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實行計劃生育，2016年還是能夠保持8%的增長速度，扣除人口增長0.5%的分攤，人均GDP應該達到10535美元。現實上，2020年中國人均GDP約爲10504美元，在2019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

文 | 曾雲

相比10年前發佈人口普查公報的4月28日，今天國家統計局公佈的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晚到了13天。

人口普查結果顯示， 總量上，中國當前人口總量達到141178萬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下同）的133972萬人相比，增加7206萬人，增長5.38%，年平均增長率爲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長率0.57%下降0.04個百分點。

人口年齡分佈如下圖：

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爲19064萬人，佔13.50%。

如國家統計局公報所說，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加深。實際上，人口老齡化是21世紀全球現象，也是大趨勢。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人口負增長的國家有約20個，多數是前蘇聯和中東歐國家，其中有4個發達國家——葡萄牙、日本、希臘、意大利也經歷了人口負增長。

衆所周知，中國實行了四十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實際上，包括日本等國曆史也都實行過計劃生育政策。

“老齡化”和“生育管控”，本文的兩大關鍵詞。接下來，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我們將從“經濟增長相對人口增長滯後20年”這一現象出發，通過“人口坑”的概念，探討生育管控與經濟發展的關係；第二部分，討論中國人口老齡化區別於其他國家的三大特點，以及跟近年來經濟增速下行的關聯；第三部分，簡析從擴大中等收入羣體的角度如何應對老齡化社會。

01 

生育管控與經濟發展

一個國家從農業社會向工業化及後工業社會轉型中，尤其在市場機制調節的工業化過程中，由於各階段人口生育和死亡的經濟模式、生活水平和醫療條件不同，使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之間相互變化，人口增長率在不受干預的情況下，是一個從低到高、從高到中、從中到低的自然變動過程。

就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的關係，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中國1973年以後的人口增長曲線和1993年以後經濟增長曲線高度相似，人口增長快，20年後，經濟增長也快，也就是說經濟增長相對人口增長滯後20年。如下圖所示。

看中國臺灣地區、韓國、日本的前20年人口增長和後20年經濟增長的關係，用數據進行驗證，發現兩者也呈現出正相關關係，只不過經濟增長相對人口增長滯後20年。

如果對生育干預，主要是對生育率進行調節，視強弱程度的不同，會形成無限多個干預下的人口增長曲線。這裏將一些國家和地區爲了控制人口增長，曾經對人口生育進行指導性干預而形成的人口增長曲線，稱爲指導性計劃人口增長曲線；相應地，曾對人口生育進行強制性干預而形成的人口增長曲線，稱之爲強制性計劃人口增長曲線。它們之間形成的不同區域，分別稱之爲指導性計劃生育人口坑和強制性計劃生育人口坑。（見下圖）

從上圖可以看出，如果不干預人口生育，在工業化初期，人口自然增長率是上行的曲線，隨着工業化過程的推進，人口增長率變得平緩，並在中前期開始下行；在市場經濟環境中，隨着成本收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等機制的調節，工業化中後期，人口從高增長轉入中低增長，從而形成生育不受干預時的人口自然增長曲線。

當人口生育受到指導性計劃干預時，指導調節的作用加社會自動調節機制的作用，形成低於人口自然增長的一條曲線，從而形成A區人口坑。然而，當強制性干預生育時，加上市場自動調節的力量，形成比上兩條曲線更低的人口增長曲線，與人口自然增長時相比，其形成的人口坑爲AB兩個區域之和。

也就是說，強制性計劃生育形成的人口坑要比指導性計劃生育調節形成的人口坑更大、更深。

2014年7月10日，國家衛計委在例行新聞發佈會中表示，自計劃生育被確立爲基本國策以來的30多年間，中國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得到了有效控制，少生了4億多人。

實際人口增長率變動曲線與人口增長自然變動曲線之差即爲計劃生育帶來的人口損失。

中國計劃生育下實際人口增長率和應有人口增長率

採用積分的方法粗略估算出計劃生育以來（1970—2015年），中國總共缺失了2.16978億人口。

以人均GDP爲基準的動態類比法預測結果（見上圖）。以±10%爲篩選標準進行測算，截至2015年，中國共計損失了3.17億人口，若以±15%爲篩選標準進行測算，則截至2015年損失了2.74億人口。

實際人口數量與應有人口數量之差

1． 人口坑與經濟損失

從消費、國民收入和GDP三個方面對計劃生育“人口坑”帶來的經濟損失進行量化分析。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取性，我們以1980年爲起始點進行計算，僅對1980—2015年間的損失進行計算。

1.1 “人口坑”給消費需求帶來的損失

計劃生育的實行導致了當期新增人口的減少從而影響了新生人口生活和教育等帶來的消費。此外，由於當期人口減少還導致了長期中人口結構的變化，新生兒損失的消費會逐漸抵消老年人消費的增長，從而進一步導致國民經濟的損失。而從長期來看，新生兒的減少是對20年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削弱，從而使需求進一步萎縮。

1978—2015年間人口生育行政管制造成消費損失

以2015年爲例，這一年因生育管制減少新增人口損失的消費需求爲1079.10億元，佔當年居民消費總額的0.49%。實際上，人口減少時間越長，越有一個人口的累積減少效應。2015年這一年中，累積人口減少，造成的消費損失約爲58002.14億元，是當年居民消費總額的26.29%。從上圖可以看出的是，由於計劃生育減少人口損失的消費需求，是一個積累變量，即在初始階段時，規模還較小，而隨着總和生育率越來越低於人口再生產平衡水平，經濟主力人口從增長到增長放緩，再到負增長，其消費需求收縮的規模會越來越大。

2008—2015年間人口生育管制的消費損失

1.2  “人口坑”給國民收入帶來的損失

“人口坑”在造成消費減少的同時，也通過影響人口結構等方式間接造成了國民收入的減少。還是以2015年爲例，這一年因生育管制減少新增人口損失的居民收入爲1508.59億元，佔當年國民總收入673021億元的0.22%。同樣，人口減少時間越長，人口的累積減少效應就越強。2015年這一年中，累積人口減少，造成的居民收入損失81087.86億元，是當年國民收入的12.05%。如下圖所示：

1.3  “人口坑”給GDP帶來的損失

仍以2015年爲例，當年因生育管制減少新增人口損失的GDP爲3451.14億元，佔當年GDP收入689052億元的0.50%。與上述分析消費和國民收入損失的道理同樣，2015年這一年中，累積人口減少，造成的GDP損失爲185500.87億元，是當年GDP的26.92%。如下圖所示：

由於計劃生育減少人口損失的GDP，也是一個積累變量，即在初始階段時，規模還較小，而隨着總合生育率越來越低於人口再生產平衡水平，經濟主力人口從增長到增長放緩，再到負增長，其GDP收縮的規模也會越來越大。如果中國沒有實行計劃生育，2015年的人均GDP應當爲9800美元，2016年還是能夠保持8%的增長速度，扣除人口增長0.5%的分攤，人均GDP應該達到10535美元。現實上，2020年中國人均GDP約爲10504美元，在2019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萬美元。

02 

“最美不過夕陽紅”的老齡化挑戰

人口老齡化爲21世紀全球現象，也是大趨勢，而損失的人口使老齡化提早到來。

生育率下降和壽命延長，是人口老齡化的兩個主要原因。

中國的總和生育率（見下圖）在經歷迅速和大幅度下降之後，自1992年以來一直處於更替水平2.1之下。長期低於2.1，意味着終究有一天人口會負增長。

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在人口老齡化方面有三個特點：其一，最快的老齡化速度；其二，最大規模的老年人口；其三，未富先老。

一是中國老齡化進程最快。根據聯合國預測，在2015—2055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將以年均2.35%的速度提高，而這個比重的世界平均提高速度爲1.53%，高收入國家平均爲0.97%，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爲2.17%，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平均爲1.98%，低收入國家平均爲1.44%。

二是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老年人口，且將長期保持。雖然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預計將從2020年的18.1%顯著降低到2055年的13.2%，同期中國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的比重將僅僅從23.4%降低到22.6%，使得中國繼續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老年人口。

對比一下2050年中國、印度和美國的人口結構（見下圖），發現中國人口未來將更加過度老齡化，養老金缺口將是中國未來經濟發展中的一大阻礙：

2050年聯合國預測低和中方案·中國。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口組織：《2050年全球人口展望報告》，聯合國網站

（1）中國人口金字塔下方的非老年人口已經很少，而且會越來越少，以後勞動年齡人口（可以繳納養老金的人口）與需要養老的老年人口之比將發生較大的變化，未來中國的老年撫養比還會進一步升高。另外，由於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纔開始建立養老保險制度，許多老年人在工作時並沒有繳納自己的養老金，這部分養老金進一步增加了青年人的養老壓力。

2050年聯合國預測中方案·印度。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口組織：《2050年全球人口展望報告》，聯合國網站

（2）印度的人口結構是金字塔狀（見上圖），與中國一樣的是，也需要中青年人繳納的養老金供養退休的老年人口，目前其養老金覆蓋率只有勞動力人口的12%左右。但是，其非老年人口多於老年人，隨着時間的推移，繳納養老金的中青年人口，在一個較長時間內會越來越多，這恰恰與中國現象相反。印度未來的養老金壓力，實際上要比中國輕得多。

2050年聯合國預測中方案·美國。資料來源：聯合國人口組織：《2050年全球人口展望報告》，聯合國網站

（3）美國的人口結構基本是瓶狀（見上圖），生育率基本上達到了人口更替水平。而且，美國的養老金制度始建於20世紀30年代，現在和未來的老年人都在工作時期繳納了自己的養老金，因此，勞動人口幾乎不存在超額的養老壓力。當然由於通貨膨脹等原因，也存在着養老金缺口問題，但是他們可以採取延長退休年齡等方式來解決。所以，總的來說，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美國社會的養老問題要比中國輕一些。

三是中國的老齡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點，即老齡化程度在世界排位遠遠高於人均收入的世界排位。2019年，中國的人均GDP爲10262美元，比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高13.5%，但遠遠低於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然而，在2020年，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比重爲17.5%，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平均爲12.5%，高收入國家平均爲24.1%。然而到2035年，按照2019年的不變價格計算，中國的人均GDP預計達到中位預測的21730美元或高位預測的22999美元，均大幅低於2019年高收入國家44540美元的平均水平，但此時中國人口中的老年人口比重預計超過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

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自然對經濟增長帶來衝擊，按照時間順序，必然經歷兩個重大的人口轉折點。

中國人口的第一個轉折點已經於2010年發生，以15—59歲人口達到峯值並開始負增長爲標誌，該組人口總量在2010—2020年間減少2349萬。

根據聯合國預測，中國人口的第二個轉折點預計在2020—2030年間發生，以總人口達到峯值並開始負增長爲標誌，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蔡昉認爲，中國人口會約在2025年達峯值，之後進入負增長。

第一個人口轉折點，即勞動力達峯後，帶來一連串後果，影響到經濟增長，主要表現爲：

（1）勞動力短缺導致工資上漲，降低了企業利潤；

（2）人力資本改善放緩。新一代勞動者受教育程度高於老一代，新一代進入勞動力市場，自然推高勞動力素質，當新勞動力越來越少，全社會人力資本提升的速度就會放慢。

（3）投資回報率下降。資本報酬遞減，因爲用資本投入（比如說，用機器人）替代勞動力，替代速度又很快，不斷替換，資本回報率就會降低。

（4）生產率增長減速。以前生產率快速提高，得益於大量勞動力從農業進入二、三產業，優化了資源配置，當勞動力轉移放緩，生產率增速跟着也放緩。

（5）人口撫養比迅速上升。撫養比指勞動年齡人口支撐的老年人口。體現爲養老負擔越來越重。未來的一個出路，便是提高退休年齡。因爲現在實行的“現收現付”養老保險制度，即你現在交的養老保險金，並不是未來供你退休時支付，而是支付給正在拿養老保險金的人。換句話說，你未來的養老金，在“現收現付”養老保險制度下，還需要新一代交養老保險的人。

2020年，中國退休人員和勞動人口比是0.46（贍養比）。如果到2030年要維持0.46的贍養比，那麼現在就需要將退休年齡提高到60歲；如果到2050年，則需將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解決辦法是三個：一是延遲退休；二則減少給付；三需增加繳費。

這些因素作用在一起，表現在宏觀經濟上，就是2012年後的經濟增速下行（見下圖）。

03 

擴大中等收入羣體應對老齡化

蔡昉提出三個需要重點培養的中等收入羣體，雖然他們還不是中等收入羣體，但潛力巨大。

第一，培養農村脫貧人口邁向中等收入行列。

脫貧標準是人均一年4000元人民幣。絕對貧困，世界銀行標準爲1.9美元一天。相對標準，社會中位收入水平的一半，即爲相對貧困線。只有不斷解決他們的相對貧困問題，不斷向中等收入跨越，才能保證居民收入的增長和消費的提高。

第二，農民工市民化才能進入中等收入。

目前，農民工總數約有2.9億，相當於所有發達國家的勞動力總數。其中，有1.17億爲本地農民工，這些人在本鄉鎮主要從事非農業的工作；另外還有1.74億的城市農民工，這其中的1.35億在城市穩定落腳，換言之，有近4000萬的城市農民工還處於流動狀態。

目前，城鎮化率是60.6%，不過這僅僅意味着有60.6%的人口在城市穩定生活，而實際有城市戶口的人只佔44.3%。沒有城市戶口，即意味着沒有穩定的就業崗位，沒有城鎮戶籍人口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務，無論在孩子就學還是醫療養老上，都會有障礙。

這需要通過戶籍制改革，讓農民工落戶。戶籍制改革，可謂“一石三鳥”，一是增加勞動力供給，促進勞動力流動，實現人力資源配置優化，提高生產率；二是通過落戶獲得基本公共服務保障，解除農民工的後顧之憂，提振消費。計量經濟學估算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消費可提高27%。

第三，得讓老年人過上中等收入羣體生活。現在，60歲以上人口有2.64億，其中65歲以上爲1.90億。一要提高老年人的勞動參與率，去除技術障礙，提供培訓，創造就業崗位；二是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有保障纔敢消費。

資料來源

周天勇：大力度改革和延長工業化可使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

蔡昉：人口老齡化如何影響中國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