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之母這5年：兇手服刑了我爲什麼還要起訴劉鑫？

原標題：江歌之母江秋蓮這5年：兇手服刑了，我爲什麼還要起訴劉鑫？

上觀新聞4月20日消息，現在這個案件終於開庭了，我也能夠把這些年藏在心裏的東西原原本本告訴大家了。

起訴劉某曦的案件休庭之後，記者和江秋蓮約了好幾天才約上採訪時間。此前，她一直向記者留言告知：“不好意思，我實在是睜不開眼睛了。”這種狀態，就像2019年10月她剛得知“劉鑫的案子已經立案”時的情形一樣，一下子人虛脫了，並且一直這樣持續了好幾天。

4月15日，江歌母親江秋蓮起訴劉某曦（原名劉鑫）生命權糾紛一案在青島市城陽區人民法院開庭。這是5年前廣爲人知的一起留學生被殺案件：2016年11月3日，就讀於日本法政大學的中國留學生江歌在住所門口，被閨蜜前男友陳世峯用匕首殺害。劉某曦正是這場故意殺人案中的江歌閨蜜。

法庭上原告江秋蓮代理律師稱，案發時劉某曦明知陳世峯有暴力傾向卻依舊要求江歌與其一同回公寓，在兩人一同從地鐵站回公寓時，發現事先等待的陳世峯後，走在前面的劉某曦用鑰匙打開門進入室內，緊隨其後的江歌被劉某曦反鎖在門外。在無法接觸到劉某曦後，陳世峯徹底失控，對江歌連捅11刀致其死亡。原告認爲江歌遇害事件中，被告劉某曦雖不是直接傷害人，但存在重大過錯，且其過錯與江歌的死亡有直接因果關係。

劉某曦代理律師辯稱，原告所提供的證據不能證明陳世峯存在暴力脅迫和滋擾被告的行爲，沒有證據證明陳世峯爲預謀殺害劉某曦闖入江歌公寓，也沒有證據證明陳世峯的殺人動機及如何預謀，也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劉某曦“迅速鎖門”。

經過約3小時的庭審，法院宣告將擇期宣判。江秋蓮向劉某曦方提出了賠償喪葬費、死亡賠償金、精神損害賠償金、誤工費等207萬元的訴訟請求。當天劉某曦沒有出庭。

庭審結束後，江秋蓮和律師召開媒體見面會，首次公佈了一段13分鐘的視頻，還原了江歌遇害前10小時的經過，包括案發時報警電話錄下的江歌最後一聲慘叫。

“我在庭上的每一刻都是煎熬”

4月15日當天，江秋蓮身着一身藍色風衣出現在旁聽席上，她揹着一個塞滿了東西的黑色大書包，兩鬢頭髮有些發白。庭審時，她總是側着頭默不作聲聽着。

關於江秋蓮女士要不要出庭，這個問題其實代理律師黃樂平也考量了很久。江秋蓮反覆表達自己想要參加庭審的意願，但大家都怕她情緒失控。直到4月14日晚上律師團隊才最終決定她也上庭。黃樂平反覆提醒江秋蓮要控制情緒，4月15日開庭時她一句話也沒有說，甚至是她的住址和身份證號，也都是代理律師代爲向法院陳述的。

當江歌遇害的視頻播放到最後，旁白說到江歌因失血過多死亡時，江秋蓮終於忍不住開始默默流淚，旁邊的女律師輕輕拍了下她的背安撫。

上觀新聞：這次開庭你參加了但是一言不發，而去年的兩次庭前會議你都沒有去，其中有什麼原因嗎？

江秋蓮：這主要還是我和黃律師他們商量以後的結果。前兩次庭前會議沒去，也是害怕我情緒失控。這次開庭我還是堅持想去的，因爲害怕自己激動，我聽了律師的建議沒有發言，其實在庭上的每一刻都是煎熬。另外，其實誰都不知道劉某曦會不會去現場，我和她見面了又會發生什麼。

上觀新聞：你在庭上帶去了江歌的水杯和遇害時的衣物等等東西，會不會擔心自己情緒不好控制？

江秋蓮：我把這些東西帶去，律師他們事先也不知道，我就是覺得這算是對江歌的一種告慰，是要歌兒和我一起見證這場審判。

上觀新聞：江歌生前最後10小時的案情還原視頻中，你參與策劃製作了嗎？

江秋蓮：這個視頻黃律師他們前後做了半年，我沒有做什麼，就是把我手邊從日本那邊獲得的刑事案件卷宗給了律師。後來的事情主要就是國內外的志願者和黃律師他們一起推進的。因爲這個案件是發生在日本的，所以溝通上成本挺高的，律師需要反覆和日本的大橋律師溝通，往來的電子郵件就有五六十封，都是靠日語翻譯溝通的。這個過程當中，有很多志願者是我認識的，也有很多是我不認識的……這些年幫我的好心人太多了，我也沒辦法一一記住名字。

上觀新聞：你總共看過幾次江歌遇害的這段視頻？

江秋蓮：律師比較體諒我，除了基本的信息覈實，儘量不讓我看那個視頻，反覆看會刺激我。其實我想看……唉。我讀書不多，給律師提供的很多東西本來都是碎片化的，還夾雜着情緒，我也想看看孩子出事過程的完整記錄。

“還要在國內起訴兇手陳世峯”

2019年10月28日，江秋蓮起訴劉某曦的民事訴訟被法院受理立案，江秋蓮回憶“我當時人一下子就覺得像虛脫了一樣，從法院出來，坐在車裏大哭，長久的努力和壓抑突然間迸發了……”接下來幾天，江秋蓮就一直躺在牀上，做什麼都沒有力氣，但是也睡不着。

上觀新聞：從江歌出事到現在訴訟開庭，劉某曦一直沒有出現在公衆視野。她私下裏和你溝通過嗎？

江秋蓮：從歌兒出事到現在，我也只見過她一次，她一直是拒絕見我的。2017年8月那次見面，是在一位記者的協調下促成的。她當時也是一口否認是自己把門鎖上的。其實從江歌遇害到我在網絡上公開尋找她的住址，我中間和她在微信上溝通了200天，我一直在請求她告訴我全部的真相，但是她幾乎都不回覆，偶爾回覆也是拒絕和我見面的消息。我也加過她母親的微信，後來她把我拉黑了。我後來也去過她老家找她，也沒有收穫。當時劉某曦爸爸已經打電話威脅過我了，我有些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我在網上找她以後，和她住一個小區的鄰居告訴了我地址，其實距離我家只有10公里。但是我猶豫了半天還是沒有去，因爲感覺去了遇到她了，她也不會說什麼的。

上觀新聞：之前你是否從江歌口中知道劉某曦的一些事情，對她的印象如何？

江秋蓮：我和劉某曦第一次見面是2016年3月，江歌和劉某曦一起回日本，我在機場見到她的。第二次見面是我去日本看望江歌回國那天，劉某曦和江歌一起到機場送我。回去後劉某曦就因爲和前男友分手等原因，直接住到江歌家裏了。

其實江歌住的地方特別小，兩個人待着都轉不開，她去了以後給江歌帶來了許多不方便，比如她在家時江歌就要找一個咖啡廳學習，每天晚上我和江歌聊語音，她都要坐在樓下講完話再上樓。但是我也沒有反對，因爲江歌成年以後，我一直尊重她的選擇。

上觀新聞：2017年12月20日東京記者會上，你明確表示回國將起訴劉某曦。2019年10月28日民事訴訟被法院受理立案。這中間經歷了什麼波折？是什麼時候下定決心要提起訴訟的？

江秋蓮：2017年3月，我拿到了陳世峯刑事案件日本方面的案卷材料，當時我隱約的猜測被驗證了，報警錄音顯示，劉某曦第一次報警時說的是自己把門反鎖了，那時候沒想起訴她，就是想找她瞭解江歌被害的真相。2017年5月後，她對我一直還是很冷漠，看不到人性，也只有提起訴訟才能讓我進一步看到全部的真相。

從起訴到立案相隔兩年，主要是因爲找合適的律師不容易，另外我從日本拿回來的刑事案卷卷宗需要經過好幾個環節的翻譯、公證才能轉化成中國法庭上可以用的材料，這個流程耗時是相對固定的。我找了青島的一位律師做代理，我很明確表示自己要的是賠償，不是補償，也就是說我要追究劉某曦的法律責任，律師也是認同的。但是當我拿到所有材料時，我請的律師的口風卻變了，他甚至認爲劉某曦今天的這種態度是我步步緊逼導致的。這位青島律師反差這麼大的態度讓我不放心，我還是決定換律師，就在2019年9月我找到了黃律師，距離提請訴訟立案的有效期不足2個月了，但是最後還是在簽訂律師合同20多天以後立案成功了。

上觀新聞：你在記者會上提到等到陳世峯在日本的20年有期徒刑服刑完畢以後，你還要在國內對他提出刑事訴訟，這是你從江歌遇害後就產生的想法嗎？

江秋蓮：不是的。其實一開始我不懂這些，直到2017年在對陳世峯的庭審期間，我看到國內《檢察日報》上有一篇文章，大致介紹了這類跨國的案件，其實可以等他服刑完畢以後繼續在國內追究他責任的，我這才動了念頭。

“我就是一個恩怨分明的人”

現在江秋蓮向媒體介紹自己的時候，習慣用“江歌媽媽”這個稱呼。在“江歌媽媽”的同名微信公衆號裏，她從2016年至今幾乎每隔一兩天就會更新一篇公衆號文章。

“江歌媽媽”在這個公號裏角色多變，絕大部分時候她是一位失獨老人，記錄着生活瑣事：她偶爾有心情做飯了依舊會忍不住做母女兩個人的飯量，還有家裏放了好幾年的綠豆竟發了芽；時而她又是聲討“江歌案”中網絡暴力者、公開法院傳票要“一追到底”的戰鬥者；時而又是那位失眠、找不到出路的受害者家屬……

江秋蓮的微信文章下面，有些年輕姑娘前來訴說自己的苦惱。在自己狀態允許時，她都會耐心開導這些困頓的姑娘。江秋蓮一直自稱“農村婦女”，卻總有一股勁兒在逼着她改變，她說：“我沒有統計過自己在電腦上打過多少字。從一根手指滿鍵盤找字母開始，到能迅速找到26個字母的位置，這1506天，我可能在鍵盤上敲過數百萬字。歌兒被害，我被迫從一個電腦白癡，到知道什麼是Word文檔，知道了Word和PDF的區別，學會了用QQ提取圖片裏的文字……雖然學會了這麼多知識，我卻感到很悲哀……”

在代理律師黃樂平接手案子以前，他也一直認爲江秋蓮應該是“因爲喪女之痛成爲悍婦”的形象。但見面後，他打破了這種成見，“江女士還是一位很好溝通、比較能控制自己情感的受害者家屬。”

上觀新聞：因爲你不斷爲江歌的案子奔走，你曾經也面對過一些人對你的網絡暴力，你是怎麼處理的？

江秋蓮：這種言論從江歌被害開始第一天就有，類似於活該把女兒送去日本留學之類的。我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出現這種受害者有罪論。2018年我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識以後，決定起訴他們。目前其中一個已經被判了一年半有期徒刑了，另一個一審被判了一年，被告在申請上訴。其實每次去搜集他們實施網絡暴力的證據，就是往自己傷口上撒鹽，我也很難受，但是我就是要一個公道。直到現在我也沒有後悔把女兒送去日本留學，也不會後悔把她教得那麼善良，我只是後悔當時沒有攔着女兒讓劉某曦住進來。

上觀新聞：有的人會形容你是一心爲女兒維權的“悍婦”，覺得你把一些事情做得太絕了，你怎麼看待自己這幾年的選擇？

江秋蓮：其實我就是一個恩怨分明的人。我從日本的檢察院拿到材料，發現女兒的死和劉某曦反鎖門有關係後，我纔開始公開追問劉某曦。但是這些日本的證據材料是不能在網上公開的，這樣會給我在日本的代理律師大橋律師帶來法律責任，所以我一直忍着沒有發佈這些證據。很多人就質疑我，覺得我是因爲女兒去世變得偏執、走極端，冤枉了劉某曦。我也揹負着這種誤會堅持了4年多，現在這個案件終於開庭了，我也能夠把這些年藏在心裏的東西原原本本告訴大家了。

江秋蓮難得有精力在家做的一頓早飯，她寫道：“做多了，做了我和歌兒兩個人的量。” 江秋蓮供圖

不再接受捐款

上觀新聞：這些年爲了江歌的案子，你一個人去過多少城市？花了多少錢？

江秋蓮：我去了日本6次，至於國內，我去了很多地方，像北京、上海、南平、廈門、建甌……次數已經數不清了。我現在挺後悔沒把這些機票和住宿發票留下來的，這些能作爲索賠的憑據。但是農村人嘛，花錢就是花了，哪裏會有要票的意識。

我現在已經沒有什麼積蓄了，主要靠退休金維持生活。我家拆遷分到了兩套房子，當時江歌去留學，我就賣了一套給她上學用。2017年時，我向社會求助過一次，獲得了近30萬元的社會捐款。當時有人就覺得我在用女兒的事情賣慘，從那以後，我沒有主動發起過求助，也公開說過不再接受捐款了。這幾天又有人給我轉錢，我也沒有接受。

上觀新聞：事情過去5年了，你有什麼紀念江歌的儀式嗎？

江秋蓮：會的，一到她的生日和忌日，我都會去看望她。我會給她帶喜歡喫的水果和鮮花。

上觀新聞：看到你開了“江歌媽媽”的微信公衆號記錄日常，有許多女孩把你的社交平臺留言區當成樹洞，你有沒有嘗試着在幫助她們中忘記傷痛呢？你寫的微信文章《致傻丫頭》中，那位姑娘當時遭遇了什麼問題？

江秋蓮：這個微信號是我2016年12月第二次去日本時一位志願者幫我弄的，後來我慢慢學着在上面發文章，很多時候，這也就是內心的一個出口吧。很多女孩對父母不好說的話，都願意和我說。我特別想幫助她們，但是我自己的精力和能力其實是有限的，尤其是哪天我情緒不好的時候，這可能會加劇我的情緒，所以很多時候我根本沒有辦法幫助她們。“傻丫頭”我現在還在聊，她的具體情況因爲涉及隱私，我也不方便透露。

上觀新聞：看你開了網店在賣海產品，是否也是爲了讓自己忙起來？

江秋蓮：這個生意其實一直沒有做起來，但是在劉某曦的案子結案之後，我還是想做一些事情的。一來是維持自己的生活，二來存一些錢以後對陳世峯提起訴訟。我也想在有餘力的情況下做一點公益，回報社會，但不知道去哪裏做。

上觀新聞：這5年裏你的心態有什麼變化嗎？有沒有從悲痛裏走出來一些？

江秋蓮：走出來是不可能的，就像是有人向我提過領養一個孩子，這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變化可能就是我在一次次被傷害後不敢輕信別人了，因爲一些假意看似也是善意。但我是一個農村婦女，許多事情我還是沒能力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