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跪殺”案近日宣判，前白人警察德雷克·肖萬被判二級謀殺、三級謀殺和二級過失殺人指控。判決結果在美國社會引發強烈反響，少數族裔特別是非洲裔羣體將此案視爲21世紀以來美國民權運動最爲重要的勝利。

但與此同時，有相當一部分白人認爲該判決有失“公允”，甚至有白人極端主義者認爲肖萬是當代的“聖殿騎士”。衆說紛紜中，如何看待弗洛伊德案，這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美國的種族歧視呢？

筆者認爲，弗洛伊德案不具有普遍性。司法種族歧視在美國有着相當長的歷史，美國曆史學家理查德·羅斯坦曾直言，“美國的司法是爲白人羣體服務的”。

數據顯示，在2015年-2020年間美國警察槍殺黑人的數字是白人的3倍多。這些案件多數不了了之，多數白人警察免於追責，而弗洛伊德案之所以能夠得到公正判決，與其成爲種族鬥爭和政治鬥爭的焦點密不可分。很大程度上，前白人警察肖萬能否受到法律懲罰成爲反對白人至上的一塊試金石，陪審員也受到社會輿論的影響。

選舉政治下，由弗洛伊德案引發的種族議題還成爲影響拜登和特朗普競爭的一個重要變量。以拜登爲首的民主黨藉此大打種族平等牌，主張重建更加多元、平等的美利堅民族。這讓絕大多數少數族裔選擇了拜登，告別了特朗普。拜登上臺之後隨即給予少數族裔回報。一是選任少數族裔擔任副總統、內閣成員和高級官員等，二是推出一系列旨在消除系統性種族主義的政策。然而，這些政策多以行政法令的形式展開，並沒有得到議會特別是參議院的支持，因此也就缺乏法律依據和持久性。

毋庸置疑，弗洛伊德案的“勝利”，暫時給美國撕裂的種族社會注射了一針鎮靜劑。然而，從長遠來看，該案例無法推動種族歧視的改善，相反將會進一步激化種族矛盾。首先，進入21世紀美國種族關係變得日益緊張，其根本原因是美國多年實行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和積極行動政策激起了白人羣體的不滿，進而產生了白人民族主義。

而此次弗洛伊德案的審判結果僅是滿足了黑人等少數族裔的訴求，並沒有滿足白人羣體的訴求。此外，弗洛伊德案僅是在司法公正領域中的一個特殊案例，它的公正宣判無法代表少數族裔在系統性種族主義下受到的各個方面不公正待遇得到了糾正。

其次，弗洛伊德案恐怕將引發白人身份政治的強勢迴歸。20世紀70年代，美國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影響下掀起了以少數族裔、殘疾人士等弱勢羣體爲主要內容的身份政治浪潮。在此影響下，美國變得越來越像是由多個族羣構成的多元國家，而不是以公民、社區和國家爲一體的美利堅民族國家。

這逐漸造成美國白人身份的危機感，白人身份政治也隨即上臺，即標榜白人至上，認爲外來移民和少數族裔搶佔了本該屬於他們的工作崗位。這在特朗普時期變得更加強勢，右翼極端主義勢力正在抬頭。此次弗洛伊德案從法律上雖給予白人身份政治以遏制，但從歷史經驗看，白人羣體很可能會有更激烈的反應。

種族主義批判理論家認爲，美國的種族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改善的，其中不缺乏一部分白人精英羣體的努力。然而，這種努力的出發點並不是爲了黑人等少數族裔，而只是白人羣體爲了緩和種族矛盾的權宜之計。弗洛伊德案的本質就是如此。所以，它既不具有普遍性，也不會改善美國種族歧視的現狀，相反會進一步刺激白人羣體採取更加極端的方式來反對少數族裔。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