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5月11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佈介紹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結果。全國人口共141178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爲0.53%,與2010年的133972萬人相比,增加了7206萬人,增長5.38%。數據表明,我國10年來繼續保持低速增長態勢。 出生率下降、老齡化加劇的趨勢將會給中國未來的經濟、社會帶來哪些影響?中國如何應對老齡化現象?如何保障養老金的可持續性? 觀察者網特此採訪了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原新。

【採訪/觀察者網 劉惠】

觀察者網:當前,我國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齡化加劇,這會給中國的經濟、社會結構帶來哪些影響?

原新: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加劇的問題,基礎是我們要尊重人口發展的規律,要從人口理論以及人口發展規律去認識這一現象。

第一,出生率下降跟生育率以及老齡化息息相關。爲什麼會出現老齡化現象?很簡單,生育率下降,死亡率下降,這兩個要素下降導致老齡化。生育率下降是每年出生的人數在減少,補充到低年齡組的人口減少。而死亡率下降意味着壽命的延長,年齡結構頂端的人口越積越多,這是老齡化的過程。

對於中國來說,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平均每個家庭生育6個左右的孩子,從70年代初開始計劃生育,到1991年中國的生育率就降到了更替水平,也就是平均每個婦女生2.1個孩子。

如果平均每個婦女生的孩子數比兩個多,就意味着人口正在擴大,再生產在增加。如果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就稱之爲低生育水平,人口就會減縮。如果生育率一直維持在更替水平左右,那麼人口會維持在一個總量上基本保持不變。

我國人口從1992年以後就低於更替水平,並且一直在更替水平之下波動減少,在2015年調整全面二孩政策以後略微有波動上升,曾經到了1.6-1.7,現在大概在1.4-1.5的狀況,但大趨勢一直是波動性下降的。

每年出生人數的減少,必然導致生育率的下降。從生育率上來說,未來的出生人口數量並不樂觀。原因很簡單,我國生育主體也就是育齡婦女人數在減少。15歲到49歲的育齡婦女人數,在2008年達到了最高3.8億,現在是3.4億,到本世紀的中期大概會減少到2.5億左右。

其中,中國人當媽媽的年齡大致都在20歲到34歲之間居多,把這個年齡段稱爲生育旺盛期,那麼這個年齡段的女性在1997年就達到了1.8億,現在大概1.5億左右,到這個世紀中期大概只有一個億左右。

生育率下降是大趨勢,這樣的趨勢受2015年以前出生人數的影響,也就是無法改變的了。育齡人羣在減少,生育者在減少,即便是生育率保持不變,出生人數也在減少,更何況出生率和生育率還有進一步下降的趨勢,所以我對出生率不樂觀。

第二,伴隨着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人的壽命也在延長。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人預期壽命在43歲左右,現在我們的預期壽命是77.3歲,未來還會繼續增長。所以,我們人口老齡化的大趨勢不能更改、不可逆轉。

今天的60歲以上老人是1961年以前出生的人。那麼今年出生的人到2081年也就步入60歲。從老年人口數量來說,2081年以前的老年人口全部存活在這個世界上了,未來60歲老年人口的數量只取決於死亡率。科學技術的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只能讓人壽命越來越長,這是人類社會的基本規律,也是人類文明的標誌。

現在有人說鼓勵生育是爲了應對老齡化,生十個八個小孩改變得了2081年的老年人口數量嗎?改不了。只會增加60年以後的老年人口數量,唯一的變動是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相對比重會低一點。

中國的老年人口在2020年大概是2.64億,在本世紀50年代將會再翻倍到5億左右。人口老齡化是人口發展的歷史規律的結果,這是根本沒法改變的。與此同時,我們預判未來會持續低生育率,現在18%的老齡化率,將來會翻倍達到35%到36%。

這樣的結果,我想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必須坦然地面對。既然改變不了,它會帶來哪些影響?我想需要考慮到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民生髮展、家庭發展、城鄉發展等等這些方面。

根據我們的研究,在經濟領域會帶來三大風險。

第一個是經濟增長潛力的下降。勞動力數量的減少,勞動力低成本的優勢會逐步減少,資本的供應量以及投資收益也會相對下降。中國長期享受的出口紅利,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所形成的國際競爭力可能會受到削弱。有人研究,從現在到本世紀中,我們人口老齡化可能會壓低經濟潛在年平均增長率1.6到1.7個百分點。

第二個風險是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失衡的風險。人口老齡化需要各種保障設施的供給,從盤子裏面拿的經費越多,剩下用來消費、投資、發展實體經濟的經費就會減少,就會影響儲蓄與投資的比例。想象一下,將來我們3到5億的老年人口,養老金的盤子會有多大?養老金融這種金融資產不斷地膨脹,可能會造成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結構性失衡。

第三個風險是金融系統的不穩定。老齡化的高峯時期,養老基金支出、社會養老基金、商業養老基金的給付,伴隨着老年人口的不斷擴大也會相應增加,會對整個金融市場帶來很大的衝擊。

在社會領域會帶來三個矛盾。

第一個是家庭代際矛盾。獨生子女家庭是我們過去的一段時間形成的一個特殊羣體。獨生子女的主體是90後,當他們的父母逐漸地步入老年,晚年生活和子女負擔之間可能會發生衝突。年輕人是繳費的一代,老年人是花錢的一代,代際利益之間的矛盾和衝突,之後可能會展現出來。

第二個是家庭養老負擔加重,而家庭的養老功能在削弱。如果65歲算老人的話,現在4個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供養1個65歲以上的老人。到2035年後,勞動年齡人口會減少爲2個,到2050年大概只有1.5個。這樣的社會撫養結構的變化,會影響到整個社會公共資源配置的變化。

第三個是社會管理不適應的矛盾。過去,中國是一個年輕人口占主流、成年型的社會,我們的社會公共政策體系、社會管理體系、社會福利體系都是針對這樣的人口結構來創建的,包括社會養老制度都是在成年型社會的基礎上誕生的。

未來,老年人口將佔到1/3,他們會從邊緣羣體變成社會的主流羣體。如此一來,他們對社會的福利保障、服務、公共安全管理等都會產生衝擊。

我們現行的社會管理服務體制如何去適應老齡化的變化,這是需要考慮的。

在城鄉區域方面,有三個變化。

第一個是老齡化會讓農村的養老問題提前爆發。我剛纔說了了生育和死亡對老齡化的影響,而中國農村的生育率高於城市,農村人口壽命低於城市,它的老齡化程度應該低於城市。

但是,我們有3億左右的流動人口。流動人口的八成以上從農村轉移出來,八成以上進入城鎮,八成以上是青年和成年人口,這是流動人口的“三八”特點。農村留下了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留守殘疾人,這是很突出的問題。

從1990、2000、2010、2015年的人口調查數據都反映了這個事實,農村的老齡化程度高於城市,也就是說農村老齡問題會提前爆發,這必然會對三農問題帶來影響。在農村的建設方面,村莊空心化、農民老齡化、農村凋敝化這種現象會越來越突出,這會對未來的農村建設活力產生影響。

第二個,從農業生產方面說,我們農村的勞動力大量向城鎮轉移,農村的青壯年人口大幅度減少,這與農村的老齡化加速相互交織。那麼,農村的勞動力人口很有可能從過去長期的富裕逐漸轉向結構性的短缺。將來的農業生產靠誰?這可能會影響到我們農業的生產效率,甚至國家的糧食安全。

第三個是農民方面的問題。在城鄉二元的體制下,農村的養老保障、醫療保障、養老服務的基礎十分薄弱,所以農村應對人口老齡化的能力也比較弱,農村的年輕人外流,老年人留守,農民的養老就成爲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

這樣的趨勢也會對我們的養老保障和醫療衛生髮出嚴峻的挑戰。在社會養老保障方面。隨着人口結構老齡化,繳費人羣減少,領取養老金的人數不斷擴大,整個社會養老金支出佔到GDP的比重不斷上升,可能會不斷擠壓實體經濟。

同樣,養老金的可持續問題也是這些年來討論的焦點。 我們的個人養老金賬戶不斷擴大,而企業年金的發展非常緩慢。基本養老金的比例過大,造成政府的財政壓力也很大。

在醫療衛生方面,中國人的長壽水平不斷提高,但存在長壽不健康的問題。現在的預期壽命在77歲以上,但健康預期壽命只有68歲,也就是說至少有8到9年的壽命時間是帶病。

即便我們人均醫療費用不上漲,老年人口增加一倍,老年人的帶病生存期不斷延長,再加上我們醫療體系“重醫療輕預防”的現象,老齡化、高齡化會對國家的醫療系統帶來很大的壓力。

觀察者網:您講到老齡化對社保可持續問題的挑戰和影響,現在我國勞動人口每年以300萬人的速度減少,這些都是社保醫保的參保人,這對社保有何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實現社會保險的可持續性?

原新: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勞動年齡人口每年減少300萬,我覺得這個數字是毫無意義的。相對於9億的勞動力數量來說,一年減少300萬微不足道。

目前,老年人口的增加,勞動力人口的減少,意味着未來對養老金的挑戰。領取養老金的人數和繳納養老金的人數之間差距會越來越大,結果可能會讓養老金或早或晚出現負增長,養老金的可持續性問題受到挑戰。

目前,我們五險一金的繳費佔比非常高,我們也在討論長期護理制度,長期護理保險將來會不會成爲五險一金當中的第六項等等。

現在提出來了兩種解決的辦法,也是我們正在操作的方法。一個是實現養老金省級層面的統籌,也就是從養老金富裕的地方向養老金虧空的地方轉移一些錢,實現省級統籌。

養老金的富不富裕和地區人口的增長有關,這就涉及到3億多的流動人口流到哪去了這個問題。接納流動人口多的地方,養老金相對比較充足,流動人口把養老金全部積累到了工作的地方,那麼工作地就要考慮流動人口的養老。

第二個是轉移支付。現在東三省是國家轉移支付用於養老金補空缺,其在全國佔比可能是最大的。還有人提出的方法是,把央企、國企的部分利潤或部分錢拿來補養老金,甚至提議拿出來20%,我想這也是將來可以探討的方向。這些方法都得實際操作才能知道效果,沒有一條路能保證永久的可持續性。

觀察者網:目前我國調整生育政策、提出延遲退休政策,這些政策是否指向的都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影響?您覺得政策是否會有效果,還應該從哪些方面注意?

原新:延遲退休政策和調整生育政策是爲了應對人口老齡化,我覺得這是很不準確的一個說法。

歷史上,中國從緊縮型生育政策走向了適度寬鬆的生育政策。適度寬鬆的生育政策走了三步,2011年雙獨二孩政策、2013年單獨二孩政策和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這促進了“十二五”後半期的出生人數的回升。

2016-2017年中國生了1700萬以上的孩子,2018-2019年我們生的孩子數從1500萬掉到了1400萬,那麼2020年,有理由相信比2019年還少。

有人說調整生育政策是爲了應對老齡化,實際情況是生育政策的執行效果很有限。我的態度很簡單,想單純依靠調整生育政策來引導未來生育率走向的年代,一去不復返了。

生育率政策是一個外生性的變量,對於降低生育率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對提升生育率,還沒有哪個國家有過特別成功的案例。

未來有可能進一步優化生育政策,或者實行更加寬鬆的生育政策,但不要指望生育政策能帶給生育率有多大的回升。生育率的回升不取決於生育政策,而取決影響生育率的內生性變量。

在這樣情況下,我們需要構建一個安全生育、生育友好的社會公共政策,有些人說把生育問題放到國家治理體系裏面是不是太小了?生育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不是個小問題。

我認爲需要從4個層面去構建這個體系。

第一個是法律層面,現在是依法治國的時代,我們要修正調整與生育政策不相符法律規定。

第二要構建家庭支持的政策體系,包括一老一少從幼兒養育、教育、住房、孕產假、護理、照顧等一系列政策。比如老年人幫忙帶小孩,婦女生育津貼、生育和工作的平衡關係等等。

第三是完善生殖和健康的優質服務體系,每一個公民都有權力享受到安全有效的生殖健康技術服務。

這樣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懷孕。我們現在每年的人工流產有900萬人以上,中國每年才生1500萬孩子。對於女性來說,做一次人工流產對身體的傷害是非常大的。

還需要人類輔助生殖技術,幫助那些不能生的人,爲孕婦提供免費的產檢、孕檢等等,提升整體的人口素質。

第四個方面是從政策、輿論、文化環境上,構築有利於人們去生育而不歧視多生的環境。因爲過去40多年,我們提倡的是少生優生。

這個體系構築起來後,不會因爲不生或者生得多而受到任何影響,大家能夠公平地享受這個政策體系。

有了這個公共政策體系後,是不是就能夠給增加小孩數量,我的回答是不確定。這個體系政策並不是要刺激生育,而是要體現生育的友好、生育的公平、生育的關懷。

中國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即便是2025年左右,根據聯合國的測算印度人口有可能超過中國,我們依然是一個人口大國。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三個不會根本改變”,對中國人口趨勢判斷非常精確,“人口規模巨大的基本國情不會根本改變,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壓力不會根本改變,人口與資源環境的緊張關係不會根本改變”。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調整生育政策也好,延遲退休年齡也罷,不是針對老齡化,而是國家整體發展的戰略安排下,人口發展應對戰略做出來的制度安排。

此外,推遲退休年齡也與應對老齡化關係不大。爲什麼要延遲退休年齡?我們的退休年齡政策是上世紀50年代制定的,男性在危險工種工作55歲退休,男職工、男幹部60歲退休,女性在危險工種工作45歲退休,女職工50歲退休,女幹部55歲退休。

上個世紀50年代平均每個家庭要養育6個孩子,城鎮化水平只有13%,退休政策只管了13%的人口退休制度,而農民沒有退休制度。

當時,我們的老百姓大多從事重體力勞動,平均受教育水平連小學文化程度都達不到,大概十四歲就進入勞動力市場。

現在,國家規定16歲才能進入勞動力市場,女性的受教育水平跟男性是一樣的。

我查了一下現在的在校生數據。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大專、大學本科、研究生、博士生,女性的比例都佔到51%~53%。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推遲了結婚年齡,女性的獨立性更強了,對生孩子也就生的少了。

另外,我們現在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經接近10年了,過去14歲就參加工作,現在可能到24歲以後了。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推遲了10多年,壽命也延長了,而從事財富創造的時間在個人生命週期中縮短了,所以在末端要往後推。

但是,指望延遲退休來緩解養老保障金的壓力,我覺得那不太可能實現,而且延遲退休也會有副作用,可能增加了充分就業戰略落實的競爭性。

任何公共政策都有雙面性,不可能只有好處沒有缺點。

觀察者網:您之前也說過,老齡社會問題的本質是經濟發展問題,對比我國的老齡化現狀,我們的社會、政府、企業、家庭、個人如何發揮各自的作用?

原新:我一直在講,老齡問題的本質是經濟發展,老年人問題的本質是民生。經濟發展是幹什麼?經濟發展是做蛋糕,把經濟的蛋糕越做越大,這樣纔有可能爲應對老齡化的一系列的社會公共政策提供經濟支撐、財富保障。否則應對老齡化、發展教育等等就是紙上談兵,就成無水之源。

作爲一個老齡社會,對經濟發展的挑戰會越來越大,在此過程中也存在機遇。改革開放40年,我們正好處在勞動力供給近乎無限、勞動力價格比較低廉的時期,靠高勞動參與率高來收穫人口紅利。

從現在到以後,可以看到中國15%的人已經接受過大專以上的高等教育。2019年起,每年招收的普通高等教育大學生及研究生已經超過1000萬,也就意味着“十四五”期間,我們每年畢業的高等教育人才就有1000萬,人力資本會越來越雄厚。

我們經濟轉型要從過去的數量型經濟,轉型爲現在高質量的經濟發展,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在這個過程當中,政府、企業、家庭可以爲應對人口老齡化發揮哪些作用?這需要把各自的職責邊界劃清楚。

政府是養老規則的制定者,也是規則的監督者。政府不能既當運動員,又做裁判員。所以像公辦的養老院,我的建議是應該交給市場去運轉。

政府責任是普惠制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構建,包括基本養老保障制度、基本醫療保障制度、長期照料制度、困難人羣的兜底等等,政府把這些事情辦好,剩下的交給企業和市場,

市場要幹什麼呢?政府保證普惠和兜底,想在這個基礎上更好,就需要依靠市場的力量。比如老年的金融產品、養老產品、康復護理、健康保健一系列的東西,都可以交給市場完成。

接下來就是家庭和個人。中國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80%以上還是依靠家庭養老,“十四五”規劃寫得非常清楚,要強化家庭養老,要把家庭養老的優秀文化傳承下來,創造良好家庭養老的環境。

我們提倡到了老年以後,要能夠“手心向下”。手心向下是“拿”,拿自己的錢,拿別人的是小偷,手心向上是“要”,手心向下是獨立的,手心向上是被動的。將來面對5億老齡化人羣,個人和家庭也要做一些必要的努力,要有自我養老的意識。

觀察者網:從人口角度看,中國老齡化和少子化趨勢非常明顯,從人口方面解決中國發展的動力問題,可以怎麼改善人口資源配置?

原新:從近期來看,我認爲改革開放40多年來,從限制人口流動到允許人口流動,最後到鼓勵人口流動,這個趨勢不會停止。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增強了城市的人口活力,也實現了更好的資源配置和人力資源開發。

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我覺得戶籍制度的改革應該加速,我們需要一套爲流動人口建立專門的社會公共政策體系。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我們的大國優勢和制度優勢,在人口的空間配置上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使得我們有騰挪的餘地。

農村轉移勞動力還會長期存在一段時間,這種勞動力的轉移起到了削峯平谷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上海是全中國省級行政區域裏面,第一個實現戶籍人口負增長的城市,從1993年開始,上海的戶籍人口就開始負增長但總人口卻持續上升,主要依託大量人口遷移。

深圳戶籍人口三四百萬,但常住人口在一千七八百萬,這就是人口的空間流動創造了像深圳、上海這樣的經濟社會發展高地。

觀察者網:在少子化和老齡化的大背景下,對未來人口素質、國家的科研建設能力等會產生什麼影響?

原新:我的觀點是千萬不要陷入到“人口決定論”的陷阱。人口是國家發展的基礎性、戰略性、全局性的要素,但絕不是國家興衰的根本性或決定性因素。

看2018-2020年全世界國家創造力的指數,會發現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都比較靠前,但它們的的少子化、老齡化水平也很高,老齡化和國家科技創新能力這兩個指標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中國,很多人說少子化使得科技創新能力弱了,這有點雙重標準。少子化會影響整個國家未來的人才規模,但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我們每年出生1400萬人也不少,少子化是相對於14億人口基數來說。

我覺得教育科研的發展,要看科教興國、教育高質量發展,也要看人口整體的健康素質改善。健康中國戰略能夠很好地落實中國人的健康素養、健康知識、健康行爲。健康素質的改善承載着教育、科技知識,專業技能。

從教育發展角度來說,我們把大專教育以上稱爲普通高等教育。據推算,中國2020年受過普通高等教育的人口數量超過兩個億,意味着15%以上的中國人受過高等教育。

毛入學率超過40%就稱之爲是高等教育普及的國家,我們大學的毛入學率已經達到了53%,中國已經成爲高等教育普及的國家。讓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充分的就業,發揮一技之長,對科技創新,從中國製造走向中國創造都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

“人力資本之父”舒爾茨說過一句話,人力資本是發展的優勢。我們要動力足、持續力好、耐力強的經濟發展,就需要人力資源的強勢。

我覺得,不要把少子化和老齡化的趨勢與將來科技能力創新直接聯繫起來。老年人不是社會的包袱,老年人是社會的財富,一個人進入老年的階段,是他人生當中生活閱歷、知識、技能、人際最豐富的時候,他一生當中的努力和追求,很有可能會在老年期爆發出來。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