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對話”模式的鮮明特點是“一事一議”

本刊記者/曹然

4月15至16日,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與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在上海舉行會談。會談結束後,雙方發表《中美應對氣候危機聯合聲明》(簡稱《聯合聲明》),強調中美致力於相互合作並與其他國家一道解決氣候危機,承諾堅持攜手並與其他各方一道加強《巴黎協定》的實施,並共同期待4月22、23日美國主辦的領導人氣候峯會。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會長包道格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中美雙方展現了極高的政治智慧,在安克雷奇對話後單獨進行聚焦氣候變化問題的對話,對雙方而言都是方便和適當的。美國前聯邦參議員、前駐華大使博卡斯則認爲,對話的成功也反映了兩國領導人的積極意願。“沒有領導人間的相互信任,會談不會達成這樣的協議。”

“這種早期的‘重逢’是一種考驗,如果它產生成功的合作,將鼓勵中美在其他領域進行更多的努力。”包道格說。

圖/生態環境部微信公衆號

“光靠中國或者光靠美國是不行的”

78歲的克里七年前就曾參與了中美在《巴黎協定》簽署前後的氣候變化問題談判。2013年被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提名爲國務卿後僅一個月,克里就訪問了中國。他後來回憶,這正是因爲“我知道我們在哥本哈根失敗了,我們不能再重蹈覆轍,所以我的第一次會面是要和中國領導人,第一個要得到的承諾是中國的承諾”。

2009年,旨在達成全球減排承諾的哥本哈根大會以各國談判破裂告終,氣候變化談判也陷入了一段長時間的僵局。

克里深知全球性共識極難達成,因此他在巴黎氣候大會召開前就先和中國及歐盟間達成多項雙邊、小多邊聲明,提前協調一致了主要排放國目標。此外,新大會明確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徵求了中歐等方詳細意見後,美國政府在具體條款表述上也做出很大改變。

2014年到2017年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博卡斯參與了相關談判。他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當時雙方對話的氣氛“和近年的一些會談完全不同”,不論在公開還是閉門場合都能保持友好溝通,美方不會以挑剔的言辭刺激中方,“那是真正的相互傾聽”。

克里到訪上海後,他與解振華這兩位“老朋友”的會談也重現積極的氛圍。在《聯合聲明》中,雙方回顧了兩國氣候變化領域的領導力與合作,爲《巴黎協定》的制定、通過、簽署和生效作出歷史性貢獻。雙方既承諾強化各自行動,也表達了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巴黎協定等多邊進程中開展合作的意願。有分析人士認爲,《聯合聲明》回應了世界對當前《巴黎協定》落實具體問題的關切。

《聯合聲明》承諾雙方在今年11月的格拉斯哥大會前各自制定旨在實現碳中和/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的長期戰略。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周天軍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與碳中和/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一道,國際上還有溫室氣體中和、二氧化碳淨零排放等目標提法,這些概念在定義、標準、監測和盤點方式等方面,國際上尚未統一,使用不同概念和方法結果有較大差別,這正是需要政府推動國際合作的內容。

周天軍指出,《聯合聲明》回顧了《巴黎協定》第二條的目的在於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控制在低於2℃之內,並努力限制在1.5℃之內,這中間涉及許多科學問題有待回答,也需要兩國加強科研合作。中美有長期、良好的氣候變化研究合作基礎,主要機構自1979年以來逐漸形成多層次的全面合作,絕大多數合作即使在特朗普政府時期也不曾中斷。

“《巴黎協定》以及國際社會的努力,目標都是圍繞着將全球平均表面溫度較之工業革命前上升的幅度控制在2℃、並爭取1.5℃之內;到2019年,歷史增溫已經達到1.07℃,要實現1.5℃/2℃溫控目標,全世界還可以再排放多少碳?目前估算的排放空間高低之間的區間差別還是很大的。”周天軍說,這主要涉及氣候系統對溫室氣體的敏感度問題、碳循環過程對氣候的反饋等基礎科學研究。這些研究工作需要建立在對歷史資料的蒐集、全球數據的監測、地球/氣候系統模式的研發、以及支撐地球/氣候系統模擬不可或缺的高性能計算機算力的提升等基礎上,“光靠中國或者光靠美國是不行的,這需要全球合作”。

包道格指出,《聯合聲明》還展現了中美雙方在第三國進行減排合作的潛力,即儘可能擴大國際投融資支持發展中國家從高碳化石能源向綠色、低碳和可再生能源轉型。

在博卡斯看來,《聯合聲明》反映出中美兩國作爲世界兩大經濟體在氣候變化上的共同利益,即列舉了兩國計劃在格拉斯哥大會前後通過發展可再生能源、綠色農業等途徑繼續推動減排目標實現。“中美將藉此發展可再生能源技術和其他綠色技術以緩解國際需求,這將是一個巨大的產業。”

圖/生態環境部微信公衆號

“上海對話”的鮮明特點是“一事一議”

博卡斯對《中國新聞週刊》指出,本次上海對話的成功展現了拜登政府重返《巴黎協定》後的實際需求,即美國需要以實際行動重新獲得世界的信任。由美方主辦、邀請40多個國家領導人蔘加的氣候變化領袖峯會將於4月22日到23日以視頻方式舉行,屆時拜登還將發佈美國對減排的全新承諾。

2017年,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退出《巴黎協定》,拒不履行“到2025年在2005年溫室氣體排放基礎上排放下降26%~28%”的氣候行動目標,並撤銷奧巴馬政府時期的近70項重大環境政策。截至2019年底,美國溫室氣體排放量僅比2005年水平降低12%,不到2025年減排承諾的一半。

而自拜登新政府今年1月正式就任以來,克里已經以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的份訪問多個國家。3月,克里在倫敦、布魯塞爾和巴黎會見了歐洲官員。4月,他訪問了阿聯酋、印度和孟加拉國,在印度還會見了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博卡斯建議,下一步中美雙方可以儘快將“上海對話”模式複製到應對朝鮮問題和新冠疫情的對話中,而該模式的鮮明特點就是“一事一議”。

“克里只聚焦於氣候變化談判,因爲他是氣候變化問題的特使,他不是國務卿,也不處理貿易爭端。”博卡斯說,“現在的問題是,未來雙方是否會讓這些問題與其他問題聯繫在一起,比如將碳排放問題與關稅問題掛鉤,希望這種情況不要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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