章提出，教育和科技进步难以弥补人口的下降，要全面放开和大力鼓励生育。文中的脚注提到，中国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计划生育，而是收入上升带来的妇女生育机会成本上升，计划生育只是加速生育率下降。此外，从实践来看，放开单独（二孩）和双独（二孩）的政策效果不如预期，因此现在全面放开并不会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

“不要再犹豫观望已有政策效果，要趁着现在部分居民想生又不让生时放开，等到大家都不想（生育）了再放，则没了用处”，文章写到，要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生育不仅是父母和家庭的事，还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

论文的四名作者皆为央行所属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论文特别备注“本文内容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人民银行，文责自负”。这篇论文发布后，也引发了外界的一些争议。

2021年年初，关于2020年新生儿人数的数据似乎拉响了人口的警报。根据公安部《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截至2020年年底，2020年登记的新生儿数量为1003.5万，同比下降14.9%。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出生人口为1786万人，2017年为1723万人，2018年为1523万人，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465万人。

数据显示，出生人口不仅呈现逐年下跌趋势，而且2020年出生人口的规模下跌幅度最大。目前中国的人口形势是否已很严峻？

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

人口红利以总抚养比小于50%作为判定界限，通俗来说，也就是超过两个成年人负担一个老年人或者一个小孩，就存在人口红利。

央行工作论文指出，中国从1995年总抚养比降至50%以下，到2019年的总抚养比为41.5%，预计2030年将超过50%。以此计算，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只有35年，低于日本、加拿大等国。

中国的人口红利期较短有两个原因。

原因一是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根据联合国确定的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中国自2000年起进入老龄化社会，到了2019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76亿，占总人口比例12.6%，老年人口规模长期居于世界第一。

此外，老龄化速度在加快。1990年至2019年，中国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速为3.2%，高于世界2.7%的平均水平，以及发达国家2.1%的水平。央行工作论文指出，预计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在2022年将超过14%，由老龄化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而这一过程，中国只用了22年，远快于法国的140年、美国的72年。

论文特别提到，如果不实行延迟退休，2035年，老年抚养比将升至49.8%，也就是2个劳动力抚养1个老人，而到了2050年，老年抚养比预计将达67.6%，也就是10个劳动力抚养7个老人。

第二个原因是少子化更加严重。央行工作论文指出，中国迅速从高生育率国家转变为低生育率国家。从1950年到2019年，总和生育率从6.71降至1.70，减少5.01，同期美、日仅分别减少1.28和2.08。

少子化和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向倒金字塔结构转变。这意味着，“消耗的人多、产出的人少，也意味着存在经济停滞、物价疲软、资产价格通缩的压力”，而中国的情况“可能更严重”。

央行工作论文明确指出，“要以人、财、物的储蓄为本，教育和科技为辅”，其中人的储蓄，即放开鼓励生育。

论文提到，目前的人口红利在一段时间后便会转变为巨大的养老负担。要认识到人口结构转型后衰减的速度将超乎想象，教育和科技远不足以弥补人口的下降。

论文提到，人口转型应该综合施策。不仅要放开生育，还要鼓励生育，完善养老制度，注重国内劳动力的转移和利用，鼓励走出去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甚至尝试学习发达国家的移民。

此外，重视储蓄和投资。论文认为，“消费永远不是增长的源泉”，面临沉重的养老负担，要提高储蓄率，同时建议延长退休年龄应尽早实施。

是否应该鼓励生育？

对于中国人口形势是否严峻，学界目前还存在争议。赞同形势严峻的一方认为，中国目前低生育和老龄化问题严峻，增加人口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反对的一方则认为，多生育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应着意于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相应也对是否应该鼓励生育持有不同的态度。

其中，独立经济学家、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原主任李铁和携程网创始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就曾围绕人口问题多次撰文争论。

李铁认为，中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农村的劳动力过剩也将长期存在。因此鼓励生育并不是解决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重点，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如何在经济下滑时期，刺激增长，增加就业，面对国情，降低城镇的就业和居住的门槛。

李铁认为，应该通过城镇化、城市化的推进，降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门槛，利用完善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来提升人口质量，从而提高新增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劳动力的收入和就业能力。

梁建章则认为，增加人口会带来创新和国力的规模效应。“人口越多，市场越大，人才越多，就能产生更多的科技创新，从而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强的国力”，梁建章在文章中写道。

此外，梁建章表示，人口既是劳动力，同时也是消费者，会创造需求和就业机会。科技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将使人口对资源的消耗变小，人口多的负效应相应降低。因此人口在当代会成为财富而不是负担。梁建章还指出，中国现在的生育率约1.1，比日本的1.4还要低很多，未来的问题比日本还要严重得多，解决低生育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对此，李铁则表示，市场或大或小，不能只用人口多或少来加以度量。衡量一个市场是否够大，主要看它的人均国民收入和实际的人均收入水平。而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的提升，更是要看这个国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研发的投入水平。以色列仅有900万人口，却得以成为科技创新强国，就是一个例证。

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国家人口过多，就业不足，就会直接影响到消费水平，那么人口多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就是一个潜在的负担。如果一个国家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很难说这个国家会成为世界的创新中心。

“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去提升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提高国家和全民的竞争力，而不是盲目地鼓励生育”，李铁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