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張燕 | 北京報道

“這不是一件小事，這是涉及大是大非的問題。”5月5日下午，北京大學第三醫院腫瘤內科醫生張煜再次發文，對國家衛健委階段性調查結果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希望就治療方案是否有違醫療原則這一問題與衛健委專家團隊進行公開辯論。

此前，張煜曾在知乎發表多篇文章，質疑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普外科陸巍醫生“蓄意誘騙治療”，導致“患者生存期明顯縮短，家屬花費了常規治療 10 倍以上”。

4月27日，國家衛健委回應稱，經過組織國家癌症中心、國內相關領域權威專家進行專家和同行評議，認爲相關醫生在整個治療過程中治療的原則基本符合規範。

張煜在最新的發文中表示，希望能夠與調查該事件的專家團隊進行公開辯論，一是爲了將此事解釋清楚，給患者及民衆“一個交代”；二是向民衆科普腫瘤治療的相關知識，瞭解腫瘤治療中的診治原則。

2020年年底，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ARC）發佈了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負擔報告。報告顯示，2020年全球新發各類癌症共計1930萬例，死亡近1000萬例。幾乎每5人中就有1人在一生中會罹患癌症，而每8名男性、每11名女性中即有1人因癌症而死亡。

即使在醫療水平已經相當發達的今天，癌症本身所隱含的不確定性，新療法和新藥物所需的昂貴治療費用，病人自身的求生欲以及醫患關係後面利益的糾葛，使得癌症治療對於很多患者家庭來說都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針對目前腫瘤診療過程中爭議較多的種種疑問進行了調查。

一問：過度診療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嗎？

4月18日，張煜在知乎上發文稱，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腫瘤的治療不應該造成人財兩空，治療效果應該比目前更好並且花費更少。張煜表示，目前醫療行業最大的問題，並不是以藥養醫，而是監督力度缺乏，導致某些醫生肆意妄爲，由此而來的不良醫療行爲傷害了患者的利益，是導致醫患糾紛增加的重要因素，同時這也是導致普通民衆認爲看病難、看病貴的重要原因。

針對張煜提出的有些醫生在腫瘤治療中有明顯的不端行爲這一說法，記者諮詢了一些業內人士。一些腫瘤科專家對記者表示，儘管對於 “不端行爲”這一提法有些爭議，但是在過往的診療經歷中，過度檢查，超限用藥及重複給藥的現象普遍存在。

多位腫瘤患者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說，在治療過程中，過於頻繁的影像檢查是最常見的問題。有患者稱，自己從腫瘤確診到第一次手術，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經歷了6次同一部位的增強CT檢查，其中三次是同一醫院開出的檢查要求。“如果說不同醫院之間因爲儀器差別、影像科技術人員的技術差別要求重複檢查，我還能理解，爲什麼同一家醫院需要在術前兩週之內提出三次檢查要求？骨鉅細胞瘤又不是高度惡性腫瘤，兩週時間腫瘤會發生那麼明顯的變化嗎？”患者對記者講述自己的質疑。

過度檢查之外，不必要的手術同樣被認爲是腫瘤過度診療中的常見問題。記者瞭解到，在臨牀診斷中，一些細胞增生會被診斷爲癌前病變，但距離惡化、確診癌症還間隔了一定的時間。此外，也有一些常見良性腫瘤被認爲具有轉變成惡性腫瘤的風險。面對這類手術指徵並不明顯的情況，患者的擔憂往往使得部分醫生採取“一切了之”的方式，甚至有時候爲最大化避免腫瘤再生和癌細胞轉移，還會激進擴大切除面積，對患者的身體造成不必要的損傷。

哈爾濱血液病腫瘤研究所所長、中國臨牀腫瘤學會（CSCO）監事會監事長馬軍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不規範治療是現在腫瘤治療普遍存在的問題。

以淋巴瘤的5年生存率爲例，馬軍指出，目前在北上廣等中心城市的醫院，生存率都達到了50~60%，和歐美國家相同。縣地區和市級醫院的5年生存率卻只有37.2%，“主要原因就是不規範，藥物使用不規範，副作用處理不規範，還有復發的比較高。”

在曬出的手寫診療方案中，張煜質疑陸巍對患者馬進倉採用的化療藥物不合理，存在超限用藥的情況。記者在調查中獲悉，超限用藥不僅在腫瘤治療領域是常見形象，更是整個醫療領域的普遍現象。

湖南省藥學會主辦的學術刊物《中南藥學》在2020年第8期刊登了一篇名爲《174例肺癌患者抗腫瘤藥物應用評價分析》的論文。論文中引用的數據顯示，陝西省某醫院2019年收治的174位原發性肺癌患者病例中，有146份抗腫瘤藥物的治療方案不合理，佔比高達83.9%。其中， 44 份（25.3%）病例抗腫瘤治療方案選擇不適宜，如順鉑、卡鉑、依託泊苷在一個週期中給藥天數長達 5 天，不符合標準治療方案，應用奈達鉑替代順鉑用於小細胞肺癌治療等情況。

記者翻查全國各地醫保局2020年通報的定點醫療機構違規違約行爲發現，診療項目不合理收費、不規範診療、超限用藥是最常發生的違規違約行爲。其中不乏當地的三甲醫院。

“抗腫瘤藥超適應症用藥的情況不僅在國內，在全球都是一個普遍現象。”一家三甲醫院的腫瘤內科專家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抗腫瘤藥物在臨牀實踐中的治療效果有很大差異，尤其是一些轉移性腫瘤，在實際治療時對常見藥物反應不敏感。此外，藥品適應症的審批更新滯後於臨牀實踐的發展也是醫生超適應症用藥的主要原因。該專家同時告訴記者，不排除部分醫院、科室和醫生由於利益驅動的原因採取超適應症用藥的方式。

二問：NGS、PET-CT、輔助藥品，必不可少還是存在濫用？

在張煜提出質疑的病例中，患者馬進倉曾被陸巍推薦進行基因檢測，以篩選可用化療藥物。張煜認爲，陸巍給患者採用的NGS是目前被認爲最不可靠的抽血檢驗，而不是可靠性更高的腫瘤活檢組織檢測，該NGS結果幾乎沒有任何參考價值。

NGS（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即二代基因測序技術，對幾十萬到幾百萬條DNA分子進行序列測定。通過對腫瘤患者進行基因測序，檢測癌症基因突變情況，支持靶向藥物或免疫治療方案的設計和調整，是目前腫瘤治療中常用的輔助治療手段。

據記者瞭解，國內目前僅有幾家醫院具備獨立NGS檢測的條件。大部分患者只能通過院外的第三方機構來進行NGS檢測。該項目不在醫保報銷範圍之內，做一次的費用大約在1-2萬元左右。

“NGS已經成爲大多數腫瘤患者在治療過程中最常做的檢查項目之一。”消化道腫瘤患者組織“熊貓和朋友們”創始人韓凱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很多患者曾對他反映，在診療過程中被醫生要求做了不止一次NGS。

“羣裏（微信羣）的一個患者之前在東腫瘤（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進行治療，已經做過一次NGS。但是後來主治醫生轉去了別的醫院，該患者轉診到了北腫瘤（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後，被要求再做一次。另一個患者接受腸癌手術後，外科推薦她做了一個全基因的檢測，花了接近兩萬塊錢。術後拿到內科去看，內科醫生說我不看這個基因報告，誰讓你測的你找誰看，找我看你去做這個公司的基因檢測，說着給了一個聯繫方式。同一家醫院的內科和外科指定的基因公司不同，還不互相認可。”韓凱告訴記者，患者即使心裏認爲這是在花“冤枉錢”，但是出於“求人看病”的心理，忍氣吞聲也得花錢去做。

“NGS做一次就要一兩萬，對於很多患者，尤其是農村地區的，無疑是一筆很大的負擔。”韓凱說。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陸巍解釋了自己要求患者做NGS的原因。他表示患者的治療窗口期很短，一旦一線治療無效，就幾乎沒有機會進行二線治療，而做NGS測序是爲了化療藥物的篩選提供參考，避免無效治療。

但張煜在文中表示，NGS測序在所有腫瘤專科醫生都知道，可以用來尋找罕見靶點（雖然經常找不到），但是絕對不能用來篩選化療藥物，“因爲完全不準，沒有任何參考價值”。

並不是所有的醫生都認可張煜的觀點，同在北醫三院腫瘤內科的另一名醫生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在臨牀實踐上，NGS檢測對於制定後續治療方案還是有一定幫助的。但這位醫生同時也承認，對於一些明顯對化療或者放療不敏感的腫瘤來說，做NGS有“碰運氣”的成分，“我們也希望能通過這種辦法找到合適的靶向藥或者化療藥物。”

記者注意到，在2020年中國臨牀腫瘤學會（CSCO）發佈的多個指南中，NGS被標註爲Ⅱ級推薦。所謂Ⅱ級推薦，指的是該治療方式可及性差或者效價比低，已超出平民經濟承受能力的藥物或治療措施。

在腫瘤治療過程中，另一項價格昂貴，常被患者質疑是否爲必需檢查項目的診斷技術是PET-CT。作爲目前影像學最先進的診斷技術，PET-CT主要以全身掃描爲主，可以詳細地體現出病竈的形態、大小和密度，同時也會顯示病竈是否有向全身其它部位轉移的可能。目前全國只有極少部分地區將PET-CT納入了醫保報銷範圍。而絕大部分地區患者在自費的情況下，做一次PET-CT需要8000元左右。

在知乎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張煜對PET-CT的結論是“不是很有錢的患者謹慎選擇”。他提出，PET-CT具有本身獨特的優勢，但是對腫瘤轉移判定也並非百分百準確。通過可報銷的核磁和增強CT，絕大多數情況下可以獲得和PET-CT近似的信息，必要時可以拿着片子專門請一個放射科專家仔細看看，有時甚至對病情的判定比PET-CT結果更準確。

“你去各大腫瘤醫院肝膽外科、消化外科還有骨科門診看一看，等着問診的患者幾乎人手一個PET-CT的袋子。”某三甲醫院的影像科醫生對《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表示，如果不是懷疑出現了病竈轉移，PET-CT可做可不做。“一般來說，一定是先解決眼下的病竈，再考慮轉移的可能性。但是現在很多醫生術前就要求患者去做PET-CT，甚至有人沒事自己要求做一個當做體檢。完全沒有必要。”

上述醫生同時指出，PET-CT診斷腫瘤的準確性在80%左右，即使發現病竈，也需要進一步做標本活檢才能確診是否是惡性腫瘤。此外，PET-CT本身有輻射，還需要在體內注入一些帶有放射性的元素。因此不建議非必要性的PET-CT檢查。

在針對陸巍的質疑中，張煜還提到了輔助藥物的濫用，並點名了日達仙。張煜表示，日達仙本身不錯，但是性價比太低，不適合經濟不寬裕的患者。

日達仙是美國醫藥公司賽生醫藥（Sciclone）出品的一種胸腺肽（Thymosin）製劑。在國內，日達仙主要用於治療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也可用作免疫系統受到損傷的免疫增強劑，能夠增強病毒性疫苗的免疫應答作用。不少腫瘤患者表示，醫生在解釋爲何開這款藥時，理由就是“增強免疫力”。

賽生醫藥IPO招股書顯示，在中國僅2020年前九個月，日達仙的銷售額就達到了13.26億元，中國市場佔據了其總銷售額的93.8％。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與日達仙類似的癌症輔助藥物還有很多，比如鴉膽子油膠囊、華蟾素、參一膠囊等。大多被冠以了“提升治療效果，增強免疫力”的效果，而不一定有明確療效。此外，國內腫瘤治療臨牀上普遍存在醫生喜歡開中藥注射液的情況（主要集中在二三線城市），比如康萊特注射液、丹紅注射液、參芪扶正注射液等。“很難說這些藥物的背後沒有一些利益博弈。”該人士表示。

三問：遵從指南與個性化治療之間如何權衡？

在張煜的質疑中，陸巍對患者馬進倉的治療方案沒有遵從指南（包括但不限於中國CSCO指南、美國NCCN指南或歐洲ESMO指南）成爲了業界討論的熱點。張煜進一步提出，在他接診過的患者裏，有1/5以上被更改了標準治療方案。

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在回應陸巍的治療原則時表示，腫瘤患者存在個體差異，根據目前的診療方法制定的臨牀規範和指南，可能不太跟得上最新的醫學發展，藥品獲批的適應症和治療方案在時間上也可能會落後，因此可以適當進行超適應症用藥，但是臨牀倫理委員會應該對此嚴格監督，嚴格監控下的超適應症用藥並不是過度治療，事實也證明很多癌症患者是可以從中獲益的。

對於癌症治療是否要完全依照指南，在醫療界一直存在爭議。一些腫瘤專家認爲，癌症本身就是一種複雜的病，每個患者的反映情況不同。尤其是一些罕見病症上，適度激進的治療方式未必是不可取的。此外，指南每年都在更新，比起更新的速度，臨牀實踐的發展要更快一些。

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胰胃外科病區主任田豔濤對此打了一個比方，指南就像GPS定位一樣，衝着你要的方向，給你去指引，但路上發不發生交通事故，前面是不是有一塊石頭，它是管不了的。還需要醫生根據情況靈活來掌握。

4月23日，2021中國臨牀腫瘤學會(CSCO)指南大會宣佈開幕。據CSCO副理事長兼祕書長、解放軍總醫院腫瘤醫學部江澤飛介紹，今年是CSCO系列指南迎來發布與更新數量最多的一年。包括鼻咽癌、膽道惡性腫瘤、非小細胞肺癌、卵巢癌、青少年淋巴瘤等23部指南都有更新。此外，CSCO還首次出版了神經內分泌腫瘤、中樞神經系統轉移腫瘤、兒童及青少年白血病等10部指南。

“規範診療一直是腫瘤診療中提高療效、改善生存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診療指南正是規範化治療的有利抓手。”北京市希思科臨牀腫瘤學研究基金會理事長、上海同濟附屬東方醫院腫瘤醫學部主任李進對媒體表示，近年來，指南的構成數量、發行量都持續創新高，涵蓋的腫瘤診療領域也變得更爲系統全面，爲推動中國腫瘤臨牀實踐的進步起到積極作用。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乳腺腫瘤中心創始人蘇逢錫則表示，在治療腫瘤過程中，唯指南論的方法也並不可取。“什麼樣的腫瘤治療指南是最權威的，並沒有定論，比如美國NCCN指南，被視爲是比較權威的。但據我瞭解，美國醫生機械遵從該指南的，也並不多。指南會動態更新，但有時候更新需要經過很長時間，這時如果醫生被動等待指南更新，往往會耽誤患者的治療。在臨牀實踐中，病人情況千變萬化。晚期病人或者晚期復發的病人，往往沒有標準方案，很多時候反而需要考慮個性化治療，這也是爲什麼會有業內人士說，早期腫瘤治療是根據指南走，晚期是跟着感覺走。”蘇逢錫說。

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全球專門從事癌症治療、研究、教育和預防的醫療中心之一）胸部腫瘤臨牀放療主任張玉蛟看來，遵循指南和個性化靈活運用，不能對立來看。像蓋一個房子，必須把基石打嚴，再來考慮磚的顏色，桌面是大理石還是玻璃，這個是可以靈活應用。基石有多紮實，需要跟它的高度寬度相配，這些原則是必須遵守的。

張玉蛟同時指出，如果醫生在沒有具體指徵的情況下，借用其他癌種或者分期上的療效，超“規範”用藥，即所謂“off label”使用，必須先徵得病人和醫保的同意。同時，醫生自己也必須承擔多一層的道德和醫療責任。

四問：過度診療背後是否存在不當利益鏈？

據丁香醫生“偶爾治癒”報道，馬進倉在陸巍的推薦下，與同樣患有胃癌的姐姐在上海嘉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共花費了15萬元，進行了 3 次NK細胞免疫治療。陸巍不僅與上海嘉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徐以兵是校友，還曾擔任徐以兵名下另一家公司——上海博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原始股東及高管。

細胞免疫治療是近年來腫瘤治療領域的前沿技術，其原理是通過激活患者自身的免疫細胞治療癌症。目前的熱門研究方向包括NK細胞免疫療法、NKT細胞免疫療法、CAR-T等。目前全球僅有兩款CAR-T產品在美國獲批。中國臨牀試驗註冊中心的登記數據顯示，國內正在進行的NK細胞免疫療法臨牀研究約40多項，均爲臨牀前研究或一期、二期臨牀試驗階段，適應症包括急性白血病等血液疾病，以及卵巢癌等實體腫瘤。

儘管國家早有規定，細胞免疫療法在沒有獲批臨牀使用前不得用於患者治療。但據上述業內人士向記者透露，此類免疫細胞療法在民間甚或部分地方醫院一直存在。與CRT-T相比，NK細胞療法被認爲安全性更高，因此在民間應用更多。

在馬進倉的案例中，陸巍被人詬病最多的是違規使用NK細胞免疫治療。由於中國目前沒有批准任何細胞治療進入臨牀應用，目前所做的都只能是臨牀試驗。而根據規定，所有獲批的臨牀試驗都必須在三級醫院進行。接受這類療法和臨牀試驗的參試者，都應簽寫知情同意書，醫院的倫理委員會也應進行相應的審批來覈查研究方案，以確保患者的相關權益。

一般來說，這類臨牀試驗都不會向患者收費，包括相關的合併用藥、併發症處理和住院全部都是免費的。

“我只能說，一般醫生介紹病人去院外的機構做檢測或者治療都是有一定的返點的，而且比例還不低。”上述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不少三甲醫院的知名醫生與院外的機構存在利益合作，這種現象在上海比較普遍。一些業內公認的腫瘤專家，在院外機構兼職或者直接持股，這已經不是什麼“不能說的祕密”。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倫理委員會辦公室主任陸麒對媒體表示，目前很多醫療機構的主要研究者背後都有類似的企業存在，有些醫療機構也與企業關係密切。“有些想法比較超前的醫院和專家，在成果轉化領域走在了前頭，在掌握了某項專利技術之後，通過成立公司等方式，由醫院參股或者研究者個人參股等方式獲得最終轉化成果的分成，在研究過程中就難以避免會存在個人的經濟利益衝突和機構的利益衝突。”陸麒說。

癌症治療本身已經是一筆不小的費用開支。但在實際治療中，患者常常會因爲醫生和企業之間的利益糾葛，進行一些不必要的檢查和治療，承擔過多的醫療成本。記者瞭解到，有醫生甚至在公開場合表示，自己開藥是會“看人下菜碟”的。他建議患者如果去看病，最好不要穿得太好或者拎名牌包，這樣很容易被當做“冤大頭”而多花“冤枉錢”。

對於一些患者來說，過度診療帶來的不僅是經濟上的損失，還包括身體機能的損害。

一位患者家屬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他的母親在2020年確診患上了食道癌。在當地一家三甲醫院進行診治時，被納入臨牀試驗小組，接受了君實生物研發的抗PD-1單抗藥物特瑞普利單抗注射液治療，但醫院並未提前向家屬解釋說明加入臨牀試驗小組和使用PD-1治療的風險。

“化療科醫生在與家屬溝通者診療方案時，完全沒有提到會使用PD-1治療。我們也是在事後進行術前檢查時，才從主治醫生處得知這一事實。事後醫生拿出了一張由我父親簽署的進組同意書，但是我父親年事已高，對這件事沒有印象，也對PD-1這種藥並不瞭解。”該患者家屬對記者表示。

針對PD-1或 PD-L1研製抑制劑，以切斷腫瘤細胞和T細胞的信號通路，是近年腫瘤免疫療法的熱門方向。正常情況下，人體免疫系統對腫瘤細胞有識別殺傷作用，但如果腫瘤細胞表面帶有的PD-L1和T細胞上的PD-1結合、建立起信號通路，腫瘤細胞就可逃避免疫系統的追殺。

2020年年底，國產PD-1藥物全部成功進入醫保報銷範圍。通過國家醫保談判，四款國產藥物的降價幅度高達80%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家藥監局對這四款PD1藥物的適應症做出了嚴格規定。根據獲批情況，特瑞普利單抗注射液的適應症只有黑色素瘤、鼻咽癌和尿路上皮癌。

“現在我國有48個廠家在做免疫治療的藥物，美國只有4個廠家生產。這背後的原因就是中國把PD-1當做了萬金油，萬能的抗腫瘤藥物。但它只是腫瘤治療的一個方法，要根據病人的個體化情況進行應用，而且還需要注意安全性，另外從療效上看，免疫療法的最大問題是它可能出現上百個併發症，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用的。”馬軍說道。

上述患者家屬說，醫生並沒有告知他們這些。

而據上述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在進入醫保報銷範圍前，PD-1給醫生的返點大概在30%-40%，這也是爲什麼該藥物在國內出現了比較多超適應症使用的原因。進入醫保之後，藥企的利潤空間被大幅壓縮，從而影響到給醫生的渠道返點。今後該類藥物的濫用情況也會得到改善。

五問：癌症治療的最終結果是否一定是人財兩空？

國際知名醫學雜誌《柳葉刀》2016年10月刊發的文章《中國癌症支出及財政壓力》中稱，2012-2014年，在針對14594名中國癌症患者（平均年齡56.7歲，男性58％）的抽樣調查分析顯示，這些癌症患者的家庭年均收入爲8607美元（摺合人民幣5萬6千元左右），而每名患者年均支出則爲9739美元（摺合人民幣約6萬3千），其中非醫療支出佔9.3％。

近年來，隨着更多創新藥的研發以及新型治療方式的出現，癌症治療的費用也越來越高。以放療爲例，一次伽瑪刀的費用大約要2萬元，射波刀的費用大概在6萬元，質子重離子的費用最高，要近30-40萬元一次。

儘管費用高昂，癌症患者還不得不面對一個沉重的事實，那就是對於一些高度惡性瘤患者或者晚期腫瘤患者來說，癌症依然是一個不治之症，患者家屬最後可能不得不面臨人財兩失的結果。

在知乎發表的文章中，張煜提到自己勸阻了一位月收入僅3000元且已賣房賣地傾盡家財的父親，採用一種每月多花費數萬元，卻只能將女兒的中位生存期延長兩個多月的療法。這位父親認爲，這樣也許女兒能多活兩個月，但他本人卻“不知道以後會過上什麼樣的日子，壽命都可能減少好幾年”。

在大部分腫瘤患者看來，死亡是治療失敗的結果，而非“自然”的過程。在對疾病的恐懼、求生的本能促使下，患者往往也會做出不理性的決定，採取過度診療的方式來博取“一線生機”。

4月9日舉辦的第三屆北京大學清明論壇上，全國政協原副主席、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北京大學醫學部原主任韓啓德院士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我的一位朋友在當地體檢時，發現可疑前列腺癌，來北京301醫院就診，醫生建議做活檢，他在驚嚇之餘電話諮詢我的意見，我介紹他到北大醫院泌尿外科，給他做超聲檢查後明確告訴他可以排除癌症，高高興興回去了。但過一段時間，想想還是放不下心來，又去省裏的大醫院檢查，在活檢時不幸被嚴重感染，雖然最後證明不是前列腺癌，卻差一點喪命於膿毒血癥。”

韓啓德表示，現在的過度醫療，很大程度上也與對死亡的恐懼有關。人體的複雜性與醫療技術的有限性，決定了醫學的不確定性。現有的臨牀診斷與治療指南，一般都只能提供一種概率。所謂成熟的醫療技術，也不過是正確的概率比較高而已，所以臨牀上沒有打包票的事情。

消化道腫瘤患者組織“熊貓和朋友們”創始人韓凱說，沒有明確治療方案的晚期腫瘤患者往往更容易遇到過度醫療的情況，有時是常規藥物的超適應症使用，有時會嘗試一些中草藥，或者其他一些尚未經論證的細胞療法、生物療法，一些不規範診療措施也因此存在巨大的“地下市場”。

“我有一個患者，本身得的是無法手術切除的高度惡性腫瘤。家屬也是從醫的，自己也查了國內外很多文獻和資料，明確知道目前沒有任何可用的化療或者放療藥物的情況下，仍然不願意放棄，做了很多種前沿的嘗試，花了上百萬，但仍然沒有成功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一家三甲醫院的外科醫生對記者表示，面對這種患者，醫生會提供一些保守的治療意見，比如姑息治療或者乾脆放棄，但是患者和家屬都不會接受。

“有時候在家屬的請求下，醫生也不得不去嘗試一些過激的手段。我們常說治療是有性價比的。很多時候我不太建議一個家庭因爲疾病而傾盡所有，影響以後的生活。但往往事與願違。”

責編 | 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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