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黄永玉：他的画笔泼洒，骨头里充满流浪气

编辑 蒲艾

黄永玉在四处有家：北京万荷堂、凤凰夺翠楼、意大利无数山庄、香港小居。其中的万荷堂在北京通县徐辛庄，从市中心开车出发，经过宋庄，大约40分钟后，看到那一大片绿色庄稼簇拥下的建筑群，就是万荷堂。

从万荷堂的东门进去。东院是以凤凰古建筑风格为主的建筑群。踩着青石板，右拐，眼前就是整整三亩的荷花塘。荷花有些已经开了，大白鹅在水上游来游去。西院是黄永玉日常起居和创作的地方。在万荷堂里停着宝马奔驰法拉利，黄永玉在这里养了名犬，抽雪茄藏烟斗，开PARTY，来往名流。

荷花塘边的石桌旁有座黄永玉雕塑，叼着标志性的烟斗，戴着同样标志性的贝雷帽。这是广州雕塑院副院长许鸿飞两年前送给黄永玉的生日礼物。黄永玉很喜欢，趴在雕塑身上，随人拍照。

黄永玉生于1924年，今年94岁，但看不出来。直到80多岁时，他还身穿牛仔裤，蹬时髦皮鞋，叼烟斗，说起话来声如洪钟；大笑起来，隔几百米都能听见；开心时甚至满地打滚。他常常深夜读书写字，背着画板满世界飞，结交天下朋友，也挥金如土。

曾有朋友给黄永玉画了的一幅漫画，他看了之后甚是喜欢，于是便将它设计成了一尊铜像，仁立在万菏堂里。铜像上黄永玉的形象是;秃头上支撑着两只夸张的煽风耳，两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一张大嘴乐得咧到了耳根，赤裸着身体，左手提着腰间的遮羞布，右手端着他那具有标志意义的大烟斗，诙谐有趣，妙不可言。黄永玉很喜欢这尊铜像，或许是因为它折射出了他的个性中的部分特质。

“他的画笔，泼洒得很，色彩极放肆，他的个性极洒脱，骨头里充满流浪气质。”长期撰写文化评论的张铃说。

动荡岁月里的勇士

黄永玉从小家境贫寒，经历曲折。初中二年级辍学，在瓷厂做小工，在码头干

苦力。有人请他去税务机关当股长，他却在办公室里不停地做木刻，最终被人“请”了出来。在动荡不安的八年里，他遇到了一生的挚爱张梅溪。1948年，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他去香港《大公报》任职美术编辑，认识了尚未成名的金庸。那时候，他靠刻木刻、画速写、投稿，筹划着度过紧巴巴的日子。

黄永玉应沈从文之邀请回到大陆，然而马上遭遇文革，陷入了关牛棚、挨批斗的生活。在许多人精神痛苦时，他却乐观得很。他让儿子悄悄地给他带小说，还利用各种材料制作烟斗。每一次挨批斗游街回来，他还能绘声绘色地跟别人描绘北京街头的风景。

一路流浪过来的黄永玉，见到了人世间太多的磨难、奋起；一路抗争过来的黄永玉，见到了人世间太多的哀愁、血腥。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流浪、艰辛与磨砺，骨子里从不屈服的黄永玉才在后半生过得那么张扬放肆。

很多次，别人问他为什么那么好玩？黄永玉回答说：“你们要知道，这世上很多事其实没什么意义，很多东西也未必有一个意义，只要你觉得有趣，做便是了。”

在性格方面，黄永玉有着与表叔沈从文先生截然不同的个性。他说自己表叔的性格“像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而他年轻时，则是靠 “拳头打天下”挺过来的。

他刁蛮、爽直的性格让不少人都畏他三分，他的真诚却又为他赢得了许多至交。被称为“风流才子”的香港词作家黄沾当年曾有过一段四面楚歌的失意日子。那时候，黄沾与林燕妮分手，投资的电影公司又经营失败，负债累累，弄得他无家可归，四处躲债，连想死的心都有了。很多人不敢理黄沾，只有黄永玉前去安慰。

黄永玉安慰黄沾说：“失恋算什么呀，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他以为亲切贴心，未曾想到，黄沾一听便火冒三丈，大声怒骂道：“放狗屁！失恋得都想上吊了，还有什么诗意？狗屁！”

但是气消之后，黄沾还是把这份情义记在了心里。后来有人向黄沾求证，黄沾证实说“完全正确，全香港都希望我死，只有他来安慰我。”两个脾气同样刚烈的人彼此欣赏，从此成为挚友。

“黄沾这个家伙是个调皮蛋！”黄永玉乐呵呵地说。他时常把这段故事挂在嘴边，逢人便讲。

艺术上的“野小孩”

有人说黄永玉从小就是艺术神童，版画、油画、国画等均无师自通；也有人说他曾是弘一法师的三个方外弟子之一，得其真传练就了灵性十足的书法。其实，黄永玉的美术启蒙在福建的集美学校。当时中学里的美术老师爱惜他，对他说：“你有天赋，别让顽皮埋没了自己。”在老师的启蒙下，黄永玉爱上木刻美工，并延续了一生。

在香港《大公报》时，黄永玉做了大量新闻报道做插画——大街上的汽车辗过一个小孩之后跑了，他马上跑到现场画个速写，回来刻个木刻；赶上电车工人闹罢工，他马上就画罢工；有个美国兵跑去找妓女，偷了妓女的东西跑了，他就画一个哭诉的妓女。

然而真正成名还是在黄永玉回到祖国大陆后。1956年，黄永玉为云南撒尼族叙事长诗《阿诗玛》创作了一组插图，后来独立成为版画组画，共有10幅。由《阿诗玛像》、《吹口弦》、《射箭》、《公房》、《打虎》、《她被水冲走了》等组成。这套作品结合悲欢离合的故事，多侧面地塑造人物形象，画面具有浓郁鲜明的民族特点，装饰风格强烈，夸张的构成，符合神话的内容。《阿诗玛》画面优美，诗意盎然，成为黄永玉最早的著名作品。

1980年1月，中国首张生肖邮票——猴票在全国发行。邮票上，黄永玉设计的猴子双眼炯炯

有神，憨态可掬。不到20年， 8分的猴票就涨到了1600元，收藏价格一下子翻了近两万倍，被誉为“集邮史上的神话”。而他设计这张邮票只是为了纪念自己养的猴子。

2017丁酉鸡年，黄永玉累计12年创作的生肖画展“十二个十二个月”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据说这个系列展览的缘起也甚是有趣：2006年中国邮政希望黄先生设计狗年生肖票，可是他用心设计的却是一副狗撒尿的造型，中国邮政无可奈何地放弃了。黄永玉赌气之下，多年一气画成12张并印制挂历广发亲友，由此开始了生肖系列连续12年的创作。

每一笔下的俏皮与灵动，让他活脱脱的像个孩子。

黄永玉说：“常有人说我画风多变，因为我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画风自然不会有太多约束。就如我常讲的，我没有吃过正餐，都是地上捡一点吃一点，东南西北到处跑到处捡，就形成了自己这么一个形式，也可以叫做风格。”

2010年，黄永玉被聘为中国国家画院版画院院长，在北京的住所是一座四面都是墙壁的老房子，只有门，没有窗，关上门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出乎预料，他并没有嫌弃那个看着就憋闷的家，反而笑着拿出纸笔，在墙上作画。不一会儿，墙上就出现了一扇极为逼真的窗户，光好像一下子都透进来，整个房间都明亮了起来，在场的人无不震惊，纷纷鼓掌叫好。

除了惊叹于他出神入化的画工外，在场的人更多的应该是被他“给自己画一扇窗”这样豁达超然的人生态度折服吧。

如美术评论家陈履生所言：“他有着湘西人的倔强、刁蛮的个性，也有着一种轻盈、浪漫、抒情的文人情调，同时，他又始终刻意的与主流社会保持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的经历和艺术风格都具有一种特殊的‘复杂性’”。

洞悉人情的段子手

世人叫黄永玉“老顽童”。如果你听过黄永玉说话，就会觉得微博上看到的段子索然无味。

比如画一只鹦鹉，图说写到：鸟是好鸟，就是话多。

再比如以下这个段子：有人丢了一只鹦鹉，很焦急，怕鹦鹉把他曾花了时间教给它的东西说出来，左思右想后，决定在报上发表声明：本人的政治观点与丢失的鹦鹉完全不同。

他还画过一个蛇年趣图。没有蛇，只有两个没有肚脐眼儿的光屁股洋人在苹果树下对话。夏娃问亚当，蛇到哪里去了，亚当说让广东佬偷去泡了酒。

看他是如何神回复记者的问题的。

记者：“为什么不用电脑画画？”

黄永玉：“电器里，我用得最熟练的就是手电筒。”

记者：“在您绘画创作的生涯中，您对哪件作品最满意？”

黄永玉：“一只母鸡生了蛋，你问母鸡，它生下的第一个蛋和第三个蛋好在哪里？母鸡会告诉你吗？我的作品虽然像母鸡下的蛋，但我和母鸡又有不同之处啊！”

记者：“有什么不同？”

黄永玉：“母鸡下了蛋总要叫几声，而我不会叫！”

记者：“黄老我还有个问题。”

黄永玉：“吃完饭你再采访我吧。”

记者：“怕您饭后要午睡。”

黄永玉：“我不午睡，我又不是老头。”

记者：“您怎么看袁隆平先生？”

黄永玉：“袁隆平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科学家。有一次开会，我经过他面前，却不知道他就是袁隆平。后来别人告诉我，我就多看了他几眼。”

黄永玉自己说：“快乐是为人生找一个出路，一种观点，一种看法。人生应该谅解、应该快乐。”

老人的确幽默，也是洞悉人情世故的。分分钟可以给你一句人生哲理，让你沉思半天。

“躺在地上过日子，贴着土地过日子，有个好处就是，摔也摔不到哪儿去。”

“养鹅养鸭的人赶走河里泅水的孩子，怕他们捡河底的蛋。”

“别轻蔑年少时感动过的东西。”

“真挚比技巧重要，所以鸟总比人唱得好。”

“嗓门大不一定不怕鬼。”

“漫长的演讲和放屁，都是在空气中拉屎。”

1997年，黄永玉正在香港画画，女儿跑过来告诉他：汪曾祺伯伯去世了。黄永玉很平静：好啊，好啊，汪老头也死了呀。和黄永玉同时代的朋友钱锺书、郁风、李可染、张伯驹、黄苗子全部去了天堂。黄永玉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生前我玩的很开心，死后，大家玩一会我好啦。”

“我死了，立即火化，火化完了，骨灰放到抽水马桶里，就在厕所举办个告别仪式，拉一下水箱，冲水、走人。”

在几年前，黄永玉还作为最老的老头，叼着烟斗登上《时尚先生》的封面。直到如今，他的每次出场都像个江湖老大，众人簇拥。老先生画画生活都是游戏心态，讲笑话到无人笑时给自己个台阶：“我开始画画了。”画着画着又“哈哈”大笑起来。希望他游戏人间，不知疲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