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學習黨史的重要論述講話精神，進一步營造良好的學習熱潮，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之際，中共北京市委組織部和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市地方誌辦聯合出品了《“北京黨史”慕課》系列專題片。該系列片以《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爲準繩，與《中國共產黨歷史》《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等黨史權威著作對標對錶，從一件文物、一個細節切入，進行懸念性設計，通過權威專家講述，還原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理想和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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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爲大家推送第25課 福佑寺裏的平民通訊社。

故宮筒子河旁邊的福佑寺，曾經是康熙皇帝幼年避痘的地方。因爲是皇家寺院不對外公開，這裏平日很是清靜。不過，在1919年12月的一天，福佑寺突然熱鬧起來了，原來是毛澤東帶着些湖南青年，在這裏成立了平民通訊社。在這個寒冷的冬天，他們來這幹什麼呢？成立通訊社又是爲了宣傳什麼呢？

這要從“驅張運動”說起。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是皖系軍閥，1918年上任後，他在湖南實施暴政，縱兵搶掠，欺壓百姓，無惡不作。五四運動後，他更是大力鎮壓湖南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爲了反抗張敬堯的暴虐統治，毛澤東以新民學會會員爲骨幹，領導發動了全省學校的總罷課、總罷教，驅張運動由此爆發。爲了擴大影響，毛澤東等人決定組織代表團分別到北京、上海、廣州等地請願，爭取全國各地的支持。

於是，毛澤東親任赴京代表團團長，帶領30多名湖南青年來到北京，在這裏開啓了一段奮筆疾書、奔走呼號的激情歲月。

毛澤東特別重視利用新聞輿論的力量，剛安頓好，他就緊鑼密鼓地就地創辦了平民通訊社，自任社長，爲驅張運動造勢。通訊社的辦公室就設在福佑寺的正殿，長條香案就是他們的辦公桌。代表團白天外出活動，調查訪問，晚上整理材料，撰寫和油印稿件。毛澤東經常親自撰寫重要稿件，每篇發文他都要過目修改。

1919年12月22日，平民通訊社開始向各大報社發稿，每天印發驅張文章150多份，還郵寄到北京、天津、上海、武漢等地的重要報社。這些文稿語言犀利，特別有戰鬥力，揭露了張敬堯在湖南的種種罪行。比如，毛澤東親自撰文，揭露張敬堯與湖南省礦務局局長張榮楣狼狽爲奸，貪污受賄鉅款，把水口山礦產權拱手交給外國人的無恥行徑。通訊社還發表了《湘人控張敬堯十大罪》，一條條控訴張敬堯的罪行，其中寫道“農不得耕，商不得市”“死不能葬，生無可歸”，寫出了湖南人民身處水深火熱中的真實情景。各地報紙紛紛登載通訊社文稿，發表有力的支持評論，“驅張”成爲了全國輿論的焦點，張敬堯的臭名迅速傳播開來。

毛澤東等人還廣泛聯絡北京學界、政界、軍界以及工商界的湖南籍人士，冒着嚴寒向北洋政府發起了多次請願活動。但是北洋當局對這些請願不斷推諉，敷衍了事。

即便如此，請願團的輿論鬥爭和一系列請願行動，還是搞得張敬堯聲名狼藉。全國各地，各團體紛紛發表聲明，要求北洋政府將張敬堯撤職。

就在這前後，盤踞在湖南的其他各系軍閥與張敬堯的矛盾也越來越大，他們順勢而爲，開始“軍事驅張”。1920年6月初，吳佩孚的直系部隊從湖南撤防北上，譚延闓、趙恆惕帶領湘軍乘機打回了湖南。6月11日，張敬堯狼狽退出長沙，驅張運動勝利結束。

“驅張運動”是毛澤東第一次獨立自主地發動和領導的在全國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政治運動，顯示出了毛澤東卓越的領導才能和徹底的革命精神。

這也是毛澤東的第二次北京之行，更爲重要的是，在此期間，他閱讀了大量的馬克思主義著作，逐步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正如他回憶說：“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從來沒有動搖過。”

（來源：北京長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