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在新思潮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逐渐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1918年,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论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大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在同一年写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文章中,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 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什么皇帝、贵族、军阀、官僚、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的飞落在地"。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钊分两期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该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与以往一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钊的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该文的发表,不但表明李大钊完成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南北方各形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钊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著名的“亢慕义斋” 就是这个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在上海,陈独秀等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两个中心,先后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联系,从北京、上海分别向各地辐射,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还有一条特殊的渠道和一支特别的队伍——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的青年知识分子。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还有一些人去了英国、德国和比利时。这些有志于改造中国的进步青年,直接接触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在那里认真学习和探求真理。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人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推求,最后作出自己的抉择,走上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一些人还通过通信等方式,向国内思想界传播马克思主义。同时,一些原来由学生和华工组成的以“工读”“互助”等为信条的勤工俭学组织,也转向信仰共产主义。其中在勤工俭学励进会的基础上成立的工学世界社,于1920年12月底召开大会,表示要以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

中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他们传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为探求学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词藻,而是为了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为担负起改造中国的历史使命在寻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学理论。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传播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学说,并把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看作是联系马克思主义其他原理的一条“金线”。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条件直接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没能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存在着理论准备不足的弱点,但他们在学到马克思主义一些基本观点后,就积极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努力用这些新观点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他们深入到工厂、农村进行社会调査,了解民众的疾苦,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而广泛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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