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基達：人生難得幾次飛

■楊元超 石 霞 汪 璐

今年5月8日，是國產戰機殲教-5首飛成功55週年紀念日。55年前的這一天，試飛員程榮生駕駛殲教-5騰空而起。

短短20分鐘的首飛，程榮生激動不已。安全落地後，他緊緊握住時任主任設計師屠基達的手說，這是他飛過的最好飛機。

這款戰機，雖貌不驚人卻產量過千架。服役46載，爲空軍培養出1.5萬名飛行員，是當之無愧的“飛行員搖籃”。

60年的航空設計生涯裏，中國工程院院士屠基達參與設計了殲教-5、初教-6、殲-5甲、殲-7Ⅱ、殲-7M等多型飛機，並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獎。

“人生稀能百，難得幾次飛。豈肯不敬業，風雨並言微。”正如屠基達院士晚年自況詩所寫的那樣，他爲設計國產戰機傾注全部心血，把一生都獻給了祖國航空事業。

殲-7M戰機。

72天造出一架新飛機

南昌，新中國第一款自主量產飛機初教-6的誕生地。

1958年8月27日，一架全身噴着紅漆、塗着醒目閃電標誌的初教-6飛機躍上藍天。

隨後，飛機平穩落地。歡呼聲、鑼鼓聲此起彼伏，偌大的機場成爲歡樂的海洋。

鉚裝14天，總裝7天，1天完成試飛前準備工作……人來人往的車間裏，主任設計師屠基達，與其他工作人員一樣，已經連續20多天沒有睡過一個囫圇覺。此刻，他的眼睛裏充滿喜悅和激動。

72天試製一架全新飛機，這樣的速度令人驚歎。沒有樣機，全憑自身鑽研探索；沒有電動計算機，靠畫筆勾勒設計圖……這羣平均年齡不到24歲的科研人員硬是創造了中國航空戰機研製的奇蹟。

起初，沒人相信他們會成功。有領導建議，先全盤仿製雅克-18初教機更爲保險。屠基達知道，這款蘇制初教機性能缺陷突出，他堅持要“冒險”，做一些創新設計。

面對前所未有的任務，他們夙興夜寐、攻堅克難——

“設計室就設在廠辦公大樓，晚上從不熄燈。” 負責機翼設計的林夢鶴說，有一次深夜，他與屠基達探討前起落架與機翼接頭零件無法自如旋轉的問題。兩人苦思冥想到天亮，屠基達突然靈光一閃，想到加裝一個斜撐杆的辦法。

當時，模線繪製工作在工廠禮堂後臺完成。爲加快設計進度，屠基達和大家直接把畫板搬到試製車間型架上，邊敲零件邊比劃，對飛機進行現場改進。

與其他初教機相比，初教-6不乏創新設計：發動機整流包皮下前起落架艙門收放不協調，屠基達和大家商量直接取消艙門。但是艙門沒有了，孤零零的起落架又面臨強度不足的問題。他和負責起落架設計的徐國正一起研究，在起落架兩邊焊上兩塊鋼板，問題迎刃而解。

干係之重，他們謹小慎微、錙銖必較——

初教-6在進行90%靜力試驗時，機翼前緣扭轉大面積失穩，載荷加不上去，臨近試飛，整個設計面臨推倒重來的風險。

悶熱的廠房裏，屠基達和技術人員，逐個部位檢查，終於發現失穩的問題出在機翼前緣根部，“原來是鉚接翼肋時漏了一顆鉚釘”。

“設計師筆下有黃金，點滴問題關乎飛機質量，關係飛行員的生命安全。”現場把關加固後，屠基達沒有批評人，而是和大家對圖紙進行復審，改進生產流程。

情形之急，他們分秒必爭、永不言棄——

當時，初教-6正值任務研發的關鍵期，主起落架要進行落震試驗，但苦於沒有試驗檯。時間緊迫，有人便提出，這是極端情況，可以先不試驗。

“一切設計都要經過極端情況的試驗。”在屠基達堅持下，設計人員自己動手，在室外空地臨時支了4根柱子，搭上簡易平臺，自制吊裝設備，完成了落震試驗。

“雖然時間緊、任務重，但我們心中只有一個目標，就是下大力氣攻克眼前難題。”在徐國正記憶裏，那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工廠廣播裏，不停播放鼓舞士氣的語錄；牆壁上，貼滿了“爲減輕每克重量而奮鬥”的標語。所有研發人員精誠團結、分秒必爭，書寫了新中國航空史上的一段傳奇。

讓殲-7脫胎換骨

20世紀70年代，不少飛行員將我國當時最先進的殲-7戰機稱爲“跑得快的近視眼”。

是何緣故？

原來，當時雷達是先進戰機的標配。殲-7沒有雷達，不具備全天候作戰能力。

沒過多久，殲-7改進型任務轉交給當時國營132廠（航空工業集團成都飛機工業公司前身），由屠基達擔起改進飛機的重任。

“希望能加大飛機作戰半徑”“加裝自動駕駛儀，飛行員出現錯覺能自覺糾正”……屠基達跑遍航空兵部隊進行調研，把來自一線飛行員的意見一一記錄下來，足足寫滿了兩個筆記本。

這場科研攻關是背水一戰——

有人認爲，殲-7加裝先進雷達，步子邁得太大，有些不切實際，項目有下馬的風險。“工作已全面鋪開，氣可鼓不可泄，停簡單、再啓動就難了。這時候，我們必須咬緊牙關。”屠基達深知，不把戰機技術指標提上來，趕超只會遙遙無期，他們必須把風險與重擔挑起來。

當時，平臺顯示、火控等技術在國內還是一片空白。屠基達拿着國內僅有的幾本介紹先進航空裝備的公開雜誌反覆研讀，尋找靈感。缺少武器彈道數據，屠基達帶領人員自學火控精度計算、獲得數據。

這是一場全程衝刺的賽跑——

“我們使出渾身解數，拳打腳踢、全面開花。”如果按以往飛機制造辦法，定型後還要以幾十架飛機分成若干小批量生產進行工藝鑑定，裝備部隊的時間可能會大大延後。

屠基達和設計團隊採用“分散矛盾、逐個喫掉”的做法，精準賦予每架飛機不同試驗任務，同步展開。

這是一場精神意志的嚴峻考驗——

殲-7改進型將阻力傘艙設計從機身腹部轉移到機尾上部，能提前在空中開傘，這是對米格戰機設計的顛覆。

定型試驗關鍵階段，屠基達患上肺炎。他千里迢迢從成都趕到張家口，帶病觀看飛機試飛過程。

當飛機落地、傘花打開的那一刻，屠基達蒼白的臉上終於露出久違的笑容。

這是一場寫滿難題的必答考卷——

看似是改進戰機，實際難度與造一架新機無異，屠基達面臨的是攻克導彈與掛架匹配、火箭彈射座椅、懸掛副油箱等難題。

“他常講，裝備匹配是大事，一個細微變化都能對飛機性能產生影響，要反覆驗證，不能一裝了事。” 參與殲-7改進的彭仁穎回憶說，爲解決導彈發射引起飛機空中停車問題，他們先後進行10多次地面小火箭吞煙試驗和空中試驗；爲驗證副油箱輸油控制可靠性，地面開車20餘次，空中投下10多個副油箱……

耄耋之年的屠基達工作照。

中國的“屠波列夫”

晚年的屠基達，案頭上擺放着一張放大版的黑白照片。工作間隙，他常常凝視照片，陷入沉思——

那時候，屠基達24歲，頭戴皮帽，身穿棉衣，眉宇間英氣逼人。

彼時，他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出生魚米之鄉的他，辭別父母，來到冰天雪地的哈爾濱。他把這張照片寄回家，下定決心要在東北紮根搞航空。

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沒有任何個人打算，一切服從組織安排。只要能造飛機，我願意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

這種航空報國的凌雲壯志，萌生於他倍感屈辱的年少時期。那時候，日軍戰機在中國領空肆意橫行，屠基達決心長大一定造中國人自己的飛機。高中畢業後，他選擇了當年少有人問津的航空專業。

在半個多世紀的航空生涯裏，他看得最輕的是個人得失——

每次的慶功表彰，面對鮮花與掌聲，他總是把成績歸功於全體設計人員；多個單位聯合攻關，面對誤解與質疑，他堅持以大局爲重，把委屈埋在心底；申報國家科技進步獎，他提出增加獲獎者名字，讓更多幕後英雄一起享受榮譽。

在國家利益與個體利益抉擇面前，他看得最重的是航空事業——

剛參與完成殲教-1的機身設計，沒有與同事和家人享受勝利的喜悅，屠基達便趕赴南昌，開始初教-6攻關；殲-7改進型研製進入關鍵階段，正值老父親病重，他匆匆看望父親，就趕赴試驗現場；陪女兒去看電影，途中想起一個技術問題，他把女兒獨自留在電影院，便跑到同事家中討論問題……

無私忘我，他踐行一生兌現諾言。一張歲月斑駁的老照片，記錄了當時的點滴過往。

那時候，屠基達37歲，謙虛地站在航空前輩的身旁，堅毅的眼神裏閃爍着智慧的光芒。

照片裏有恩師徐舜壽。他慧眼發掘了年輕的屠基達，將他調入新中國第一個飛機設計室，成爲屠基達的啓蒙老師。

爭分奪秒設計殲教-1的日子裏，徐舜壽常常站在屠基達身後，手把手地教他打樣、製圖。屠基達有時不理解他的意思、畫錯了，他從不生氣，耐心細緻地講解問題。

那是屠基達最難忘的日子：“我從老師那裏學到了具體的設計思路，學到了既有遠見卓識又實事求是的職業精神。”

照片裏，還有時任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孫志遠。20世紀60年代，孫志遠來132廠視察，有人一旁介紹說：“他姓屠，屠波列夫的屠（當時圖波列夫也譯作屠波列夫）。”

孫志遠拍了拍屠基達的肩膀，笑着說：“好啊，我們要有自己的屠波列夫！”

深情勉勵，銘記於心。我國3年自然災害時期，屠基達毅然舉家入川，來到一窮二白的成都飛機廠，主持設計殲-5甲。當時，屠基達近1米8的身高瘦得只有104斤。

屠基達帶領設計人員從文件制訂、製圖規範、飛機標準等最基本的業務知識學起，直到完全消化殲-5甲圖紙。喫着生蘿蔔和紅苕葉子，僅用15個月就完成了殲-5甲的測繪設計，造出了成飛的“發家機”。

“追趕世界先進航空科技發展是幾代人奮鬥的結果，我只是做了其中的一些工作。我想，一個善於從歷史中汲取營養、尋找智慧的民族，才能走得更遠，走得更好……”

這是2010年屠基達院士在公開出版的回憶錄《淡墨集》發佈儀式上的講話，也是他最後一次公開亮相。即使不在一線設計崗位，他仍爲祖國航空事業發展鼓與呼。

2011年2月16日，屠基達院士走完了人生的最後時刻。他一生難以割捨航空事業，給兒女取名“徵星”“徵音”，寓意中國戰機飛得更高、更快。

斯人已逝，屠基達的生命以另一種方式延續——

初教-6依然服役，託舉一代代飛行員實現藍天夢想；

殲-7系列戰機依舊縱橫海天，在近距空戰中大顯身手；

“梟龍”戰機成爲一張享譽世界的“中國名片”。

新中國航空事業發展70週年的風雨歷程，有無數像屠基達院士一樣的航空人，把人生軌跡與戰機航跡融爲一體，爲一架架先進戰機騰飛貢獻着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