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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周亦川

編輯 | 袁月

我國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已從10年前的30.9%提升到40.5%,但與歐美的70%還有顯著差距。“健康中國2030”目標提出將我國癌症患者5年生存率提升至55%,距離這一目標,我們還面臨多方面的挑戰。

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協會藥品研製和開發行業委員會(RDPAC)執行總裁康韋介紹,在我國首先面臨的問題是腫瘤發現晚,由於看病負擔重,患者不輕易去醫院,腫瘤的“早診早治”不到位;其次腫瘤治療新技術不規範,創新藥物在我國醫藥市場比重僅爲9%,而其他G20國家可達到20%,美國、日本、德國可以超過50%;醫療資金不足也是個問題,多層次醫療保障體系尚未建立,患者自付比例高,這些都影響了腫瘤的整體治療效果。

面對我國腫瘤治療防控的重重挑戰,來自不同領域的5位專家給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

北京大學腫瘤醫院結直腸腫瘤外科主任醫師、北京大學首鋼醫院院長顧晉認爲,要想整體提高中國腫瘤治療的診療水平,關鍵是在基層推廣腫瘤的規範。

在北上廣以及浙江等大型腫瘤醫院,結直腸腫瘤由於治療精準、規範,效果可以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但是,我國各省社會經濟發展存在差距,在欠發達地區診療水平和醫療機構管理能力不足,醫生對腫瘤規範化治療瞭解需要提升,也成了腫瘤治療的短板。近年來,中華醫學會腫瘤學分會和中國初級衛生保健基金會一起成立了中國腫瘤規範化推廣應用專家委員會,目的要在全國推動規範化落地,如果基層醫院和縣醫院可以按照國家衛健委以及美國、歐洲的規範開展治療,相信可以達到5年生存率達55%以上的目標。

前美國FDA資深專家、泛生子首席醫療官胡云富稱,腫瘤治療最關鍵的一個字就是“早”。癌症早期發現、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是提高癌症5年生存率的關鍵。

儘管靶向藥、癌症免疫治療不斷發展,但都不能給癌症晚期患者達到非常滿意的生存率。早篩早治不僅可以降低患者痛苦,提高生存率,還可以大大降低整體的治療成本。過去的檢測方法往往是有創的,現在各種無創手段的創新,讓癌症的早篩變得更加可及。推廣癌症早篩,除了要加強科技方面的投入,面對民衆的科普同樣必不可少。

北京大學第三醫院藥劑科主任藥師翟所迪認爲,積極發展腫瘤藥師醫教研隊伍,讓更多的患者獲益。在國際腫瘤治療中心,臨牀藥師在治療團隊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臨牀藥師在規範化治療、精準治療、個體化治療,包括營養支持、疼痛管理,以及噁心嘔吐等等各方面發揮作用,但在我國數量還是較少,也不是所有腫瘤專科的科室都能配備。我們呼籲從國家到各個醫院,像配備抗感染藥師一樣配備抗腫瘤藥師,我們不僅是在治療中,也是在藥物評價中發揮作用。

去年12月底,國家衛健委印發了《抗腫瘤藥物臨牀應用管理辦法(試行)》,對抗癌藥的臨牀使用進行規範指導,也讓業內進一步合理用藥。國家衛健委倡導藥物綜合評價,實際上在腫瘤藥物新藥產出速度非常快的情況下,對它進行有效性、安全性、經濟性以及創新性和可及性這幾方面評價,有利於藥品引入,醫保目錄的引入,還有醫院目錄的遴選。藥師參與不僅僅是限於醫保目錄,藥師參與藥物綜合評價,掌握了循證醫學的思想和方法,可以在新藥產出速度非常快的情況下,有效掌握新藥,這樣能夠給患者更好的服務。

禮來中國高級副總裁、藥物發展及醫學事務中心負責人王莉指出,開啓腫瘤藥物研發新篇章需提高“源頭創新”能力。

中國處於藥物研發的全新時代,從2001—2016年的15年間,中國每年只有批准1—3個腫瘤藥物獲批上市。而藥政制度改革之後,從2017年開始到2020年,每年獲批的抗腫瘤新藥在8到16個之間,2020年48個NMPA批准的新藥中又是有16個腫瘤藥,佔到所有獲批藥物的33%。這些產出提示中國腫瘤藥物研發和上市開啓了嶄新的篇章。

但是,中國腫瘤藥物研發還有多項難關。比如,食管癌、胃癌、肝癌在中國發病率較高,卻沒有成爲藥物研發的着力點,跟風式創新並沒有跟上中國癌症患者的需求。另外,很多創新並沒有做到“源頭創新”,新靶點、新機制、新化合物和新平臺的創新並不多見。轉化醫學、臨牀研究能力,以及醫療支付體系上,還需要不斷改進。

輝瑞公司全球戰略及業務發展亞洲負責人楊櫻說,在攻克癌症面前,僅憑一兩家制藥企業或一兩款藥物的力量遠遠不夠,製藥行業需要加強合作,不斷發展治療癌症的創新突破性技術,造福更多患者。

中國已經是全球醫藥市場裏的第二大市場,幾乎所有的外企都會把中國作爲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市場,對它的投資不光只是對商業的角度,對研發的投資也在持續增加。輝瑞近期已與中國的多家合作,儘快地把公司在國際上自己的管線,同時與在外面合作的管線的產品,以最快的速度帶到中國來。雙方的合作不僅限於在中國,“走出去”也會成爲一個新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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