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七普解读：阻碍中国家庭生育二孩的限制性因素有哪些

文丨陈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生人数变化跌宕起伏。如果大致分两个阶段的话，第一阶段到80年代中期，剧烈动荡，忽高忽低；第二阶段自8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不断下降，近年来两孩政策的实施暂时打断了这种下降趋势。图1显示出生人数从1987年以来2500万下降到2002年1700万以下，2003-2011年在1600万左右，之后出现上升趋势，2016-17年又超过1700万，2017年后继续下降。七普结果显示2020年出生人数1200万，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61年外的最低值。

中国出生人数的变化既体现了人口再生产的周期性变化规律，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不同影响。出生人数上升或下降的波动性变化往往是20多年前上升或下降的不同程度的复制。所以我们需要从更长的时期上考察和理解出生人数变化趋势。同时，出生人数变化又深受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比如，90年代出生人数下降是70年代出生人数下降和90年代生育政策强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当前出生人数下降又是90年代以来出生人数下降和2010年以来初婚年龄加快推迟的结果。

我们通过人口学分解方法对近年来中国出生人数下降进行分解（表1）。从实行单独两孩政策以来，育龄妇女规模和已婚比例都在持续压低出生人数。2017年以来育龄妇女年龄结构也促使出生人数下降，而2018年和2019年已婚生育率下降又进一步压低出生人数。所以，近年来所有影响出生人数的人口学因素都在促使出生人数下降。

如果不实施两孩政策，近年来的出生人数会怎样变化？实际上，从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以来，不仅二孩生育率出现上升，多孩生育率也出现上升。在2013年前，二孩总和生育率在0.45左右，多孩总和生育率在0.06左右。2013年以来二者都出现持续上升，二孩生育率上升到2017年的0.8以上，多孩生育率上升到2019年的0.15。假设二孩生育率和多孩生育率都保持在2013年前的水平，那么，出生人数将出现更为剧烈的下降（图2）。2017-2019年的出生人数将比目前的出生人数减少300-400万。2014-2019年出生人数总计将比目前减少1600万。假设不实施两孩政策条件下的出生人数变化趋势更能明显反映出育龄妇女规模减少和婚姻推迟导致的出生人数下降。

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和结构老化是由以往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下降决定的，而婚姻加速推迟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2006-2017年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上升到26.5岁，平均初育年龄由24.3岁上升到27.3岁，都推迟了3年。而且2012年以来的推迟幅度明显大于之前年份。

婚育年龄的显著推迟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19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

七普结果显示城镇化率达到63.89%，比六普上升14.21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大幅度增长，达到3.76亿，比六普增长69.73%。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也促进生育率和出生人数下降。中国的高等教育程度人口大幅度增长，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六普的8930人上升为15467人。中国实行高等教育扩张政策，使得在过去30年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加了10倍，已经超过50%。育龄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上升，即使各类教育程度的生育率不变，整体的生育率和出生人数也会明显下降。

另一方面，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较低，两孩政策对年轻人群的影响较弱。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发达国家中，多数欧美国家的生育意愿接近更替水平或以上。而中国女性的生育意愿却明显低于更替水平。根据我们的调查，2016年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75，远低于2.1的更替水平，实际计划生育子女数更低，在已婚已育一孩女性中，仅有接近30%的人打算生育第二个孩子。是什么因素限制着生育意愿？

根据我们的调查，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和照料负担是目前阻碍家庭生育二孩的两大现实性限制因素。在不想生第二个孩子的女性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经济条件不允许”。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越来越高的养育费用、市场养育服务的高成本让家庭“生不起”、“不敢生”。尤其是全社会高度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家庭对教育存在过度追求的现象，学区房、课外辅导等精养型的孩子养育方式使得孩子的养育成本非常高。

“没人帮忙照顾孩子”是影响城市女性不想再生孩子的第二大因素。现阶段中国托幼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没有普惠性的0-3岁婴幼儿托幼服务体系，孩子照料压力完全由家庭承担，目前的主流养育模式是夫妻自力更生、由父母帮忙辅助照顾。在我们调查城市的已育一孩女性中，超过70%的家庭有父母帮助照顾过第一个孩子。到生育二孩时，父母可能会因为身体健康等原因而无法继续提供照料帮助，公共托幼服务的缺位和私人服务的高成本都压抑了中国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另外，“工作压力大”、“影响职业发展”也是女性在进行生育决策时所担心的重要因素。

低生育率的问题在亚洲国家尤为明显，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地区，结婚是一个带着很多附加条件的“包裹”，这些附加条件包括承担家务劳动、生孩子和照料孩子，家庭内部家务劳动分工的不平等使得很多女性推迟结婚、生育。这个问题在中国也普遍存在，社会对女性存在“母职+公职”的双重期待。而市场环境对女性是并不友好，对女性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就业、升职等歧视长期存在。女性为了在市场上获得跟男性同等的竞争力，只能选择推迟生育、少生孩子的方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