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平北军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应用各种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日伪军。抗日力量愈战愈强，抗日队伍不断壮大，根据地日益发展。面对平北、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壮大，日军沿长城一线，西自白河堡，东至古北口制造“无人区”，妄想把老百姓与八路军分离开来，进而巩固其占领地，保护“伪满洲国”边境安宁。

从1942年春季开始，日军强征老百姓在八路军根据地与“伪满洲国”边界修筑“围子”。“围子”修好后强令各村百姓离开原来住地，拆毁或烧毁老宅子，拖儿带女搬进“围子”居住，老百姓称“人圈”。通过“集家并村”，以加强对群众的统治、监视，这是“伪满洲国”推行“固边”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敌人“蚕食”进攻的重要内容。昌延联合县二区地处“伪满洲国”边界，敌人计划把四十五个村庄并入十三个“围子”村。

昌延联合县县委根据当时八路军主力转移到外线，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根据以往反“围子”斗争的实践经验，决定采取渐进方式反“围子”，确定了以武装斗争为主、“合法斗争”为辅的斗争方针。

敌人修筑“围子”时正值春耕农忙，昌延联合县县委确定先采取拖延措施，让各村伪甲长以春耕农忙为由，向日军要求延期修筑“围子”。日军为了给前方提供粮食，答应了这个要求，但春耕一结束，便立即强迫群众修“围子”。

昌延联合县二区反围子斗争由二区区委书记高万章领导。

“咱们不能给日本人修‘围子’，这是给咱们自己修监狱啊。”营城子被强迫修筑“围子”的群众愁眉苦脸地说。

“可是人家拿枪逼着，不修不行啊。”有人叹气。

“修是得修，但是咱们可不可以在修‘围子’的时候消极怠工呢？白天修，晚上再拆呗。”区委书记高万章循循善诱。

“对，第二天日本人问，咱们就都说是晚上来了八路军，强迫咱们拆掉“围子’。”

夜幕降临，游击队小股武装来到“围子”外，朝天上打几枪。敌人听到枪声，喊着“八路军来了，八路军来了”，蜷缩在“围子”里不敢出来。茫茫夜色掩护下，区委书记高万章率区干部组织、指挥群众拆围子。刚被垒起来的“围子”在抗日军民快速而有节奏的动作中，瞬间变成一堆沙土和砾石。看着自己的“战利品”，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没有进入围子的群众，在游击队的帮助下，开始在深山隐蔽处盖窝棚、打窑洞，坚壁清野。几天工夫，深山里就飘出了缕缕不易觉察的炊烟。

10月的一天晚上，拆完“围子”后，区委书记高万章带着战士回到住处刚刚睡下，就被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巨大的踹门声惊醒，他腾地坐起来，就看见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自己。接着，区里其他干部也先后被捕。有的干部经受不住严刑拷打和各种诱惑叛变投敌，二区工作一度陷于瘫痪。

群众继续采取拖延措施，直至年底，敌人才修起了十三个“围子”，四十五个村庄的群众被迫搬入“围子”。暖水面、水泉沟、杨树沟、沙梁子、场房沟、上马坡、龙庙沟、石片、羊马地等十个村搬进汉家川围子；太平庄、榆木沟、黄土梁、李子沟等村搬进台自沟“围子”。敌人强迫搬进“围子”的青年人组成自卫队，在“围子”的出口处和十字路口站岗设卡，规定天亮前和太阳落山后百姓不得出入，违者一律以“共匪”论罪，就地枪决。生活上一切物品，包括粮食、布匹及日用品均实行“配给制”，但配给物品经保甲长及敌伪大小头目层层盘剥，真正到群众手中已所剩无几。敌伪在政治上更是严加控制，并实行奴化教育，人民失去了起码的人身自由，犹如被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地牢之中，所以人们称之为“人圈”，如同“牛圈”“羊圈”一般，老百姓被迫迁离的地区不准住人，即所谓“无住地带”。

二区区委书记高万章因叛徒告密，被捕后，县委又派刘文科到二区担任区委书记兼区长，领导二区人民进行反围子斗争。调10团１连1排排长卫兴顺任二区游击队长，充实游击队伍，加强武装力量，镇压铁杆汉奸，发动群众，打开局面。

区委书记刘文科和游击队长卫兴顺，带着惩处汉奸的布告进入二区，和区干部取得联系，分析情况后，决定镇压汉奸先从汉家川“围子”动手。

汉家川地处二区南北要冲，是敌人的重点“围子”。伪保长温永兴是个铁杆汉奸，曾策划过二区区长赵子龙的叛变和二区区委书记高万章的被捕。提到温永兴，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游击队员，都恨得牙根痒痒。刘文科决定先除掉温永兴。

卫兴顺坚决地对刘文科说：“我是汉家川村人，党说咋干就咋干，就是俺亲娘老子当了汉奸我也要干掉他。”

“好啊，兴顺同志，对敌斗争是残酷的，有时候是不能掺杂个人感情的。”刘文科听了卫兴顺的话，赞许地点了点头。

夜深了，二人带队悄悄摸进汉家川。他们先找到抗日积极分子闫子伶，弄清温永兴等几个汉奸的情况和住处，然后通知联络员以上人员开会，几个汉奸也全部到场。刘文科区长给大家讲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说明“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道理，指出只有抗日才是出路，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办事没有好下场。会议结束了，几个汉奸站起来，随着联络员就往外走。

“哎，老温，你们几个等一等？”卫兴顺招了招手，让温永兴和另外几个汉奸坐下来。

刘文科看了看几个汉奸，宣布他们的条条罪状，温永兴转身想跑，被早就做好准备的游击队员按在地上。此时，温永兴早吓得脸色焦黄，趴在地上不断喊着：“饶命，饶命。”

“饶命？你想到人民群众的命了吗？想到老高他们的命了吗？”

“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一定立功赎罪！”温永兴哀求着。

“给你机会，我们的同志就白死了——拉出去！”刘文科把手一挥，高声说。

随着两声枪响，汉奸温永兴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

其他几个汉奸见此情景，一个个吓得面如土色。

“你们不要怕，只要不再和八路军作对，不再和游击队作对，就饶你们一命。”刘文科义正言辞地说。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几个汉奸匆忙磕头致谢。

“这里没有长官，都是同志。”刘文科拍了一下桌子。

“哎……同志……同志……”几个汉奸忙笑着回答。

“我们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刘文科看着几个汉奸，停了停又说，“这次先饶了你们。但你们记住，日本鬼子迟早要完蛋，今后你们要多给我们提供鬼子的消息，将功补过。”

“我们再也不干坏事了，一定配合八路军工作。”几个汉奸异口同声地说，冲刘文科鞠了一躬，转身离开了。

从会场出来，卫兴顺朝天连放数枪，高喊：“共产党又回来了，八路军又回来了。”随后，把镇压汉奸的布告张贴在街上，布告署名二区区长刘文科。群众听到枪声，纷纷走上街头。区干部乘机组织骨干分子发动群众拆“围子”。群众情绪高涨，挥镐舞锹齐动手，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了几个月的“围子”，一夜工夫全拆完了。拆掉“围子”后，群众纷纷搬回原村居住。

天一亮，驻大庄科的日伪军得到报告，立即派大批伪军搜山。可他们连八路军的影子也没看到。

刘文科和卫兴顺继续组织区干部和各村党组织进行反围子斗争。他们向未搬进“围子”的群众广泛宣传进入“围子”的惨状，发动群众用各种方法不进“围子”。同时，贴出大量布告，要求已入“围子”的群众在半个月内迁出，返回原村，抗日民主政府将对生活困难的群众进行救济。

为确保群众顺利外迁，游击队抓住拆毁汉家川“围子”的有利形势，与主力部队紧密配合发动武装斗争，烧毁台自沟“围子”外五个敌岗楼，摧毁敌人正在建立的新据点。武装斗争鼓舞了群众，群众陆续返回原村。八路军又以武装掩护群众拆“围子”，抗日军民万众一心，仅用半个月时间就拆除了二道关等五个大“围子”。

游击队同时把反“围子”斗争同反“资敌”、抗派夫、抗粮抗税斗争相结合。搬出“围子”的群众，大多住在偏辟的山窝棚里，不再给敌人出夫、出粮、出款。大庄科伪满洲军经常搜山抓人、抢粮、烧山窝棚，各村就组织游击小组、民兵站岗放哨、埋地雷，与敌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仍不断强迫群众重修“围子”，所以反“围子”斗争坚持了两年之久。敌人强迫群众修，游击队则发动群众拆；敌人白天修，八路军夜里拆。经过八路军与日伪军反复较量，其它“围子”陆续拆除，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党支部工作得以恢复，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又开始建立，区游击队发展到二十余人，各村成立起游击小组，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到处展开。敌人小据点的日伪军白天也不敢轻易出动，汉奸活动有所收敛。

反“围子”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伪，增强了干部群众对敌斗争的信心，恢复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