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SME科技故事

有句名言叫“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這本是十九世紀末墨西哥總統的一句感嘆,但卻可以用於形容很多地區居民的處境。

波多黎各就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波多黎各位於加勒比海地區,早前是西班牙的殖民據點,1898年美西戰爭爆發後,被美軍佔領,如今是美國的一個自由邦。

波多黎各的地理位置

波多黎各島上的居民屬於美國公民,但沒有美國總統投票權,只有當他們移居美國本土後才能擁有此權利,儘管波多黎各的總人口超過了美國22個州。

就是這麼一個特殊的地區,卻在醫學試驗上走在了世界前列。

1930年代,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國際衛生委員會排了一支小隊前往波多黎各開展爲期6個月的工作,研究熱帶環境下的貧血病。

其中的一位成員科尼利厄斯·羅德斯(Cornelius P.Rhoads)在工作期間搞出了大新聞。

科尼利厄斯·羅德斯(Cornelius P.Rhoads)

某日夜晚,羅德斯參加一個聚會,結束時他顯然已經喝醉了,準備離開時卻發現自己的車被人破壞,回到實驗室裏,他在極度憤怒的情況下寫了一封信,內容如下。

“波多黎各人毫無疑問是居住在這個區域裏最骯髒、最懶散、最墮落和最邪惡的種族,與他們居住在同一個島上會讓您感到噁心,他們甚至比意大利人還要低賤。島上需要的不是公共衛生工作,而是洪水大潮之類能滅絕人口的東西,那樣纔可能變得宜居。我盡了最大的努力,殺死了8個人,並將癌細胞移植到另外幾個人體內,從而進一步滅絕他們……”

信件本要寄給羅德斯在波士頓的同事費迪,或許因爲當時他還沒從醉酒中清醒過來,他把信件留在了自己的辦工作上便離開了。

第二天,信件被一名實驗室助理髮現,他顯然意識到了當中種族歧視和種族滅絕以及謀殺的內容,便將其抄送給同事和波多黎各民族主義黨領袖。

事情很快就傳開了,羅德斯本人將信裏的爭議內容解釋爲“寫給友人的玩笑”,畢竟人在極度憤怒的情況下什麼都有可能幹得出。

此段風波還被刊登於1932年2月的《時代》雜誌中,但隨後的調查中,發現有13名患者在羅德斯的照顧下死亡,但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是被謀殺的。

他回到紐約後的仕途也並未受到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德斯還擔任陸軍醫療隊化學武器部的醫療負責人,對包括非洲裔美國人、日裔美國人以及波多黎各人在內的種族進行了祕密的試驗,並得到了“與有毒氣體和化學戰的其他進步作鬥爭”的表彰。

此後他開始專注於癌症,尤其是癌症的化學療法的研究,並在1949年6月作爲封面人物再次登上了《時代》雜誌,但此次並沒有提及1930年代的醜聞,幾乎被徹底洗白,直到2002年,美國癌症研究協會想要以羅德斯的名義設立紀念獎,種族滅絕的醜聞纔再次被人提出。

科尼利厄斯·羅德斯登上時代雜誌封面

沒有人知道羅德斯到底有沒有對波多黎各人下了毒手,儘管如此,事件在今天的互聯網上還是被稱作“波多黎各癌症試驗”,也體現出在“純正”美國人的觀念裏波多黎各人的卑賤地位。

“波多黎各癌症試驗”僅僅是序章,真正的“波多黎各避孕試驗”即將到來。

生活在今天的現代人,多半會稱讚避孕用品的發明,它們是現代人擺脫生育束縛的有力武器。不過,在最早的避孕藥上市前,還有一段黑暗的故事。

避孕的需求其實很早就存在,但受制於社會觀念的保守,研究和發展總是充滿了坎坷。比如美國節育運動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她曾在1916年在紐約的貧窮地區開設了全美第一家節育診所。

瑪格麗特·桑格(Margaret Sanger)

桑格認爲,婦女有能力支配自己身體,才能獲得自由,尤其是生育自由。然而,她卻因爲散發避孕信息而被捕,節育診所僅開業9天就倒閉了。

不過,避孕的事業並未因此停滯,桑格開始尋找並投資更先進的節育方式,比如口服避孕藥。當時,有關生育的研究受到國家法律的嚴格監管,實際上沒有辦法公開地研究。

1953年,產科醫生格雷戈裏·平庫斯(Gregory Pincus)和約翰·洛克(John Rock)攜手合作,兩人在桑格和慈善家凱瑟琳·德克斯特·麥考密克(Katharine Dexter McCormick)的資助下開始了對激素避孕的祕密研究。

雷戈裏·平庫斯(Gregory Pincus)和約翰·洛克(John Rock)

平庫斯早在1934年就已經憑藉兔子的體外受精研究,在圈內頗有名氣,幾乎在同一時期,另一個重要的發現橫空出世——墨西哥的一種野生薯蕷提取物可以合成孕酮。

在此之前,醫學界已經發現激素對人的生育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但受限於法律,相關的研究僅僅用於治療不育症。另一方面孕激素的來源也是大問題,動物體內的孕激素含量少且提取困難,用植物爲原料合成孕酮把成本降低到了可商業化的水平。

墨西哥農民搬運巨大的薯蕷

平庫斯和洛克所在的馬薩諸塞州法律同樣也禁止避孕用品的研究,兩人便以孕激素預防大鼠和兔子懷孕爲名目展開研究,事實證明高劑量的孕激素的確可以阻止排卵,從而達到避孕的效果。

可是動物實驗是動物實驗,避孕藥最終要給人用,如何證明它對人類也同樣有效呢?當然是人體試驗。起初兩人在伍斯特州立精神病院內進行了小規模的試驗,但也因諸多限制無法擴大規模。

他們選擇了波多黎各。原因如下,第一,波多黎各當時社會動盪,人口激增但貧困率和失業率居高不下,需要生育控制;第二,波多黎各地位低下,以當時盛行的優生學觀點,減少“低端人口”勢在必行;第三,波多黎各島上已經實施了生育控制,僅有的手段是絕育,當地婦女並不太支持。

1960年,工作人員在波多黎各講授節育方法

總之,波多黎各被認爲是一個完美的試驗場,當地的婦女在未被告知風險的情況下接受這些避孕藥,顯然她們也明白,控制生育能夠明顯降低家庭的負擔,也願意嘗試藥物避孕。

然而,沒有人知道這種藥物用於人體的合適劑量,也沒有人能確定會帶來哪些不良反應。回過頭去看,當時這款“Enovid”避孕藥的劑量爲10毫克,是今天同類藥品可接受劑量的10倍之多。

幾年來共有約1500名婦女服用了避孕藥,其中有17%的婦女報告了噁心、頭暈、頭痛、胃痛和嘔吐的不良反應,但好消息是波多黎各的避孕人體試驗有效率達到100%,沒有婦女在服藥後懷孕。

另外,還有3名婦女在參與試驗的過程中死亡,但未對她們進行屍檢,也無法確定死亡與服用避孕藥之間是否有直接聯繫。

儘管在波多黎各的人體試驗總體上是成功的,僅僅帶來了一些可接受的副作用,並且也的確幫助了一些家庭擺脫無節制生育的困境。

10mg規格的Enovid避孕藥

1960年,美國FDA批准Enovid避孕藥上市,因其立竿見影的效果受到了廣泛的好評。口服避孕藥的出現確實讓婦女有條件從生育中解放出來,甚至推動了性別平等。

從人類利益的角度看,參與波多黎各試驗的婦女們爲世界第一款口服避孕藥的誕生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是人類避孕史重要的組成部分。

但從倫理道德上看,這些參與試驗的婦女事先並未被告知存在的風險,她們身先士卒的根本原因其實是一種不平等的對待,不少親歷者認爲自己承擔了試驗的風險,但最大受益者卻是美國本土富裕的白人女性,這就是惡行。

18歲新冠病毒人體挑戰試驗志願者口述:試驗確實存在風險,但是願意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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