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任弼时16岁参加革命，却在46岁英年早逝。任弼时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永远铭记，继承和发扬。

2021年4月30日是任弼时诞辰117周年纪念日。我们共同缅怀任弼时同志。

革命生涯的起点

1904年4月末，任弼时诞生在湖南汨罗市唐家桥，父亲任裕道给他取名任培国。

他自幼受父亲影响，精通绘画篆刻，艺术家气质与生俱来。然而，他没沿着艺术家道路走下去。五四运动激发了他的家国情怀。15岁的他涌上长沙街头，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满目疮痍的国家抛洒青春热血。

1920年夏，他毅然放弃即将完成的学业，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到俄国勤工俭学。第二年5月4日，赴俄留学已进入倒计时。任弼时坐在窗前，展开父亲的家书，不禁泪如雨下。春风中弥漫着伤感，如同父亲的叹息。如耕牛般劳苦的父亲忧心如焚，劝他“谋事上海”，不要远涉重洋。

一边是家国理想，一边是父子情深，任弼时心情沉重。启程前夜，他通宵未眠，给父亲写下一封长信，其中道：“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惟祷双亲长寿康！来日当可得览大同世界。”家书抒发了凌云壮志，也饱含对父亲的爱与感恩。一早，他将家书封好，投入邮筒，毅然踏上赴俄国勤工俭学之路。

从此，汨罗的任培国正式开启革命道路，一往无前，不知疲倦。

1921年5月中旬，任弼时赴莫斯科前写给父亲任裕道的信。

30年革命生涯

他的30年，也许做了别人60年、100年都做不完的事。

作为中国赴共产国际的先遣兵，他理论水平高超，更难得的是，他将共产主义理论植根于中国革命实践，打破本本主义桎梏。

在国共合作、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建团、建党、建军、建国每个重大历史关头，都有他殚精竭虑的身影。南征北战之余，他挑灯夜读钻研理论，1925-1950年，留下主要著作47篇，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文献。

1944年11月，他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人检阅南下的部队，留下一张照片，充满远见卓识与组织魄力。只见他扬起右手，坚定地一挥，掷地有声：“你们到南方去，要画一张红色地图！”这张“红色地图”，让中国革命准确把握了抗战后的形势。他从容应对时局变化，成为转战陕北艰苦岁月的“大管家”。

1936年，任弼时在陕北。

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党中央机关干部在纺棉纱。任弼时是大生产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他也努力纺线，后来在中直机关干部纺线比赛中得了第一名。

超负荷的工作以及两次被捕遭受酷刑的后遗症，让他患上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但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深感责任重大，个人不敢有半分懈怠。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因脑出血而重病休养的任弼时，是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中唯一不能亲自前往天安门的国家领导人。这一天，他只能在玉泉山寓所里，守着一台收音机，聆听里面的礼炮声。

任弼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

堪称全党表率的优良家风

要求自己:“一丝一毫不能特殊”

任弼时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他经常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能够过得去的，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决不要去麻烦组织和别的同志。

他生活朴素、严以律己。革命年代常常灰衣草鞋，30多岁的时候就被老百姓误认为50多岁。一件用旧围巾的毛线翻织的背心，他一穿就是十多年;一条毯子从长征时期一直用到逝世。他总是说:“凡事不能超过组织规定的制度，一丝一毫不能特殊!”

要求子女:“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

任弼时与孩子们聚少离多，但却是他们眼中最和蔼的父亲和最负责任的老师。当孩子们好奇地问他是干什么工作的，他笑着说:“我干一般工作，坐办公室。”他常常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

任弼时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把子女的学习成才与国家民族的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很早就为他们定下了成长目标，那就是“成为于中国建设有用的人才”。

任弼时注重培养孩子们自主学习的能力。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反复强调“读书主要在乎自己用心”“学习要靠自己努力”“善于利用一切时间求上进”。在学习方法上，任弼时又能耐心地给予具体的指导。

1949年春，任弼时与家人在北平香山寓所。

要求妻子:“同是党的儿女”

任弼时和陈琮英是“娃娃亲”。1926年，已是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把在袜厂当女工的陈琮英接到上海，举办了简朴的婚礼，从此相濡以沫，相伴一生。

任弼时长期生活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大，身体又很弱，陈琮英总是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中央苏区时，陈琮英变卖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像样的衣服，换了些鸡蛋给任弼时增加营养。

1949年11月，任弼时的身体已经很差了。在苏联医生的建议下，经过党中央批准，他准备前往莫斯科治病。临行前，任弼时主动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随行人员宜少，家属一个也不带，译员不必配备，卫士也不需要。他说：“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带的人多了，就要给国家增加负担。”

任弼时去世后不久，陈琮英就把斯大林送给他的吉姆轿车以及他生前使用过的软床、钢琴统统交还国家，就连女儿骑的自行车也不例外。陈琮英一生从事党的机要工作，毛泽东曾称赞她“不为名，不为利，是革命的贤妻良母”。

1946年夏，任弼时和女儿们在延安团聚。

生命的终点定格于办公室一页翻开的日历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年间，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下，任弼时拖着病体，全力准备党的会议、邀请干部座谈、为青年杂志社撰写文章……最终突发脑溢血。办公室一页翻开的日历，将他生命定格在1950年10月27日。

1950年10月28日上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亲视任弼时遗体入殓，并为他覆盖党旗。

山河呜咽，中国人民损失了一位年仅46岁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沉痛无言，亲自看他入殓，为他覆盖党旗，亲扶灵柩，并庄严提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叶剑英元帅深刻评价：“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