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隨着事件主人公高某在網絡公開發布《致歉聲明》，喧囂了半月有餘的“一星運動”最終在和解中告一段落，但這場針對文學翻譯質量的討論、以及超出討論範疇的來自現實層面干預的是與非卻遠未完結。

質疑翻譯質量引發“一星運動”

3月中旬，某高校研一學生高某在閱讀完烏拉圭小說《休戰》的中文版後感覺不佳，進而登陸一家瀏覽量頗高的網絡打分平臺，對該小說的中文翻譯做出了“機翻痕跡嚴重，糟蹋了作者的作品，還是老話，沒有金剛鑽別攬瓷器活”的評價，並且在“五星爲最高”的打分體系中，對小說《休戰》的中文版打出了“兩星”的不及格分數。

北國網記者查閱小說《休戰》內容介紹顯示，《休戰》是烏拉圭作家馬里奧·貝內德蒂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作家在此書中塑造的女主人公阿貝雅內達，曾被文學評論界稱作“拉美敘事文學創造的最動人的女性形象之一”。這本書的譯者韓燁，畢業於中山大學人類學系，現居西班牙。對於這個譯本，讀者一直抱有非常高的期待。

在高某打出“兩星”分數的一天後，譯者韓燁在該打分平臺做出了回應：“這本書的每句話都是認真翻譯的，前後校對修改過很多遍。看到‘機翻痕跡嚴重’幾個字真的覺得不公平。”

譯者韓燁隨後還在打分平臺的主頁發文稱：“作爲非科班出身的譯者，願意虛心接受所有人的意見，但“機翻”屬於職業道德問題，如此說法近乎人身攻擊。”

這兩條回應得到了不少翻譯同行、編輯的共鳴，一些人自覺進行轉發，並附有對中文翻譯的建設性觀點。事情至此完全是正常狀態，雖侷限在文學翻譯的專業層面，彼此卻並不失風度。但接下來的發展卻令事態急轉直下。

幾天後，另一名該打分平臺的註冊用戶突然發帖，表示自己是譯者韓燁的好友，並稱在未告知譯者（自稱未告知）的情況下，已經通過某種手段查找到了高某所就讀的學校，而且向學校、以及學校導師發出了舉報郵件，舉報內容是高某在翻譯界造成了負面影響，言行失當。

這個舉動隨後得到了高某以及多名網友的確認，於是事件開始發酵，網友們不約而同站隊高某一方，對“人肉行爲”和“舉報行爲”進行斥責，認爲原本單純的關於翻譯質量的探討已經變了味。

在衆多跟帖中，陸續有網友發起了“一星運動”，即在網絡打分平臺上對小說《休戰》中文版打出了“一星”的超低分數，這迅速拉低了該小說的網絡評價。

高某公開發布《致歉聲明》

打分平臺很快注意到了“一星運動”的破壞性，北國網記者發現，該打分平臺第一時間關閉了對小說《休戰》中文版的打分選項，直到記者發稿，該小說仍處於“本書評分異常，正在處理中”的狀態。

但打分選項的關閉並沒有平息“舉報行爲”的繼續，當初的打分平臺註冊用戶繼續聯繫高某所在學校，稱高某是“以毀謗和捏造事實的形式去攻擊《休戰》一書的譯者韓燁”，並要求“本着維護貴系乃至外語學部和學校學術形象的考量，以及防止事態進一步擴大，貴系應該主動介入，調查清楚，讓當事人認識到其言行失當的基本事實，協助並敦請（相關）同學向譯者和出版社在其豆瓣主頁上公開致歉，陳述自己所犯的錯誤，爲其造成的不良影（響）切實負責。這樣既有利於樹立貴系的學術形象，也挽救了一個失足學生，不失爲教育之初心。”

迫於事件的進展，3月末，高某在網絡上公開發布了《致歉聲明》，《聲明》表示“本人發表了不太妥當的言論，經批評教育後，本人現刪除該短評，並向韓燁女士和出版社道歉。”

高某的《致歉聲明》猶如投向河水中的石子，瞬間激起了更大的浪花：多名網友認爲，因爲一條差評被投訴至學校，還需要發表發表實名道歉，這樣的行爲有“仗勢欺人”的嫌疑，甚至有網友分析，是出版社出於賣書的需要，施加了壓力，高某是受到威脅被迫寫下的道歉書。

接受北國網記者採訪中，高某對網友的說法予以了否定，她表示道歉信是出於解決事情的態度才寫下的，因爲目前事件仍處於發酵中，因此不便於發表過多言論。

出版社也對網友的分析進行了駁斥：出版社並不知情，更沒有把該書放在打分平臺上，“出版社不可能因爲一條差評就去投訴舉報一個在校學生。”

針對高某的，《致歉聲明》，譯者韓燁很快在網絡做出了回應：“出版社的責編之前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雖然那天覺得‘機翻痕跡明顯’的說法不公平，我也只是止於給讀者留言，連私信都沒有發過，更不會做出私下逼迫的事情。”

爭論不能擴大到翻譯工作之外

隨着各方對“一星運動”的說明和澄清，當初高某對小說打分和隨後發佈《致歉聲明》的脈絡逐漸清晰起來，打分平臺註冊用戶隨後也在網絡上說明了自己的舉報初衷。

該用戶表示：自己偶然看到關於此書翻譯的爭論，認爲發言者口說無憑就論斷譯者機翻，是程度很嚴重相當於說原創作品抄襲剽竊的做法，與事實不符，且對譯者造成了困擾和傷害。因這樣的說法不同於慣常對於翻譯水準的討論，而是對譯者人格和職業生涯的莫大質疑與打擊……

北國網記者在採訪中發現，這名打分平臺註冊用戶的說明其實涉及了一個有關“翻譯論爭”的古老話題，這個話題其實已經在中國延續了千餘年。

在公元224年的東漢時期，曾發生了有關佛經如何翻譯的“文質之爭”。當時竺將炎與維祗難共譯了《曇鉢偈經》（即《法句經》）。後來支謙重新校譯了該經並作《法句經序》，說竺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胡語，或以義出音，近於質直”，批評譯本“其辭不雅”。

支謙的批評立即引起了維祗難的反擊。後者認爲：“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當今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爲善。”他還引用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和孔子“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話爲理論依據，提出“今傳胡義，實宜經達”。

在這場有關佛經翻譯的論爭中，支謙主張譯文應該講究文采，其譯文以“辭旨文雅”流於後世，屬於文派。維祗難和其他人引用佛祖、老子和孔子的話，認爲佛經翻譯無需修飾，主張譯文語言質樸，屬於質派。

有關佛經翻譯的“文質之爭”一直延續到北宋時期，在中國翻譯史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其後，隨着西學東漸的盛行，翻譯工作愈加活躍起來。但此時翻譯的方向已完全改變，不再是印度的佛經，而是歐洲的天文、幾何、醫學等方面的典籍，論爭也越來越激烈。

五四運動時期，出現了以林紓、魯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錢鍾書、傅雷等爲代表的一大批翻譯家，當時也不乏激烈的論爭，嚴復還專門提出了“信、達、雅”翻譯標準。

其實反覆論爭給中文翻譯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益處，瀋陽出版人張穎在接受採訪時告訴北國網記者，做翻譯最根本的是精準掌握兩種語言，對兩種語言要駕輕就熟。同時，翻譯不可孤芳自賞。

張穎也關注到了網絡平臺上的“一星運動”，她認爲，關於翻譯質量的爭論很有必要，它有助於促進中文翻譯的提高，但這種爭論也要有一定的限度，就是一定要在有關翻譯的學術範圍內，就事論事，指出翻譯的不足和優點，切不能把這種論爭擴大到翻譯工作之外，像 “一星運動”中“人肉”評論者，甚至把評論者的學校牽涉進來的做法，本身還是值得商榷的。

北國網記者 許蔚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