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尋北京紅色印記｜信仰鑄就鐵窗裏堅強的戰鬥堡壘

西城區草嵐子衚衕西段和東城區炮局衚衕21號是兩處特殊的舊址。20世紀30年代，它們是國民黨關押平津兩地共產黨員和革命者的監獄。在獄中，敵人或施以嚴刑，或誘以利祿，但共產黨員們堅貞不屈，建立祕密黨支部堅持鬥爭，在鐵窗裏鑄就了堅強的戰鬥堡壘。

草嵐子監獄裏建立祕密黨支部

北海公園西邊有一條狹長的衚衕——草嵐子衚衕，它看上去非常普通，和北京城的其它衚衕並無兩樣。殊不知，這裏隱藏着一段少爲人知的往事。

大革命失敗後，北平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反動當局大肆搜捕共產黨員和革命羣衆。1931年，草嵐子衚衕西段設立臨時看守所。第二年，這裏改名“北平軍人反省分院”，俗稱草嵐子監獄，主要關押從東北憲兵司令部看守所、北平第一監獄、天津警察局看守所等地調過來的政治犯，其中很多都是共產黨員。

國民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即草嵐子監獄）關押過許多堅貞不屈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革命羣衆。他們在殘酷的環境裏堅持鬥爭和學習，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圖爲1936年5月，他們在獄中鍛鍊身體的情景。

草嵐子監獄與普通監獄不同，它由軍隊管轄，可以對政治犯進行肆意迫害。所有關押在這裏的政治犯必須經過反省，履行手續，登“反共啓事”，才能釋放出獄。如果不反省，即使刑期已滿也不能釋放。所謂反省，就是改變政治信仰和立場，向敵人屈服投降，自首叛變，其實質是實行軍人法西斯專政，從精神和肉體上長期摧殘政治犯。關押在這裏的政治犯，多時達百餘人，少時也有六七十人。除女犯外都戴腳鐐，大號鐐重7斤半，小號鐐重3斤。

考慮到獄中鬥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共產黨員們在獄中建立了極爲祕密的獄中黨支部，並通過祕密渠道同中共河北省委取得聯繫，形成了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帶領同志們並肩作戰。經過縝密的醞釀討論，黨支部將對敵鬥爭的口號定爲“紅旗出獄”，要求大家在鬥爭中生存，在鬥爭中提高，在鬥爭中有所作爲，隨時準備“從容就義”，努力爭取“紅旗出獄”。

草嵐子監獄牢房

黨支部的任務主要有兩個：一是制定切合實際的獄中鬥爭方針，領導共產黨員對敵人進行堅決的鬥爭；二是組織獄中黨員進行政治理論學習，用馬列主義理論武裝頭腦，以便出獄後能爲黨的革命事業繼續奮鬥。支委會幾個月改選一次，由全體黨員推舉對敵鬥爭堅決、有號召力和組織力的人擔任書記和支委。

草嵐子監獄黨支部建立後，獄中鬥爭有了核心，黨員、羣衆有了主心骨，彷彿黑暗中的一盞明燈，引領獄中的同志們開展頑強鬥爭。

監獄變成傳播馬列主義的地下黨校

草嵐子監獄黨支部成立之前，一些共產黨員由於忙於革命工作，難得進行系統學習。而1932年7月以後被關進草嵐子監獄的同志，大部分是參與愛國遊行示威的青年學生，他們滿腔熱血、勇敢無畏，但缺乏實際鬥爭經驗，容易受錯誤思想和理論的迷惑，如果得不到正確指導，很可能被敵人利用。所以，獄中黨支部提議好好利用這個機會，把敵人的監獄變成學習宣傳馬列主義的地下黨校，讓越來越多的人學習馬列主義。

1934年6月22日，《北平晨報》有關共產黨員和抗日人士遭到逮捕的報道。

在黨支部的領導下，草嵐子監獄成立了學習委員會，楊獻珍是主要負責人。學習委員會根據每個人的實際情況，制訂詳細的學習計劃，規定全體同志無論文化高低都要學習馬列主義理論，有基礎的同志要幫助文化低的同志補習文化，文化程度較高的同志要額外學習英語。他們用多種手段做通看守的工作，通過他們買來報紙和有用的資料，同時，通過探監的人祕密帶進馬列主義書籍。學習書目主要有《共產黨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反杜林論》《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馬列經典。這些書籍大都是外文原文，英文版由楊獻珍翻譯，俄文版由黃健純翻譯。譯本通俗易懂、簡明流暢，易於大家學習。

此外，黨支部還設法買到了共產國際第十三次委員會和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文件，由殷鑑、楊獻珍翻譯出來，供大家閱讀。後來，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所做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黨內一些文件也傳到監獄裏。同志們經常一個月就學完一本著作，爲防止敵人搜查，他們看完就埋在監獄地下。

通過學習，大家的理論知識不斷豐富，開始嘗試寫學習心得、鬥爭經驗、時事論文。黨支部祕密出版了自辦刊物《紅十月》，激勵大家學習交流。紅軍開始長征的消息，獄中黨員是從敵人的報紙上得到的。有個黨員十分細心，不斷根據報上披露的消息，把紅軍的活動記載下來。當紅軍到達陝北後，那位黨員繪成了一幅“長征線路圖”刊載到《紅十月》上，極大地鼓舞了大家的士氣。

這個地下黨校，讓黨員們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增長了理論知識、提高了思想覺悟、經受住了革命的鍛鍊。同時，也爲中國共產黨培養了一批既有實際鬥爭經驗、又有一定理論水平的幹部。

獄中黨組織發揮作用粉碎敵人審查

在草嵐子監獄黨支部的組織下，共產黨員們開展了三次反“審查”的鬥爭，並取得勝利，粉碎了敵人的“反省政策”。

1932年底，由於敵人安排的法官講課、神父佈道等誘使同志們“反省”“悔過”的辦法都沒有奏效，反省院決定對所有政治犯進行一次大審查。在審查前，黨支部對同志們做了革命氣節教育，還專門組織了審查預演，預判到敵人審查的內容。獄方提審胡錫奎、劉聚奎時，他們兩個任憑敵人恐嚇、動刑也不肯“反省”，甚至高歌唱起：“我們的旗幟是紅旗，紅旗裹着戰士屍。紅旗飄飄嘯，決一死戰。怕死的東西滾開些，我們誓死擁護着紅旗！”獄方氣得揚言要槍斃他們，二人依舊橫眉冷對、從容不迫。最後，獄方無奈，把他們拉到軍法處毒打了一頓。由於同志們堅決抵制，這次審查沒能繼續下去。

1950年，昔日被囚禁於草嵐子監獄的部分同志在原監獄舊址合影。

1933年9月，第二次審查開始。基於第一次審查的教訓，這次獄方改變了審查方法。他們動員部分政治犯的親朋好友來做工作，對那些還不“反省”的人施以吊打、壓槓子、灌辣椒水等非人的酷刑。但共產黨員們不僅沒有屈服，還紛紛向黨組織宣誓:“頭可斷，血可流，誓死捍衛共產黨員的光榮稱號，絕不向敵人屈膝投降！”爲鼓舞同志們的士氣，草嵐子監獄黨支部響亮地提出：“粉碎敵人的一次‘審查’，就是擊退敵人的一次進攻，就像紅軍粉碎國民黨對蘇區的一次‘圍剿’一樣。”在黨支部的這種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精神影響下，一些黨外分子也團結在黨組織周圍，拒不“反省”。

第三次審查是在1934年初進行的。經過兩輪審查，敵人知道這些人都是“硬骨頭”，很難說服，也就不再“苦口婆心”勸說，而是寄希望於曠日持久的監獄折磨來迫使他們屈服。然而，真正的共產黨員們寧死不屈，堅持挺過了這道關。

當年草嵐子監獄所在地，如今是北京一條普通的衚衕。

黨員郝清玉1931年4月因叛徒出賣被捕入獄，後來患上了腸胃病。監獄訓育員拿着一張“反共啓事”對瘦得皮包骨的郝清玉說：“你病得這樣了，不出去治病你就完了。你不能起來，我在你手上塗上墨，你在這張紙上按個手印，馬上就可以出去，還可以送你去德國醫院治病。如果你不按這個手印，就把你送到天橋去！”郝清玉斬釘截鐵地回答：“你們國民黨對外屈膝投降日本，對內壓迫屠殺人民，應該反省的是你們。我是革命到底，無過可悔，想讓我叛黨，辦不到，別說天橋，就是地橋，也嚇不倒我，絕不按手印！”

最終，三次審查都無果而終。後來，共產黨員們在獄中黨組織的帶領下，還進行了絕食等多項鬥爭。

法庭成了宣傳抗日講堂

離東直門不遠處有個炮局衚衕，清朝時，這裏便是監獄，到國民黨統治時期，改名爲北平陸軍監獄，俗稱炮局監獄，主要關押軍事犯。至今，行人路過此處，還能見到昔日建造的碉堡。

1934年11月9日，愛國將領、共產黨員吉鴻昌因從事反蔣抗日活動在天津被捕，被祕密押解至北平陸軍監獄。由何應欽把持的國民黨北平軍分會組織了“軍法會審”。審訊中，敵人拿着寫有共產黨員名單的紙條讓吉鴻昌指認，並以此爲要挾。吉鴻昌憤怒地搶過紙條撕了個粉碎，拍着胸脯說：“名單中，共產黨員就我一個人，要殺要剮，都是我！”

吉鴻昌

在法庭上，吉鴻昌臨危不懼、大義凜然，他義正詞嚴地說：“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由於黨的教育，我擺脫了舊軍閥的生活，轉到工農勞苦大衆的陣營裏頭來。爲我們黨的主義，爲全人類解放事業而奮鬥，這正是我的光榮……”國民黨的“軍法會審”變成了宣傳抗日的講堂。

黑暗寒冷的監獄困住了吉鴻昌的身體，卻澆不滅他對革命事業的信心和希望。沉重的鐐銬鎖住了吉鴻昌的雙手和雙腳，卻鎖不住吉鴻昌那顆抗日救亡的心。在獄中，他抓緊一切機會向難友、獄卒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宣傳抗日必勝的信念。他身上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感染了身邊很多人。

吉鴻昌寫給家人的遺書

11月24日，是吉鴻昌的就義日。在走向刑場的路上，他彎腰撿起一根樹枝，揮手在地上寫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寫罷這首浩然正氣的就義詩，吉鴻昌起身對行刑的特務厲聲說道：“我爲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槍，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給我拿張椅子來，我得坐着死！”

特務們搬了一把椅子放到吉鴻昌面前。吉鴻昌坐在椅子上慷慨陳詞：“我爲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後挨槍。你在我眼前開槍，我要親眼看到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劊子手看到他那銳利逼人的目光時，不禁打了個寒噤。面對敵人的槍口，吉鴻昌凜然高呼：“抗日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英勇就義，時年39歲。

位於炮局衚衕21號的北平陸軍監獄舊址。劉嶽/攝

一批幹部被救出獄重新投入戰鬥

1936年春，中共中央代表劉少奇（化名胡服）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以加強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領導。

當時，日本策動華北事變，進逼北平。考慮到北平一旦落入日本人手中，草嵐子監獄裏的大批幹部必定遭到殺害，劉少奇向中共中央提議，有必要採取一定的策略手段，將草嵐子監獄中黨的50多名重要幹部營救出獄，以便協助北方局開展工作。很快，黨中央有了回信，高度讚揚五年來草嵐子監獄共產黨員們在獄中堅貞不屈的鬥爭和對黨矢志不渝的信仰，認爲他們是經受住考驗的、黨可以完全信賴的同志，批准北方局竭力分批次營救這些同志出獄，以便擔負更艱鉅的任務。

1936年秋，草嵐子監獄裏的50多名共產黨員分9批先後被黨組織成功營救出獄。備受折磨與煎熬的獄中鬥爭結束了，還沒來得及緩口氣，他們又投入到新的殘酷戰鬥中。在北方局的領導下，薄一波、楊獻珍、董天知、韓鈞、周仲英等到了太原，開展上層統一戰線工作，並利用與閻錫山的統一戰線關係，組織羣衆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安子文繼續留在北平，發動組織和鼓勵青年學生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發展黨的地下組織；劉瀾濤被委派到綏東抗日前線創辦抗日刊物，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張友清赴山西開展工人運動；劉昭在石家莊成立了一個抗日學生隊，到各地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李楚離在平津從事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張璽到冀魯豫特委開展黨組織的恢復工作；胡錫奎到冀東組織和領導了22個縣約20萬人的抗日武裝起義……這批同志再一次以滿腔的熱血和赤膽忠心投入到黨的新工作崗位上，繼續爲黨的事業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