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後，在新思潮大量湧現、諸多學說流派爭鳴鬥勝的形勢下，馬克思主義以其高度的科學性和革命性逐漸吸引着越來越多的進步青年。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後，以李大釗爲代表的先進分子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

李大釗是中國第一個傳播馬克思主義並主張向俄國十月革命學習的先進分子。1918年，他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論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與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本質區別，指出：“俄羅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紀初期之革命，是立於社會主義上之革命”，同法國大革命預示着世界進入資產階級革命時代一樣，俄國十月革命預示着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到來，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在同一年寫的《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兩篇文章中，熱烈地讚揚十月革命, 指出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歷史的潮流。什麼皇帝、貴族、軍閥、官僚、軍國主義、資本主義，“遇見這種不可當的潮流，都像枯黃的樹葉遇見凜冽的秋風一般，一個一個的飛落在地"。他滿懷信心地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

1919年10月、11月，李大釗分兩期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該文充分肯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地位，稱其爲“世界改造原動的學說”。與以往一些文章對馬克思主義所作的片斷的、不確切的表述不同，李大釗的這篇文章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該文的發表，不但表明李大釗完成從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變，而且標誌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進入比較系統的傳播階段。

在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過程中，中國南北方各形成了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北方是北京，南方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3月，由李大釗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著名的“亢慕義齋” 就是這個研究會的辦公室和圖書館。在上海，陳獨秀等於1920年5月發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兩個中心，先後同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廣東、天津和海外一批受過五四運動深刻影響的先進分子建立聯繫，從北京、上海分別向各地輻射，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

在馬克思主義傳播過程中，還有一條特殊的渠道和一支特別的隊伍——五四運動前後出國勤工儉學的青年知識分子。從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全國各地赴法國勤工儉學的青年就有1600多人，還有一些人去了英國、德國和比利時。這些有志於改造中國的進步青年，直接接觸到產生馬克思主義的歐洲社會，在那裏認真學習和探求真理。他們到工廠做工，親身體驗工人階級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漸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許多人經過反覆的比較和推求，最後作出自己的抉擇，走上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轉變爲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中的一些人還通過通信等方式，向國內思想界傳播馬克思主義。同時，一些原來由學生和華工組成的以“工讀”“互助”等爲信條的勤工儉學組織，也轉向信仰共產主義。其中在勤工儉學勵進會的基礎上成立的工學世界社，於1920年12月底召開大會，表示要以馬克思主義和實行俄國式的社會革命爲宗旨。

中國先進分子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明顯特點，是他們傳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單純爲探求學理，不是在玩弄新的詞藻，而是爲了正確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認識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爲擔負起改造中國的歷史使命在尋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學理論。因此，他們特別重視傳播階級鬥爭和社會發展的學說，並把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看作是聯繫馬克思主義其他原理的一條“金線”。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條件直接閱讀外文版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沒能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和研究中國的實際情況，因而存在着理論準備不足的弱點，但他們在學到馬克思主義一些基本觀點後，就積極投身到實際鬥爭中去，努力用這些新觀點觀察和分析中國社會的諸多問題。他們深入到工廠、農村進行社會調査，瞭解民衆的疾苦，並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

五四運動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迅速而廣泛的傳播，爲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創建準備了思想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