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 涛：科举阴影下的《金瓶梅》中“士子群像”的文化思索
原标题：伏 涛：科举阴影下的《金瓶梅》中“士子群像”的文化思索
《金瓶梅》是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它是我国小说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学界对其关注甚多，但从科举角度切入文本的思考则较为鲜见，此乃本文选题
的缘起。
《金瓶梅》中的读书人按其层级可分为三类：
一是秀才，如水秀才、温必古、倪桂岩；二是举人，如尚小瑭；三是进士，如蔡蕴、安忱、曾孝序、宋乔年等，其中蔡蕴状元出身。
这三类人中举人涉笔较少，故对其勿作详论。
客观上，随着西门庆地位提升，家业兴旺，日常事务中的文字应酬较前增多。
主观上，土豪出身的他爱面子，讲排场，好附庸风雅，需要装潢门面。不识之无的西门大官人拟聘专职文书势在必行，招聘什么样的人才取决于这是什么样
一个公司，老板如何，当然这也与人才市场行情有关。
西门府中引进的人才一方面在表现着自己，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反衬主人，同时，亦可反观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与士子风尚。
《金瓶梅》中的读书人除了聘请的人才，还有交往的对象以及故事中涉及到的，他们是晚明私塾教育的产物，均曾是场屋奔竞者，有的艰难维持生计， 有的
苦熬于场屋，有的活跃于政坛宦海，其言行受那个时代的世风、士风，乃至官场风气——仕风的左右。
这样，注视该人群已经不只是人物形象塑造以及艺术表现手段的问题，这已经关涉到社会的诸多方面。
下面从秀才、进士这两个层面的人才进行分类研究，先看《金瓶梅》中秀才群像。
一、廉耻丧尽的秀才
在科举奔竞中秀才是最低的功名，因出身贫寒，或常年场屋打拼，考试所费以及因读书考试而影响生计，不少秀才只能是越来越穷，故有“穷秀才”之称。
秀才一旦中举，便可做官，享受俸禄，官俸外有的还捞取外快——收刮民脂民膏。
这就是《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发疯的理由。但是乡试这道关并不易过，有不少考生就此止步，终其一生就是一个穷秀才。
秀才高不成，低不就，处境尴尬。《儒林外史》中周进小舅子金有余对周进说：“老舅，莫怪我说你，这读书求功名的事，料想也是难了。人生世上，难
得的是这碗现成饭，只管‘稂不稂莠不莠’的到几时？” [ ① ]
这是小说家吴敬梓的人生感喟。秀才治生做塾师者较多，也有做幕僚的，卖文为生的，帮人家写写画画的。
总之，出身穷苦之家的秀才命中注定一生与穷字长相厮守。蒲松龄的《祭穷神文》《日中饭》便是秀才之穷的力证。
《金瓶梅》创作于晚明时代，故事假托发生 在北宋时代，这是所谓的“时间漂移艺术”，其中的科举描写更多的是明代科场“实录”，为了写得像是北宋
之事，自然会牵涉北宋场屋之事 。
《金瓶梅》中秀才三人：水秀才、温必古、倪桂岩，其中水秀才、倪桂岩均未正面出场。
书童只能给西门庆读读书信，“因见上面许多字样，前边叫了陈经济来念与他听。陈经济念到中间，只要结住了，还有几个眼生字不认的。旋叫了书童儿
来念。那书童倒还是门子出身，荡荡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 [ ② ]
他不能帮西门庆写一些应酬性文字，包括往来书信、帖子等。
这样就有必要专门聘请秀才级的读书人为之服务，因此便有了水秀才等人的“出场”。
（一）水秀才之“水”。
应伯爵是西门庆“十兄弟”中最亲的，西门庆有什么心思总爱跟应二说。急需人帮办文书时，他和哥们应二道出心声：
“我一心要寻个先生在屋里，叫他替写写，省些力气也好，只没个有才学的人。你看有时，便对我说。”伯爵道：“哥，你若要别样却有，要这个到难。
第一要才学，第二就要人品了。又要好相处，没些说是说非，翻唇弄舌，这就好了。
若是平平才学，又做惯捣鬼的，怎用的他？小弟只有一个朋友。他现是本州秀才，应举过几次，只不得中。
他胸中才学，果然班马之上。就是人品，也孔孟之流。……曾记他十年前应举两道策，那一科试官极口赞好。
不想又有一个赛过他的，便不中了。后来连走了几科，禁不的发白鬓斑。如今虽是飘零书剑，家里也还有一百亩田，三四带房子住着。”[③]
只得对伯爵道：“到不知他人品如何？”伯爵道：
“他人品比才学又高。前年他在一个李侍郎府里坐馆，那李家有几十个丫头，一个个都是美貌俊俏的，又有几个伏侍的小厮，也一个个标致龙阳的。那
水秀才连住了四五年，再不起一些邪念。
后来不想被几个坏事的丫头、小厮，见他似圣人一般，反去日夜括他。那水秀才又极好慈悲的人，便口软勾搭上了。因此被主人逐出门来，鬨动街坊，
人人都说他无形。
其实，水秀才原是坐怀不乱的。若哥请他来家，凭你许多丫头、小厮，同眠同宿，你看水秀才乱么？再不乱的。”
西门庆笑骂道：“你这狗才，单管说谎吊皮鬼混人！”[④]
“水秀才，总是温秀才之影也。”（张竹坡语）[⑤]
作者写水秀才时采用侧面描写的手法，通过西门庆和应伯爵的对话勾勒出这一人物形象，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
写水秀才就是写温必古，这是“背面敷粉法”。
西门庆对拟聘先生要求有三：有才学、人品好、性格合得来。
应伯爵一个劲地夸大其辞地介绍水秀才，其调侃幽默的话语中写出了水秀才所谓的才学与人品及其风流韵事。
这一写法一石三鸟，既写水秀才的不堪，也写西门庆私生活的肮脏，同时也映衬温秀才的无行。
水秀才的水是“水货”的水，暗示其假，“水性”之水，喻其轻浮。也是“落花流水”的水，预示着西门庆走向衰败。
同时还是“水镜”之水，“水镜”，清水与明镜，均可烛照人面与世相。作者通过水秀才这面镜子可以看出一些秀才的潦倒不堪与丑陋无行。
水秀才给西门庆做的祭文，照出西门庆为代表的晚明新兴商人灵魂的丑陋，精神的堕落。
对于读者来说，水秀才这水也在发挥着镜子的作用，照出自身精神的瑕疵与弊病，以期弥补与消除。
水秀才之水定有隐喻功能，笔者这些说法不无想象的成分，算是姑妄言之吧！
温必古的温是热后余温，有“尸居余气”之意，这是西门庆渐渐“内囊却也尽上来了”[⑥]的先兆。
“应伯爵在谈及水秀才的人品时，透露出他在李侍郎家坐馆，曾经与几个丫头、小厮不清白，西门庆就说什么也不敢领教水秀才的人品与才学了。”[⑦]
这里的应二人才推荐是一种玩笑调侃的口吻，根本就不是正常的认真推荐，被西门庆断然否定。
水秀才在书中再出现是在西门庆死后，应伯爵等人央他做祭文，水秀才对西门庆与应伯爵这帮小人之朋是了解的，也是十分讨厌的，
在祭文中将西门庆比作男人的阳物，而将应伯爵等人比作一群“鸟帮闲”，整日帮嫖贴食，由此祭文能看出水秀才对西门庆、应伯爵的极端鄙视，由此可见
作者把水秀才作为代言人，这种作者与小说中人物之间的“错搭”，告诉我们即便是水秀才这样的人也不愿与西门庆等人同流合污。
应伯爵向西门庆推荐水秀才做西宾，也是扯淡，在拿穷秀才的代表水秀才取笑，同样丑陋者，彼此也是不欣赏的。
水、温虚实相生，相得益彰。应伯爵的一番戏说描摹出一个穷秀才的堕落史，也反衬出温之形象，此可谓未见其人，先见其影。
“前日敝同僚夏龙溪请的先生倪桂岩，曾说他有个姓温的秀才，且待他来时再处。”[⑧]
西门庆此语便从水秀才很自然地过渡到温秀才，由水及温，引逗出温之来路——倪桂岩的引荐。
倪桂岩是西门庆同僚夏龙溪的先生，此中暗藏玄机。同行是冤家，西门庆的顶头上司夏龙溪一日不去，西门庆就不能拨正。
表面上看彼此相处和谐，其实早就有矛盾。西门庆是地方豪强，且经济实力超过夏龙溪，他亦非韬光养晦之人，不仅不藏拙，而且爱显摆。
在处理公事时常常自作主张，时常不把上司放在眼里。财大气粗，有恃无恐，故而目中无人。
在夏龙溪看来，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
对西门庆他早有防范之心，值其拟聘先生之时，夏之先生倪桂岩趁机向西门庆推荐温必古，这样，温就很自然地打入西门府中，成了夏之密探。
这与明代东厂西厂的行事风格极为相似。
（二）温秀才之“瘟”。
因为不识字，西门庆让对手有空可钻，有机可趁，温秀才将一些机密之事及时通过倪桂岩向夏龙溪汇报。
如果不是“屁股”一事的败露，打入内线的他还会潜伏很久，自然会索取更多的情报，对西门庆造成更大的危害。
温秀才，名必古，子日新，号葵轩，其姓温，“温者，热之余气。”[⑨]
“尸居余气”外，尚有“瘟疫”之意。温秀才刚出场时借助西门庆的眼睛看过去，“只见那温必古，年纪不上四旬，生得端庄质朴，落腮胡，仪容谦抑，举
止温恭。”[⑩]
这是《金瓶梅》士子群中唯一一位写其外貌的，这改变了小说写反面人物，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老套写法。
人不可貌相，坏人的坏不写在脸上。就是这位外表不错的温秀才却是一个瘟神，他让很多人遭瘟，首先是让西门庆及其府上遭瘟。
才递酒安席坐下，只见温秀才到了。头戴过桥巾，身穿绿云袄。进门作揖。伯爵道：“老先生何来迟也？留席久矣。”
温秀才道：“学生有罪，不知老生呼唤。适往敝同窗处会书。来迟了一步。”[11]
温秀才的姗姗来迟，说是“同窗处会书”，其实是“同窗处密谋”——提供机密情报。
前日夏大人不知什么人走了风与他，他又使了银子，央当朝林真人分上，对堂上朱太尉说，情愿以指挥职衔再要提刑三年。
朱太尉来对老爷说，把老爷难的要不得。若不是翟亲家在中间竭力维持，把我撑在空地里去了。去时亲家好不怪我，说我干事不谨密，不是是什么人对他
说来。[12]
西门庆被翟官家责备，此时他莫明就里，直到“温屁股”事发，一切才真相大白。
玳安道：“我的哥哥，温师父叫？你仔细，有名的温屁股，他一日没屁股也成不的。你每常怎么挨他的！今日又躲起来了。”[13]
画童儿道：
“他叫小的，要灌醉了小的，干那小营生儿，今日小的害疼，躲出来了，不敢去。他只顾使平安叫，又打小的，叫娘出来看见了。
他常时问爹家各娘房里的事，小的不敢说。昨日爹家中摆酒，他又教唆小的偷银器家伙与他。
又某日，他望倪师父去，拿爹的书稿儿与倪师父瞧，倪师父又与夏老爹瞧。”[14]
玳安之语可见西门府中大管家的信息灵通以及温师父的臭名昭著，如果不是之前曾经东窗事发或肆无忌惮，玳安怎知此事？
通过受害者画童儿的揭发，温必古丑事昭然若揭，他是惯犯，手段卑鄙，情节恶劣，数罪并发。
他对画童儿多次“干那小营生儿”，画童实在受不了才逃离，此时“温屁股”欲火正旺，欲令智昏，“只顾使平安叫”，这是多么的肆无忌惮，这恐怕也是
玳安“知情”之因。
画童儿属于未成年人，画童不愿意，他竟然要灌醉画童，此乃强奸行为，且为鸡奸。
“ 仪容谦抑，举止温恭”的温师父，背后却是如此行径！
温师父如此不外乎两方面原因，主观上他本来就是这种人，好这一口。 客观上也有环境的影响。 小说中有这样一段简短的对话，耐人寻味：
温秀才道：“老先生昨日王宅赴席来晚了。”伯爵问起那王宅，温秀才道：“是招宣府中。”伯爵就知其故。[15]
温秀才经常出现在西门庆的一些社交场合，他耳闻目睹了西门庆的一些风流丑事，他还向画童儿等人打听西门庆的家中私事，加之西门庆干那些事有时也不
机密，不注意影响。
温必古对主子的丑行了解甚多，上面这段和应伯爵的对话即可知其对西门庆和王招宣夫人干的那没茧事心知肚明，西门府中的乌烟瘴气为“温疫”的流行提
供了滋生的土壤。
如果西门庆是正人君子，西门府中风清气正，那么温师父可能会收敛些，起码不会如此猖獗。
温秀才除了是“温屁股”外，他还是间谍。事发后，西门庆向月娘道： “怪道前日翟亲家说我机事不密则害成，我想来没人，原来是他把我的事透泄与
人，我怎的晓得？这样狗骨秃东西，平白养在家做甚么！” [16]
温必古犯事后，西门庆的处理办法和温离开时的长信值得思考。
知情后西门庆大为恼火，但并未当面指责温必古，而是采取回避态度，这可能是面对能说会写，自身又有把柄落在对方手中，此时的西门庆定有什么顾虑。
当然，这也能看出西门庆在政治上的渐趋成熟。 温必古丑行败露后没有书童离开前的知羞以及那灰溜溜的感觉。
温师父想见西门庆被拒，“这温秀才就知疏远他，一面走到倪秀才家商议，还搬移家小往旧处住去了。”[17]
临离开时还写了长信，这封信如“临去秋波那一转”（《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自然会引起读者的注意，为什么写信，信的内容是什么，温必古意欲何
为？小说写得摇曳多姿，读后回味无穷。
温秀才出卖情报，可能出于对倪桂岩举荐之恩的答谢，也有从中牟利之可能，此事终因画童儿不能忍受疼痛而曝光，由此可见温秀才人品的低下、对西门老
板的不忠以及老板自身的糜烂腐朽与不得人心。
温必古是由其同窗好友倪桂岩介绍给西门庆的，倪先生虽然很少露面，但由温必古即可断定倪桂岩亦非善茬。
《金瓶梅》中的秀才均非善类，他们作风不正，人格低下，温必古与水秀才形（温）影（水）相生，沆瀣一气，温必古同倪桂岩一显一隐，朋比为奸，他们
共同凸显那个时代下层知识分子的污浊不堪、廉耻丧尽。
在西门庆这一人物形象塑造中他们作用不同，水秀才是评判者，温秀才是行动者，倪秀才是策划者。
二、形形色色的进士
进士是科举进程中最高的台阶，有幸成进士是读书人一生的光荣。
“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万里尽传名。”（唐·张籍《喜王起侍郎放牒》）进士可谓社会精英，占据文化的高度，在“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的时
代，他们往往也占据政治的高度。
《金瓶梅》为我们成功地写出蔡蕴、安忱、宋乔年、曾孝序、蔡京等进士众生相。
（一）蔡蕴好色
“外新状元蔡一泉，乃老爷之假子，奉敕回籍省视，道经贵处，仍望留之一饭，彼亦不敢有忘也。”[18]
这是蔡蕴中状元后回家省亲时蔡京府上大管家翟云峰写给西门庆的信中所言。
蔡状元因翟管家牵头结识西门庆，路过拜访乃特意安排，这是结党营私的需要与必然。
“西门庆使来保往新河口，打听蔡状元船只”[19]。小说中蔡状元出场三次，作者比较成功地写出其好色的一面。
蔡蕴外放巡盐经过临清时，西门庆在迎接、款待、送行等环节上均做了周密安排，为迎合蔡蕴，西门庆送钱、送物、送美女，蔡蕴此时最好的是女色。
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舍，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爱厚？恐使不得。”
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异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
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恍若刘阮之入天台。[20]
蔡蕴如入神仙境界，开心之际作诗一首以抒胸臆。
这蔡御史终是状元之才，拈笔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龙蛇，灯下一会而就，作诗一首。
诗曰：“不到君家半载余，轩中文物尚依稀。……此去又添新怅望，不知何日是重来？”[21]
“东山之游”的快乐让蔡蕴顿生“不知今夕何夕”之感！他乐不思蜀、流连忘返，颇有“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唐·杜甫《绝句二首》）之意。
西门府一流的招待，“一条龙服务”，让蔡蕴终生难忘，其好色于此凸显。
在此需要补充的是，蔡蕴的好色可能是双性的，第四十九回董娇儿、韩金钗儿服侍蔡状元时西门庆戏道：“他南人的营生，好的是南风。你每休要扭手扭脚的。” [22]
这里是就“南”人说“南风”，乃随意玩笑，还是蔡蕴真的好南风，小说中写得模糊不清，好男风在进士安枕身上得到集中的体现。
（二）安忱好男风
西门庆可谓公关高手，对接待的对象他能因人而异，根据其年龄、地域及其兴趣爱好采取相应的接待方法。
蔡蕴与安忱一道回家路过西门府上时，西门庆特意安排戏子演出。
西门庆道：“今日有两个戏子在此伺候，以供宴赏。”[23]安进士道：“在那里，何不令来一见？”[24]听说安排戏子伺候，安进士突然来神了，显得急不可
待。
安进士看见书童儿装小旦，便道：“这个戏子是那里的？”
西门庆道：“此是下价书童。” 安进士叫上去，赏他吃酒，说道：“此子绝妙而无以加矣。”[25]
一见西门庆兼娈童的小书童，安忱垂涎三尺，情不自禁，对其啧啧称赞。
小说中介绍道：“原来安进士杭州人，喜尚男风，见书童儿唱的好，拉着他手儿，两个一递一口吃酒。”[26]
多年读圣贤书，代圣贤立言，本可以中状元的安忱，初来西门府上，一见书童可爱便严重失态，这有伤风雅，“大亵官体。”[27]
西门庆见此情景，心领神会，席上“止是书童一人，席前递酒伏侍。”[28]
安进士听了，喜之不胜，向西门庆道：“此子可爱。”将杯中之酒，一吸而引之。
那书童在席间穿着翠袖红裙，勒着销金箍儿，高擎玉斝，捧上酒，又唱了一个。当日直教饮到夜分，方才歇息。
西门庆藏春坞、翡翠轩两处俱设床帐，铺陈绫锦被褥，就派书童、玳安两个小厮答应。[29]
这里情事如绘的写出安枕的好男风，他是《金瓶梅》中进士群同性恋患者的代表。
《金瓶梅》中同性恋现象十分普遍，西门庆、温必古、道士石伯才、金宗明、花子候林儿等都是同性恋，
明中期之后随着当时的纵欲风气而迅速形成男性同性恋风气，在社会上普遍存在，这在《金瓶梅》中得到充分的抒写。
（三）宋乔年好货
宋乔年、蔡蕴借西门府中大宴宾客，此时两人均为御史。
“蔡御史令家人具见之礼：两端湖紬、一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砚。宋御史只投了个宛红单拜贴”[30]。
这里写出二人之不同，蔡蕴是老客户，之前曾经和西门庆有过来往，所以不能空手。
其礼物颇具文官送礼的特征，都比较清雅，文集和端溪砚更富文人特色，这也是对西门庆绝妙的讽刺。
宋御史初来乍到，之前没有交往，所以只投拜贴。也可能是，身为御史身为他能出席就已经给足了西门庆面子。
此行是蔡蕴帮西门庆和宋御史拉关系。西门庆是生意人，他视官场如商场，结识这些官员便是其商业投机行为， 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他出手很大，“宋御史的一张大桌席、两罈酒、两牵羊、两对金丝花、两匹段红、一副金台盘、两个银酒杯、一双牙筋。蔡御史的也是一般的，都递上揭
帖。” [31]
宋御史再三推道：“这个我学生怎么敢领？” [32]
宋御史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门庆致谢说道：“今日初来识荆，既挠盛席，又承厚贶，何以克当？余容图报不忘也。” [33]
宋御史深谢其炉鼎之事：“学生还当奉价。”
西门庆道：“奉送公祖犹恐见却，岂敢云价!”
宋御史道：“这等何以克当。”一面又作揖致谢。[34]
“宋御史随即差人送了一百本历日，四万纸，一口猪来回礼。”[35] 署名是：侍生宋乔年拜，对西门庆的称呼是：“大锦衣西门先生大人门下” [36] 。
在与西门庆的交往中，宋乔年、蔡蕴有所不同，比起宋乔年御史，蔡蕴尚有临财不苟之处，或说，他没有宋御史那么贪婪。
宋御史向西门庆求八仙鼎便是其好货的体现。
又见屏风前安着一座八仙捧寿的流金鼎，约数尺高，甚是做得奇巧。炉内焚着沉檀香，烟从龟鹤鹿口中吐出，只顾近前观看，夸奖不己。
问西门庆：“这副炉鼎造得好！”
因向二官说：“我学生写书与淮安刘年兄那里，央他替我稍带一付来，送蔡老先，还不见到，四泉不知是哪里得来的？”
西门庆道：“也是淮上一个人送学生的。”说毕下棋。[37]
第七十五回中，西门庆分付玳安：“叫两名排军，把捲棚放的流金八仙鼎，写贴儿抬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内，交付明白，讨回贴来。”[38]
送炉鼎之事中更见宋御史的贪财好货，这明显是吃拿卡要。宋御史利用其御史监察之权，帮西门庆吹嘘，这是典型的钱权交易，彼此心知肚明。
小说家写出进士间的同而不同，好色好货是其共性，不同的是：蔡蕴更好女色，安忱特好男风，宋乔年更好货好古玩。
他们在展露进士精神世界堕落的同时，也在凸显西门庆的丑陋。如果说应伯爵是西门庆市井陪衬，那么这些进士便是西门庆的官场陪衬。
三、场屋乱相与士子群丑图的思考
“《金瓶梅》作者将文学目光，从历史、政治、江湖、宗教等宏大事件，转移到了市井、家庭、商贾、女性等鲜活故事，开创了古代长篇小说以家庭婚姻为
题材的先河。”[39]
这让处于社会中心人物开启了向文学边缘的迁移，这是小说“世情化”的必然。
《金瓶梅》中这些来自科举场上的众多人物是围绕中心人物西门庆而塑造的，“主人公周边人物的设置是主人公形象的巩固、映衬，也是主人公形象的延
伸。”[40]
“小说之美，在于意义。”[41]《金瓶梅》中文士群像描绘的意义何在，这是本文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可以补史的“乱自上作”
晚明乱相在《金瓶梅》中得到充分的抒写，这种乱既体现在科举场上，又体现在官场上，既在朝廷，又在地方。这种乱是自上而下的，可谓“乱自上作”。
1.蔡蕴成状元——考场之乱。
科举场上打拼的读书人，一路过关斩将，越过重重关卡才能获取进士殊荣。
范进中举都高兴得发疯，成进士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中状元可谓难上加难，因此自古以来状元的光环总是耀眼夺目的。
安忱差点成了状元，“当初安忱取中头甲，被言官论他是先朝宰相安惇之弟，系党人子孙，不可以魁多士。徽宗不得已，把蔡蕴擢为第一，做了状元。投在
蔡京门下，做了假子。升秘书省正事，给假省亲。”[42]
安忱因其兄安惇曾是元祐党人，而被取消状元资格，状元被调给了蔡蕴，这一调整源于党派之争，国家抡才大典在派系斗争被破坏得如土委地。考场之乱反
映的是官场不堪。
这里的蔡蕴颇似北宋状元蔡薿，此人丙戌科殿试时，蔡京势力又将抬头，
“他在对策中尽量说蔡的好话，并大肆攻击其政敌，于是被擢为第一。他的殿试策也被颁布天下，首次被授为秘书省正字（从八品，位次比状元应授的签判
靠前许多）”[43]。
他可能就是《金瓶梅》中蔡蕴的原型，或者原型中的一个。
据此以宋喻明之书写中足见晚明考场之乱，下面再由曾孝序的仕途经历反观官场之乱。
2.曾孝序被黜——官场之乱。
兰陵笑笑生“笔下的人物形象大多数是被谴责，被批判的反面人物形象。”[44]
忠臣曾孝序是其笔下进士群中难得的正面形象，这是黑暗中的光芒，其不得善终可见那个时代政治的极端黑暗。
“打听巡按御史在东昌府住剳，姓曾，双名孝序。乃都御史曾布之子，新中乙未科进士，极是个清廉正气的官。”[45]
曾御史的秉公办事影响到西门庆的利益，西门庆通过蔡京“将曾公付吏部考察，黜为陕西庆州知州，陕西按察御史宋盘，就是学士菜攸之妇兄也。 太师阴
令盘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锻炼成狱，将孝序除名，窜于岭表，以报其仇。” [46]
先是被黜为陕西庆州知州，后被“锻炼成狱”，“窜于岭表”，曾孝序是好进士的代表，结局很惨，这是那个时代官场黑暗的真实写照。
这样的事在宋代政坛上并不鲜见，千古文人之首苏东坡便是党争的见证者与受害人。
“稗官者，寓言也。”[47]也就是说小说用比喻性的故事来寄托意味深长的道理，给人以启迪。
故事是否感人在于其真实性，“其事为必有之事，其人为实有之人。”[48]
真实是小说的灵魂。元祐党争中视国家抡才大典如儿戏，影响了人才选拔，能者不在其位，贤者不在其职，让真正的人才远离庙堂，走向江湖，“盖自宋室
不兢，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忠义水浒传》）[49]。
北宋末年如此，晚明时代又何尝不是这样？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金瓶梅》中这种“准历史书写”告诉我们“乱自上作”的道理。
（二） “为士子写心”
“有了银子，要性命怎的？”[50]“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51]，这是一个注重财势，物欲横流的世界。
这是《金瓶梅》中文士生存的环境，他们不可能不受这一恶劣的环境影响。
“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鉆刺者，骤升美任；贤
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52]
无论是秀才还是进士，他们都曾接受过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均来自于场屋之上。
我们知道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和大臣刘基为了拉拢文士，统摄人心，对科举考试进行了进一步完善。
八股文在明代走向其最高度，时文成了明代“一代之文学”。
这些代圣贤立言的文章到底濡染了多少忠臣义士，在明清易代的历史大变革时终于发现效果很不理想。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清军入关时，多少大明王朝的文官武将急不可待地投入满清统治者的怀抱。
近三百年的大明江山如此快的土崩瓦解，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深入的思考，包括对教育、对科举的思考。
孔尚任在其《桃花扇小引》中说：“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53]
这是事后的反思。“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桃花扇小识》）[54] 这是针对阉党而言的。
在晚明社会中生活创作的兰陵笑笑生在思考身处其中的社会日趋腐败时，他是怎么认为的？
《金瓶梅》中对科举的描写没有从考生、考官、考制这些方面入手，而是通过场屋上走出的一帮人群的言行在思考科举问题， 通过这些不同层级的场屋胜出
者的言动来反思教育问题、探究世风日下，士子堕落的症结所在。
科举问题析而论之，可分为私塾教育、考试制度、选人宗旨等问题。
在教育上，这些秀才进士都是私塾教育的产物，其精神腐朽，灵魂堕落恐怕要追究到教育内容，以及价值引领上。
场屋成了名利的角逐场，圣贤之言只是追逐名利的敲门砖，一旦功成名就，早把先贤圣人做人的道理抛之脑后。
最让人担忧的是考试本身已经不公平，场屋之上乱七八糟，乌烟瘴气。本想培养选拔一些有用人才，可是培养时的教育、选拔时的考试都出了严重的问题。
急功近利让人性扭曲，在肉欲横流的世界里，读书人亦随波逐流，有的甚至推波助澜，名利是人品的衡量，考风、仕风是世风的方向标。
读书人混迹社会，混入仕途后并未看出其文化精神的高度，相反，看到更多的是其存在的林林总总的恶习，龌蹉肮脏，丑陋无比，通过他们足以看出那个社
会的式微与无望。
（三）艺术上的突破
小说中的中心任务是写人，塑造典型人物形象。
《金瓶梅》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成功主要体现在抒写对象的转变、抒写手段的多样，尤其是讽刺手法的成功应用，还在于对状元的新态度以及“浑圆人物”
的塑造。
对状元的“新看法”体现在安枕、蔡蕴身上，“浑圆人物”的塑造我们以蔡蕴为例。
1.安枕的命运。
在科举场上，安枕成了元祐党争的受害者。
在叙事文学作品中人们习惯于对受害者寄予同情，《金瓶梅》中对安枕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则打破了这个习惯。
安枕与状元失之交臂，这样的科举奇闻一定是有历史原型的。
《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正是晚明东林党与阉党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明朝的迅速灭亡其中便有党争的原因在。
安忱本该为状元，原因是元祐党争，他为安惇之弟，因此被取消做状元资格。
党争影响了选官用人制度，让国家的抡才大典在政治斗争中被严重破坏。安忱未入仕途前便知官场的黑暗，这对其日后的从政是一个错误的引导。
安枕是党争的受害者，但小说家并未将感情的天平倾向于他。相反，他成了同性恋的代表，好男风已非简单的性取向、性变态问题。
《金瓶梅》中好男风已成时尚，这是那个时代肉欲横流、纵欲过度的体现。
安进士是悲剧人物，除了科举不顺外，个人婚姻也很困难，“这安进士亦因家贫未续亲，东也不成，西也不就，辞朝还家续亲”[55]，其好男风恐有性压抑
的原因。
小说家对他并未持同情态度，没有写其光彩照人之处，而是把写成世俗的、庸俗的，甚至低俗的读书人。
2.蔡状元的重情义。
状元是科举时代人们寄予厚爱的人物，《金瓶梅》中对蔡状元却很少那种欣赏艳羡的态度。
小说家把他刻画成一个很世俗的人，且让他成了秋风客，“蔡蕴告帮，秋风一路。观其言谈举止，令人欲呕。”[56]
在塑造蔡蕴这一形象时作者已经改变了“爱其人其人无一非，恶其人其人无一是”[57]的传统写法，蔡蕴身上有世俗士子常有的癖好，然作者也写出其知恩
图报，不忘旧情的一面，在这一点上，他比起西门庆的好兄弟应伯爵不知要强多少倍。
于是与西门庆握手相语，说道：“贤公盛情盛德，此心悬悬，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向日所贷，学生耿耿在心，在京已与云峰表过。倘我后日有一步寸
进，断不敢有负盛德。”[58]
蔡状元对西门庆的慷慨解囊、热情接待心存感激，发誓来日回报，当他确有“寸进”时及时地兑现诺言。
蔡御史道：“四泉，有甚事只顾分付，学生无不领命。”
西门庆道：“去岁因舍亲在边上纳过些粮草，坐派了些盐引，正派在贵治扬州支盐。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早些支付，就是爱厚。”
……蔡御史道：“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一个月。”
西门庆道：“老先生下顾，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把原贴就袖在袖里。[59]
在此权钱交易，官场不端中也能看出蔡蕴的言而有信，知恩图报。
西门庆纵欲身亡，西门府一落千丈，门可罗雀时，那些昔日的依附者及交往者一个个悄然离去，其中最可恶的莫过应伯爵，不仅忘恩负义，而且落井下石。
“应伯爵无日不在他那边趋奉，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与他。”[60]这里的“他”是张二官，并窜伙张二官欺负势单力薄孤儿寡母的吴月娘。
与之相较，蔡蕴做的就比较好。
他第三次路过时得知西门庆故去，蔡蕴不忘旧恩，问长问短，取出两匹杭州绢，一双绒袜，四尾白鲝，四罐蜜饯，又拿出五十两一封银子来：“这个是我向
日曾贷过老先生厚惠，今积了些俸资俸偿，以全终始之交。”[61]
和安枕、宋乔年相较，蔡蕴也确实做到了全始终之交。
蔡蕴能在西门庆死后偿还五十两银子，实在难得。
作者对蔡蕴的打抽丰及其好色是批判的，但又能写出其重情义，让其成为“浑圆人物”。
结 语
《金瓶梅》中写及的秀才共有三人，他们是未真实出场的水秀才，影影绰绰的倪桂岩，还有洋相出尽，丑陋无比的温葵轩。
在他们身上，一方面有地位低下，值得同情的一面；另一方面，作者充分写出这类人灵魂深处的肮脏丑陋来。
秀才层面上的揭示主要体现在文士治生上，亦即士子在谋生过程中因利字而走向堕落的深渊。
其中有谋生之艰的因素，但主要则是其灵魂的污秽，精神上肮脏。小说中没有从科举制度本身去找原因，也没有很好地从社会环境上进行思考归因。
这便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思考空间。
《金瓶梅》中举人尚小塘着墨不多，但通过他能看出西门府的奢侈腐败，能反观举人赴试的不容易，这是一笔可观的费用。
“举人尚小塘为此常常入不敷出，即使如此，仍不改初衷。为了参加第二年的会试，不得不将家中珍藏的上好棺材贱卖给西门庆；上京参加会试时，因经济
拮据而向西门庆讨借参加会试的行囊（皮箱、毡衫）。”[62]
这是从治生角度去观照文士的生存状态。
《金瓶梅》中进士层面的写的最多，有蔡蕴、安枕、曾孝序、宋乔年，还有蔡京等人。
其中蔡蕴状元出身。在重文轻武的北宋社会，进士占据重要地位。对他们的描写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蔡蕴好货好色，却有临财有苟的时候，且为重情重义之人。
安枕因党争而失去做状元的机会，然未见其高尚、高明之处，好男风是其特色，在官场上他虚与委蛇，和光同尘。
宋乔年好货是其特点，他是千里当官只为“货”的典型。
曾孝序出身官宦之家，为人正直清廉，却被人算计，未得善终，他是进士中的忠臣。
蔡京是四大奸臣之一，因为他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常被写进文学作品中，此文不作深论。
秀才群像意在暴露西门庆私生活丑陋，举人刻画的功能主要是体现西门庆的奢侈无度，进士形象的塑造更多的则是揭示西门庆广泛的社会交际网络及其官场
上的蝇营狗苟。
《金瓶梅》中的进士群体是科举阴影下上层社会官场黑暗的体现者，他们是社会腐败的策源地，他们活跃在小说中无疑在启发人们去思考社会黑暗、政治腐
败的上层原因。
[①]吴敬梓撰《儒林外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页。
[②]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52页。
[③]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104页。
[④]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106页。
[⑤]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106页。
[⑥]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⑦]宁宗一、付善眀《金瓶梅百问》，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
[⑧]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106页。
[⑨]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110页。
[⑩]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135页。
[11]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380页。
[12]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466页。
[13]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604页。
[14]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605-1606页。
[15]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481页。
[16]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606页。
[17]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607页。
[18]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2页。
[19]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4页。
[20]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6页。
[21]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6-967页。
[22]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5页。
[23]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5页。
[24]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5页。
[25]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6页。
[26]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7页。
[27]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7页。
[28]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7页。
[29]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7-748页。
[30]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2页。
[31]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3页。
[32]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3页。
[33]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3页。
[34]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584-1585页。
[35]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641页。
[36]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641页。
[37]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522页。
[38]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542页。
[39]刘勇强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十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9页。
[40]刘勇强等著《中国小说研究十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0页。
[41]成之《小说丛话》，见陈平原、夏晓虹汇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442页。
[42]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4页。
[43]周腊生著《宋代状元奇谈·宋代状元谱》，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281页。
[44]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176页。
[45]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40页。
[46]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0页。
[47]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103页。
[48]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171页。
[49]施耐庵、罗贯中著《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3页。
[50]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1页。
[51]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1页。
[52]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624页。
[53]孔尚任著，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54]孔尚任著，王季思、苏寰中、杨德平合注《桃花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55]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4页。
[56]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749页。
[57]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179页。
[58]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7-968页。
[59]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965-966页。
[60]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723页。
[61]刘辉、吴敢辑校《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722页。
[62]徐永斌《治生视野下的<红楼梦>中贾雨村人生价值观转变探析》，《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四辑。
文章作者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本文选自《2019（石家庄）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0，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