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混沌、得到、湖畔、高山 這些“大學”到底在教什麼?

“大學”的定義正在發生改變,但卻並非通過高等教育領域內提倡多年的“大學改革”途徑。我們文章的主角也並非南方科技大學這樣突破傳統的高等學府,而是一羣發現職場人士和企業家學習熱情的教育機構。

這場自下而上的學習運動早有跡象。成立於2015年的混沌研習社最早發現這個市場,他們把目標學員定位爲早已步入社會的職場人,2017年正式更名爲混沌大學;2018年炒熱了知識付費概念的得到乾脆成立了“得到”大學,每年招生數達千人;另一部分機構則瞄準了企業家,比如成立於2015年的湖畔大學,以及成立於2016年的高山大學,每年招收數十人。

“現在市面上的學習產品大多青睞商業人羣,但其他行業的人離開學校後想要實現自主教育,很難找到合適的課程和有歸屬感的羣體,原來八九十年代中國還有夜校,後來消失了。”得到大學教研組負責人蔡鈺對《第一財經》雜誌說。在她看來,填補這部分空缺就是得到大學的創立初衷。在招生面試環節,職業上的跨界和多元就在關鍵詞之列。已經招收的近3000名學員中,分佈着監獄管理員、醫生、教師、公務員、居委會主任等職業。

來新式大學求學的人,除了要支付幾千到幾十萬元不等的學費,還要經過提交簡歷、面試等環節,所學課程也並非傳統大學的知識體系,而是各有特色,比如思維邏輯、通識、企業家精神等。在校期間,學員不僅要完成課時學習、小組討論、畢業論文等環節,還要接受輔導員的督導——這些設置確實給人一種重返校園“回爐再造”的感覺。

這些新式大學並非傳統意義上的大學,而是幾年前的知識付費熱潮的一種延伸。

2012年線上音頻課興起,羅振宇、李善友、吳曉波等知識類KOL,爲走出校園多年的職場人士開闢了一個學習途徑,漸漸地“學習”成爲社交網絡上一個新的人設標籤,隨之誕生的還有一個互聯網運營新名詞——社羣。如今機構將這些熱愛學習的人進一步篩選,將他們發展爲新式大學的用戶。比如成立於去年的得到大學,起初只是得到App內部孵化的名爲“個人武器庫”的線上專欄課程。

新式大學同時還催生了一個職業羣體——新式講師。“以前我在企業裏做品牌,現在我是一名創業者兼講師。”李雲龍說道,2018年他通過選拔成爲混沌大學的一名領教,主講“增長思維”和“創新思維”,同時也在吳曉波頻道等機構授課。

作爲“羅輯思維”最早一批聽衆之一,李雲龍受到知識付費向新式大學演變的啓發,創辦“增長研習社”,如今已有20多名員工。他研究出一套自己的教研體系和方法論,還寫了一本名爲《增長思維》的書,而講師和作家的身份是此前的他沒有想過的。

“現在我們不再單純教人如何實現企業的增長,而是沿着做學校、做教育這條路往下走。”李雲龍說,如今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與新式大學相關的業務上,一些B端企業的定製培訓會交由公司其他員工負責。

此前,職場人想要在不脫產的情況下進修,通常只有兩條道路——讀MBA等在職學位,或者參加公司組織的培訓項目。如今新式大學成爲一種選擇。不過,在同樣付出物質成本和時間成本的前提下,這段經歷並不能爲學員們提供學歷證明,也不能直接促成職業晉升,那他們入學的動力究竟是什麼?而這些大學又是以何種方式將這樣的動力變成一門生意?

不是能不能成功,而是會不會思考

混沌大學的創始人李善友曾就職於摩托羅拉、搜狐等公司,先後在中歐商學院求學、任教。2014年李善友創辦創新學習社羣“顛覆式創新研習社”,一年後更名爲“混沌研習社”,這便是混沌大學的原型。

與此前教授成功學的碎片化知識付費不同,混沌大學教的是“思維模型”。在混沌大學中,幾乎所有的課程都基於李善友提出的“哲科認知思維模型”,包括第一曲線、第二曲線、分型創新、邊緣分化等,針對這些模型的不同程度延展,混沌大學又被分爲創新學院、創投營、創新商學院等課程包,價格從幾千元到上萬元不等。

不同於傳統商學院固定的課程體系,混沌大學的課程生產機制是,平臺提出一個課程命題,然後交由各領域的講師研發產品,課程結束後,機構會根據學員的打分來考覈講師。目前在混沌大學有超過40名李雲龍這樣的領教,與平臺保持着“非獨家”的合作關係,他們的背景以諮詢師和培訓師居多,也有公司高管、投資人和高校教師。混沌大學將這種看似鬆散的教師機制形容爲“生長共建”。

對於不同層次的線下課,李雲龍的教學模式相對固定,首先講解一個思維模型,然後學員們分組探討,每組選出一個代表來複述新學的思維模型,然後組與組之間PK,通常能對思維模型做延展的,或者有具體落地案例的,會得到高分。“隨着課程的學習,學員們會制定一套公司經營戰略的調整方案,作爲畢業答辯的內容。”李雲龍說道。

在混沌大學,李雲龍的工作場景有很多,除了錄製線上視頻課程,他還要在創新院、創新商學院等線下課程中授課,週末則坐飛機前往不同的城市站點參與城市學員的線下討論。即便下面坐的是一衆企業家,李雲龍也毫不露怯,“在他們的領域,我沒有他們專業,自己承認就好,但在‘增長邏輯’這塊,我天天研究它,這個自信是有的。”

採取類似線上授課+線下討論模式的還有成立於去年的得到大學。雖然同樣強調“思維模型”,相較於混沌大學,得到大學更強調“平民的勝利”,這裏沒有明星講師或者商業領袖,甚至沒有“老師”這個角色。

得到大學線上課程中的48個“思維模型”,是由蔡鈺帶領的10人左右教研小組生產的,他們中有的曾是記者,也有畢業於高等學府的專職研究者,教研員們通過查閱資料、採訪專家等方式撰寫課件,最後定稿由蔡鈺把關,統一錄製。“教研人員更像是課代表,我們的核心競爭力是定義問題和把別人的經驗抽象成方法論的能力。”蔡鈺說。

相比“知識產品”,蔡鈺更願用“服務”來定位得到大學所提供的東西,其中一個重要的服務環節就是幫學員“做打磨”——除了在每週週一至週四完成思維模型的線上學習,得到大學的學員還可以報名參與“分享日活動”,即在100位觀衆面前就自己的職業祕笈、工作方法做主題演講,期間得到大學的工作人員會給予輔導。

“羅振宇總說,在今天這個時代,表達能力強的人能夠享受行業的紅利,這種能力會給你帶來更高的溢價。”蔡鈺說。在這個環節中,優秀的演講者還有機會被邀請登上得到大學的“畢業/開學典禮”,面對上千名新老學員做分享。

蔡鈺認爲,做學校需要這樣的儀式感和歸屬感,另一方面也可以讓新學員看到老學員的輸出成果,給他們一種只要努力,3個月後就能變得和臺上的老學員一樣的心理暗示。

這是一個戲劇化的轉折:知識付費的崛起,正是利用互聯網打破學習的線下場景侷限,而如今玩家開始重回線下。

從“活下去”的角度看,知識付費走出這一步也不難理解。從2015年知識付費領域攀上巔峯至今,包括得到在內的機構都開始遭遇用戶增長瓶頸,同質內容越生產越多,邊際效益也在下降,更換輸出方式不失爲一種“破局”手段:依託線下場景,爲知識付費產品注入更多實踐和社交元素,拉高客單價。

不過重返線下也意味着平臺必須經歷“去KOL”的過程——在混沌大學的辦公室裏,李善友的照片被逐漸替換爲講師們的照片。畢竟名師在線下場景中能夠投入的精力有限,機構要從名師號召力向品牌號召力轉變,這同時也更有利於教學產品的標準化。

並不是所有學員都願意在現場踊躍發言,許多人只是把它當作進階版的知識付費,這也考驗着機構的“活動組織”能力,而在知識付費時代,機構只需將大部分精力放在生產內容上。

在蔡鈺看來,得到大學更像是得到App的進階版,當用戶在得到App完成自學,有了輸出能力和分享能力後,他可能需要找到一個更深度的互動場景,那麼得到大學就是一個承接地。“現在談得到大學在公司整體戰略中的地位還爲時尚早,但肯定是一個長線的戰略。”她說。

成功之後,仍要補上科學、人文和價值觀這三課

5年前,柳傳志、馬雲、馮侖、郭廣昌、史玉柱等人發起創辦湖畔大學,定位培養有“企業家精神”的創業者,入學條件可謂苛刻——創業3年以上、年營業額超過3000萬元企業納稅3年以上、公司規模超過30人、有3位推薦人等。

“企業家精神”並非一個實用的概念。但對於企業家們來說,要持續成功,就需要這種精神。中國企業家的神話馬雲就信奉這一點,“創業者失敗不能怪宏觀經濟,在困難的時候,只有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能活下來,才能渡過難關。”校長馬雲在2019年湖畔大學招生面試會上說道,坐在臺下的是湖畔大學第五屆候選學員。

僅從湖畔大學的入學條件來看,它無疑是在與MBA商學院搶人。

“怎樣讓學員找到自己創業的原動力,理解商業和社會的關係,具備持續經營企業的能力,這是我們課程設置和教學方式的出發點。”湖畔大學資深總監李麗娜說道。在她看來,商業是一個看重實踐且充滿變革的領域,大部分思考是由問題驅動的,每一個決策都是綜合權衡的結果,而這樣的能力不能依靠單一領域學習獲得,傳統商學院的MBA課程也無法提供足夠的實踐經驗。

不過這並不意味着湖畔大學不需要“教授”這個角色。“比如在講技術產品的設計時,我們認爲,這些CEO學員作爲公司的實際決策人,首先要有一個足夠大的視野,要先了解技術本身的演進,然後才能理解技術如何拓展商業邊界,因此我們會首先邀請科學家來授課,有了這個基礎,下一步纔是告訴學員如何將技術變革與公司戰略銜接,以及做出相應的組織人才調整。”李麗娜說。

科學、藝術成爲這些招攬企業家學員的新式大學的特色,它們正在試圖淡化課程的“商業氣息”。其中一些課程甚至是具有人文關懷的,比如李麗娜等人研究出的“藝術人類學”試驗,在一次暑假作業中,她要求CEO們用手機跟拍公司的一名一線員工、客戶或創業夥伴,在聊天和拍攝的過程中,他們會知道這些人家庭情況如何、爲什麼從事現在的工作。

“比如江小白的創始人陶石泉選取的拍攝對象是釀酒工人,當時那名釀酒師傅就問了他一個問題:聽說現在很多工廠都是機器釀酒了,我會不會有一天會被機器取代。”李麗娜說。如此一來,“員工”的形象便會在企業家心中變得鮮活,而不僅僅是Excel表格裏的一個名字,企業家也會意識到自己創業過程中的一系列決策究竟影響了哪些人。

但對於那些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企業家來說,他們不再急切於學習經營之道,而是轉爲追求一些商業之外的知識,這些知識恰好是他們在過去30年商業環境中快速獲得成功卻始終未曾補上的一課。

高山大學創辦的核心理念就是“科學復興”,用創始人文廚的話來說,高山大學是企業家求學的“目的地”,即從其他商學院學完“術”後,來到高山大學學習“道”。

高山大學的課程表容易讓人聯想到一本包含信息科學、物質科學、生命科學在內的百科全書。今年的招生簡章中,又出現了“數學”。當然,到達這個“目的地”的門檻之一是要支付68萬元的學費。

在此之前,文廚是創新者平臺“長城會”的創始人,創辦高山大學的靈感源於2014年的全球移動互聯網大會。“當時我們邀請了很多商界大佬,還有一位來自日本的機器人科學家,結果反而是科學家的演講引起了全場轟動。”長城會COO、高山大學項目負責人周昌華回憶道。

從那以後,文廚漸漸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人們在商學院往往越學習越焦慮,與科學家聊天時反而很放鬆,因爲科研的演進通常需要幾十年,站在這個時間跨度上思考問題能緩解焦慮,從這個角度看,探索科學至少能讓企業家們暫時遠離商業,享受一陣“短暫的快樂”。

“同時我們意識到,制約中國創新的一個很大問題是,與西方教育體制相比,我們從小就以一種非常功利的心態來學習科學,而非真正建立起對科學的認識,這個使命感是我們推動辦學的一大動力。”周昌華說。在長城會內部做了兩年零散的嘗試後,2016年文廚正式創辦高山大學,每年帶領30名企業家去硅谷、日本、以色列和英國等地拜訪各領域的科學家,講師中不乏高校教授和諾貝爾獎的獲得者。

“其實這些做基礎研究的科學家很少有機會能給企業家講課,出於自身對傳播科學的使命感,他們很樂意去做,當然也有一些科學家有籌集科研經費的需求,企業家以個人名義資助科研項目,這在國外是常見的現象。”周昌華說。

由於高山大學的課程與其他商學院、新式大學的產品過於不同,因此頭幾期課程的招生工作,基本都由文廚本人親自負責。不過在今年的招生中,周昌華明顯感受到學員們對於“科學”的認知在提升,有人甚至是奔着聽某位科學家的課而來。

千萬不要低估企業家對於這種“無用之學”的熱情。比如紛享銷客的創始人羅旭,他曾是混沌大學2016屆創業營的學員,對高山大學的聽聞正是源於混沌校友的推薦。“我本人並不是一個焦慮的創業者,‘科學復興’這個說法確實打動了我,其實學習科學精神,就是一個認識自己、探尋世界本源規律的過程。”他對《第一財經》雜誌說。在高山大學“科學復興之路”課程的希臘站結束後,羅旭還興沖沖到兒子所在的幼兒園講了一堂類似的課。

當被問到這種“無用之學”的潛在市場有多大時,周昌華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的數據,而是劃定了一個30歲到60歲的範圍,從學員結構上來看,高山大學已經不單單是“中年企業家”的選擇。

比如與羅旭同期的學員中還有蜜蜂科技Bee+的創始人賈凡,一名90後創業者。“我是文科生,平時接觸‘科學’學科的機會並不多。”在參與高山大學課程的同時,賈凡還報名了創新工場與耶魯大學合作開展的創新訪問學者項目,爲期兩年,學費與高山大學差不多。

“這種每次爲期一兩週的脫產學習,能讓我沉下心思考一些更深層次的東西。”賈凡對《第一財經》雜誌說,幾乎每次外出求學歸來,他都會對公司做一些調整,他還推薦公司另一名合夥人去參加創業黑馬的“獨角獸訓練營”課程。

同時,高山大學的課程也是一場具有社交性質的遊學。羅旭就認爲,正因爲相比其他機構的課程,高山大學涉及商業本身的內容不多,同學們可以輕鬆地討論科學和人文話題,彼此之間感覺更親近。

這種輕鬆的療愈式學習,讓企業家們付出的是更小的成本,這不僅僅體現在金錢上。他們不再需要像去商學院上課一樣完成大量程式化的作業。缺點是,這場心靈洗滌之旅無法爲他們頒發一紙證書。

不過就以上所有新式大學所開拓的市場來看,如果學歷不再重要,那麼商學院繁複的系統學習課程其實是次級的需求。

是學習,也是生意

學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快速找到正確的人生方向。從知識付費轉戰新式大學的學員們,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懷揣着對於未來的迷茫和焦慮,而這種焦慮已經不能只靠收聽音頻課來排解。

新式大學的早期學員,大多來自於知識付費用戶的進一步沉澱,因此這些機構雖然不乏黏性極高的忠實粉絲,但隨着知識付費行業的降溫,這些用戶的復購和所帶來的拉新量都遇到了增長瓶頸。

目前來說,口口相傳仍然是得到大學很重要的獲客方式。“我們內部最重要的考覈指標,是老學員的轉推薦率。”蔡鈺說道。

然而,新式大學的高客單價導致其用戶基數從一開始就很小,無奈之下,除了提高課程價格,一些機構不得不依靠推出“短期速成”產品提高平臺營收。不過在這方面用力過猛也會拉低用戶體驗。比如不少機構推出“等級森嚴”的積分體系,不管是上課還是轉發課程都能獲得積分,積分可用於兌換課程和各種福利——聽上去很像電商網站玩的會員遊戲。

相比小幅度的產品提價,很多用戶更難以接受頻繁打擾的廣告。“一些線上直播課甚至就像電視購物廣告,不斷插播進來產品廣告,或者鼓動大家分享,喫相太難看。”一位不願具名的學員向《第一財經》雜誌抱怨。

目前混沌大學的增長部門正在組建平臺校友會,制定系統的學員後運營機制。尤其是一些客單價並不高的學員,他們可能5年之後會變成企業高管或創業者,形成品牌黏性後,就有可能進一步購買更高客單價的產品。

線下交流也會讓學員們產生更強烈的歸屬感,爲產品帶來社交附加值,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但問題是,由於個體的認知水平和訴求不同,即使將線下流程做到盡善盡美,其呈現效果也很難被“標準化”。

“我見到的同學,這三種人居多:準備跳槽但不知道往哪跳的,剛剛跳槽還不能適應新工作的,第三種就是像我這樣在創業中摸爬滾打的。”張廣信說道,他去年啓動了一個互聯網創業項目,本着充電的心態,今年年初花幾萬元購入了一款課程產品。

去了幾次後,張廣信發現大多數人只是各行各業的普通員工,骨幹很少,和他們聊天對個人技能的提升作用很小,在參加了幾次線下活動後他對當時所在的機構大失所望。“中年危機、家庭矛盾甚至都成爲一些討論主題,這不是學習交流,更像是情感上的報團取暖。”

不過更令張廣信氣憤的,是課程中的一些理論推導非常缺乏嚴謹性。“有一節課提到迴歸法,我大學就是研究這個方向的,當時聽課就覺得他們做的內容十分不專業。”

學員水準有高有低,這也是混沌大學、得到大學所面臨的問題:貼出振奮人心的招生文案後,如何管理用戶預期?不過多家機構看待這個問題的心態已趨於平和——除了數據、案例等硬性錯誤外,其他方面並不糾結於“確保正確”這件事。

“對於得到大學來講,我們做的是‘定義需求’,也就是發現問題,找到專業的人給出最好的答案,提供一個增量信息,而不是一套可以立刻拿來照搬的行動指南。”蔡鈺說。李雲龍的觀點也與之相似。“反過來想,‘確保’這件事真的這麼重要嗎?如果一個東西能提高你的決策成功率,它只能算是階段性的正確,也就是在沒有被證僞的情況下你可以接着使用它,所謂科學就是不斷被證僞的過程,對吧?”

此外,新式大學也面臨着“推陳出新”的壓力,畢竟“復讀”這件事是很容易讓人產生厭倦的,而對於輸出“底層邏輯”的機構來說,創新會是一個更加艱鉅的任務。

對於這些大學的講師來說,這意味着需要不斷創造出一套新的概念和語言。

“很多人抗拒重複性學習,但思維模型是一個很深刻的東西,不是你學會一些名詞或者‘黑話’就能證明學懂了,而是要真正理解,並學會延伸。”李雲龍說道,最近他就在研究一個新模型——邏輯反思。“就是討論邏輯本身,對‘思考’的結構本身做反思。”

不管是提高復購,還是讓新用戶找上門來,這都建立在人們對“學習”這件事還持有熱情的基礎上。

在知識付費之前,“學習”並非一個剛需,經過社交網絡對於知識焦慮的製造和傳播,將它視爲愛好的人確實多了起來,“學習”也成爲一個積極的社交人設標籤。但這些並不足以說服人們花時間參與繼續學習,而不是將時間花在看電視劇上。

這些機構也認識到這一點,正如人們爲什麼要讀好大學,一個核心動機是想找一份好工作,把“學習”與“好工作”綁定在一起,或許纔是新式大學可持續的新途徑。

如今混沌大學正在推進與脈脈、BOSS直聘等平臺的合作,試圖讓混沌大學的教育經歷成爲一個“人才標籤”——類似於專業證書那樣,被求職和招聘環節所認可。“提高在社會上的競爭力,這纔是職場人士的剛性需求,也是B端企業的剛性需求,畢竟對於企業來說,招聘的試錯成本是很高的。”李雲龍說。

但這也意味着,機構們需要對這部分課程內容做出調整——面向職業教育,而不是把本應講給企業家的內容輸出給‘小白’。目前得到大學內部已開始類似職業化教育班型的研發,蔡鈺稱之爲“預科班”,“中國25至45歲的人羣有6億多,如果每人每年願意在職業培訓或自我教育上投入1000元,這就是一個千億級別的市場。”她說。

目前得到大學的線下運營已經覆蓋到6座城市。至少從現在來看,只要線下運營能力跟上,學員增長並不是問題。“招生時發現,很多學員甚至願意跨城參加線下活動,所以我們現在也考慮開設‘飛行班’,讓非校區城市的用戶能參與進來。”

相比要不斷自行造血的教育機構,高山大學和湖畔大學的經營壓力要小得多,其運營方式與西方的私立大學相似:設置基金會,用投資收益以及社會捐助支撐機構開支。

不過它們也同樣面臨着學員來源的煩惱。高門檻的學費和企業家身份的要求,使得湖畔大學和高山大學可招攬的學員羣體非常小。打開上述機構官網的學員列表就會發現,這可以說就是一份“中國明星創業者清單”。即便平臺們都堅信中國會源源不斷誕生優質的企業家,但隨着經濟增速的放緩,哪怕每年新錄取幾十人,優質企業家學員的後備力量也令人堪憂。

“去年招生的時候做出了調整,發掘了一些不爲公衆和媒體所熟知的優秀創業者,但他們確實爲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做出了貢獻。”李麗娜說。相比之下,另一個問題更令她困惑:教育是長週期的,但商業的發展節奏是短週期的,這兩者之間的因果關聯很難在短時間內被驗證,因此很多人對待學習這件事的耐心甚至還不如減肥。

“但我們依然會堅持把教育做下去,馬雲老師對湖畔大學的願景是存在300年,他曾說過阿里巴巴要活102年,可見這兩者的時間跨度是不一樣的。”李麗娜說。

一個趨勢是,越來越多的人盯上新式大學這個市場,開發出諸如大學、訓練營、創業營等眼花繚亂的項目。“不那麼功利”也將成爲一個課程研發新趨勢,比如混沌大學就新推出了一個主打“新科學世界觀”的“文理學院”,教授科學、哲學、心理學等課程,學費爲6.5萬元。

今年以來李雲龍接到了來自多家機構的教學邀請,“新式講師”成爲一個新的職業人才缺口。“我本人的核心競爭力是深度思考,這可以通過後天訓練去獲得,但首先這個人得有意願去做。”他說。

回到大學的定義,2019年秋季,哥倫比亞大學校長Lee Bollinger在該校的本科開學典禮上這樣說道,“大學的意義不在於盈利,不在於行使權力、制定政策,亦不在於崇拜神、社團活動、享受生活,或是建立人脈。這些抱負本身沒有問題,大學也不能完全獨立於它們存在,但它們並不構成大學的精髓。大學的精髓在於訝異、好奇,在於對我們當下所知的不懈追求。大學總是擁有前進的動力。”

新式大學並不屬於這一類別,不管如何包裝,它們本質上只是在圈層文化興盛的互聯網環境下的職場“繼續教育”,認清這一點對於學員和教育機構雙方都很重要。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張廣信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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