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財經》記者姚佳瑩

4月14日晚，央行官網發佈工作論文《關於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文章分析了人口轉型的低增長到加速增長、增長減緩到低增長的四個階段，指出發達國家在應對人口轉型時，低估人口的作用和老齡化、少子化的嚴重性，高估教育科技、鼓勵生育、完善養老作用的問題，並對中國當下面臨的老齡化加深、少子化較嚴重的情況提出對策。

這篇文章提出，教育和科技進步難以彌補人口的下降，要全面放開和大力鼓勵生育。文中的腳註提到，中國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並不是計劃生育，而是收入上升帶來的婦女生育機會成本上升，計劃生育只是加速生育率下降。此外，從實踐來看，放開單獨（二孩）和雙獨（二孩）的政策效果不如預期，因此現在全面放開並不會導致生育率大幅反彈。

“不要再猶豫觀望已有政策效果，要趁着現在部分居民想生又不讓生時放開，等到大家都不想（生育）了再放，則沒了用處”，文章寫到，要創造良好的生育環境，生育不僅是父母和家庭的事，還是國家和社會的責任。

論文的四名作者皆爲央行所屬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論文特別備註“本文內容爲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人民銀行，文責自負”。這篇論文發佈後，也引發了外界的一些爭議。

2021年年初，關於2020年新生兒人數的數據似乎拉響了人口的警報。根據公安部《2020年全國姓名報告》，截至2020年年底，2020年登記的新生兒數量爲1003.5萬，同比下降14.9%。而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6年出生人口爲1786萬人，2017年爲1723萬人，2018年爲1523萬人，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爲1465萬人。

數據顯示，出生人口不僅呈現逐年下跌趨勢，而且2020年出生人口的規模下跌幅度最大。目前中國的人口形勢是否已很嚴峻？

老齡化與少子化並存

人口紅利以總撫養比小於50%作爲判定界限，通俗來說，也就是超過兩個成年人負擔一個老年人或者一個小孩，就存在人口紅利。

央行工作論文指出，中國從1995年總撫養比降至50%以下，到2019年的總撫養比爲41.5%，預計2030年將超過50%。以此計算，中國的人口紅利期只有35年，低於日本、加拿大等國。

中國的人口紅利期較短有兩個原因。

原因一是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根據聯合國確定的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佔總人口比例超過7%時，則意味着這個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中國自2000年起進入老齡化社會，到了2019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爲1.76億，佔總人口比例12.6%，老年人口規模長期居於世界第一。

此外，老齡化速度在加快。1990年至2019年，中國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速爲3.2%，高於世界2.7%的平均水平，以及發達國家2.1%的水平。央行工作論文指出，預計中國老年人口比例在2022年將超過14%，由老齡化社會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而這一過程，中國只用了22年，遠快於法國的140年、美國的72年。

論文特別提到，如果不實行延遲退休，2035年，老年撫養比將升至49.8%，也就是2個勞動力撫養1個老人，而到了2050年，老年撫養比預計將達67.6%，也就是10個勞動力撫養7個老人。

第二個原因是少子化更加嚴重。央行工作論文指出，中國迅速從高生育率國家轉變爲低生育率國家。從1950年到2019年，總和生育率從6.71降至1.70，減少5.01，同期美、日僅分別減少1.28和2.08。

少子化和老齡化程度的加深，人口年齡結構逐漸向倒金字塔結構轉變。這意味着，“消耗的人多、產出的人少，也意味着存在經濟停滯、物價疲軟、資產價格通縮的壓力”，而中國的情況“可能更嚴重”。

央行工作論文明確指出，“要以人、財、物的儲蓄爲本，教育和科技爲輔”，其中人的儲蓄，即放開鼓勵生育。

論文提到，目前的人口紅利在一段時間後便會轉變爲巨大的養老負擔。要認識到人口結構轉型後衰減的速度將超乎想象，教育和科技遠不足以彌補人口的下降。

論文提到，人口轉型應該綜合施策。不僅要放開生育，還要鼓勵生育，完善養老制度，注重國內勞動力的轉移和利用，鼓勵走出去利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甚至嘗試學習發達國家的移民。

此外，重視儲蓄和投資。論文認爲，“消費永遠不是增長的源泉”，面臨沉重的養老負擔，要提高儲蓄率，同時建議延長退休年齡應儘早實施。

是否應該鼓勵生育？

對於中國人口形勢是否嚴峻，學界目前還存在爭議。贊同形勢嚴峻的一方認爲，中國目前低生育和老齡化問題嚴峻，增加人口有利於促進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升。反對的一方則認爲，多生育並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應着意於提高人口質量，改善人口結構。持有不同觀點的學者，相應也對是否應該鼓勵生育持有不同的態度。

其中，獨立經濟學家、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原主任李鐵和攜程網創始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梁建章就曾圍繞人口問題多次撰文爭論。

李鐵認爲，中國人口增長速度放緩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農村的勞動力過剩也將長期存在。因此鼓勵生育並不是解決經濟社會主要矛盾的重點，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如何在經濟下滑時期，刺激增長，增加就業，面對國情，降低城鎮的就業和居住的門檻。

李鐵認爲，應該通過城鎮化、城市化的推進，降低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門檻，利用完善的城市公共服務體系來提升人口質量，從而提高新增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勞動力的收入和就業能力。

梁建章則認爲，增加人口會帶來創新和國力的規模效應。“人口越多，市場越大，人才越多，就能產生更多的科技創新，從而帶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更強的國力”，梁建章在文章中寫道。

此外，梁建章表示，人口既是勞動力，同時也是消費者，會創造需求和就業機會。科技創新帶來的技術進步將使人口對資源的消耗變小，人口多的負效應相應降低。因此人口在當代會成爲財富而不是負擔。梁建章還指出，中國現在的生育率約1.1，比日本的1.4還要低很多，未來的問題比日本還要嚴重得多，解決低生育的問題已迫在眉睫。

對此，李鐵則表示，市場或大或小，不能只用人口多或少來加以度量。衡量一個市場是否夠大，主要看它的人均國民收入和實際的人均收入水平。而涉及到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的提升，更是要看這個國家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研發的投入水平。以色列僅有900萬人口，卻得以成爲科技創新強國，就是一個例證。

在他看來，如果一個國家人口過多，就業不足，就會直接影響到消費水平，那麼人口多對於這個國家來說，就是一個潛在的負擔。如果一個國家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很難說這個國家會成爲世界的創新中心。

“如何用有限的資源去提升人口質量，改善人口結構，提高國家和全民的競爭力，而不是盲目地鼓勵生育”，李鐵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