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碼頭上,太陽像一張薄薄的紙墊在屁股下”——《民謠》的開頭,一下子勾起主人公柔軟的回憶,也奠定小說似水如詩的敘述基調。“我在這個年紀寫小說,有朋友形容是‘老房子着火了’。其實,在‘房子’不新不舊時,我便動筆寫了。這幾乎是一次馬拉松式的寫作,與其說我在千錘百煉,毋寧說我一直處於寫作小說的困境中。”評論家王堯的長篇小說處女作《民謠》首發於《收穫》雜誌,單行本由譯林出版社推出並在滬首發。

昨天下午的思南讀書會上,王堯與作家孫甘露、《收穫》雜誌主編程永新、評論家走走分享打破文體界限的新小說。在孫甘露看來,這部作品有點“反小說”,更接近詩體,這跟講述方式有關,比如開篇細節調動了嗅覺、視覺、感覺、觸覺、味覺,相當感官式。

故事裏,1972年5月,依水而生的江南大隊碼頭邊,十四歲的少年等待着外公,江南大隊的人們等待着石油鑽井隊的大船,然而生活終以脫離人們預計和掌控的方式運行。《民謠》裏交織了少年的成長精神史,村莊的變遷發展史,民族的自我更新史,演繹於記憶中大雨瀰漫、麥子發黴的5月,這也是王堯將個人經驗文學化、民族記憶個人化的小說,帶讀者重回歷史現場。

雖則不乏學理支撐與文學實踐,但對長篇小說心懷敬意的王堯,一直在苦心尋找理想方式。從多年前一句廣爲人知的小說開頭,王堯用二十年的耐心澆鑄。直到去年有一天,他突然再起久違的寫作衝動,完成那幢“爛尾樓”:“庚子年來了,我體驗到了一種死而復生的感覺。和許多朋友一樣,這段時間的精神史可能是我們重新理解世界認識自己的一個重要環節。”於是,他在疫情固守的幾個月裏,集中精力完成。“復活昨天的文字,也許是爲了今天的再生。”

在“水鄉迢迢,且歌民謠”的悠揚餘韻中,每個人終其一生都在試圖重尋民謠習得的年代,那是記憶的原點。“‘民謠’是關於鄉村歷史的一種旋律,一種聲音。”王堯如此解釋。走走也對小說命名爲《民謠》給出闡釋:“應該是想通過那無數生於土地、長於河畔的百姓的性格與命運、機會與行動、思想與感情,來講述一個時代……同時民謠又因爲主要記錄着百姓的平常生活,也通過百姓傳播,它又是可以流傳下去的。”

在寫法上《民謠》突破了虛構與非虛構的界限,分爲主體四卷和雜篇、外篇,借鑑《莊子》內篇、雜篇、外篇的篇目,構成了奇妙又意味深長的結構,賦予文本延展特性與闡釋空間。少年到中年的多重視角切割,學生到知識分子的多種身份轉換,建構文本到解構文本的多維敘述嘗試,體現了小說以小搏大的野心。

程永新評價,《民謠》既有“我”成長時的視角,又有“我”長大後的視角,還有社會的視角、人性的視角……不同視角構成了小說的世界觀,並在轉換中擦出奇妙火花。“從以前的散文、批評到現在這部小說,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有學位的漢語之子。”在他看來,某種程度上,《民謠》是一種方法論——用它的結構和文體方式建構了虛擬的小說世界,“這讓我想到上世紀80年代馬原《岡底斯的誘惑》,問世時一度讓評論界失語。《民謠》的詩意和對文體的突破,或許也要拉長一段時間才能顯現它的價值。”

王堯在去年一次文學獎評審會上提出“小說革命”概念,“和其他藝術領域的探索相比,中國當代文學似乎變得越來越傳統、規矩,好像寫得越像小說纔是好小說。突破常規的努力要被接受,變得非常費勁,不少人習慣更光滑舒適的寫作。然而,任何時代應該有另一種小說是充滿冒險性的,至少是形式上的冒險。”孫甘露說。

提倡小說“革命”的批評家,自己的小說如何進行冒險?儘管王堯一再表示,他的創作和對當下小說的不滿“沒有直接因果關係”,但在《民謠》創作談中,他自承“如果說我有什麼清晰的意識或者理念,那就是我想重建‘我’與‘歷史’的聯繫”。他努力尋找小說的“調性”,着力於摸索語言和結構,想嘗試“形式”如何在《民謠》中成爲內容。“我寫作的過程是不斷放棄許多概念和閱讀經驗的過程。如果拙作與文學批評有關,那就是我對意義世界和小說藝術的理解影響了自己的文本,而不是突出了批評家的理念。”

據悉,譯林出版社將在6月推出王堯編的40餘萬字《“新時期文學”口述史》;兩部非虛構作品《滄海文心:戰時重慶的文人》和《日常的絃歌:西南聯大的迴響》也預計年內面世,完整呈現王堯作爲小說家、散文家和學者的寫作實踐。

作者:許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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