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独家|10万定金纠纷，牵出一桩股市操盘疑案

资金生意没做成，反而还要掏钱给别人。喻某可能没料到，自己会“折”在这没本钱的生意里。

喻某是一名游走在股市操盘方和资金方之间的中间人，以交换供求信息的方式，在股市为双方匹配资金。但就在几个月前，他被操盘方起诉，追讨已支付的10万元定金。法院一个多月前做出的判决，支持了操盘方的请求。

这场官司的由来，缘于一次失败的资金介绍。法院判决书显示，去年9月，喻某经人介绍认识了盘方黄立军，并按其要求，通过资产委托管理的名义，找来了操盘资金。这种出借账户、按比例出资，以买卖股票的做法，有违股市现行法律法规。4月29日，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双方合同无效。

喻某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黄立军委托他找来的资金，原本计划用于买入一只中小板股票，后来临时变成创业板股票梅安森（300275.SZ）。双方签合同前后，梅安森股价大跌，双方因仓位控制比例产生分歧，合同最终没有履行。但喻某称，盘方之后仍然筹集资金，大量买入梅安森1600万元左右。

喻某上述说法的真实性，尚有待监管调查、证实。

他口中的黄立军是谁？

在梅安森2020年半年报、三季报中，前十大股东、流通股东名单中，均未出现与黄立军有关的账户信息。在A股市场，目前也几乎没有黄立军公开的活动痕迹。

第一财经记者6月1日拨打喻某提供的黄立军的手机号码，截至发稿，尚无人接听。

吃官司的中间人

根据第一财经获得的喻某等所签协议，所谓资产委托管理，具体做法是，资金方亦即委托，出借自己控制的账户给受托方也就是操盘方的同时，还要按照双方约定的比例、金额，在账户内提供资金给操盘方使用，而操盘方则按照比例在向借入账户打入保证金、签订合同后，资金方才移交账户、密码。若非触及警戒线、平仓线，资金方不干预操盘方交易。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4月29日的判决显示，2020年9月，喻某接受黄立军委托，为其介绍、提供股票账户。当月25日，双方签订资产委托管理协议，约定喻某将3000万元资金，以合作的形式，在去年9月25日至11月24日两个月内，委托给黄立军全权进行证券市场投资、交易。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黄立军受托管理资金时，须向喻某支付300万元作为保证金，收益按五五比例分成。合同签订当天，黄立军向喻某转账10万元，喻某则按约向黄立军提供了股票账户。

合同签订两个多月后，黄立军于去年12月，向法院起诉了喻某。判决书显示，黄立军起诉的原因，是喻某以收款后10万元已转给他人且他人收款后失联为由，拒不履行合同，又不退还10万元保证金，因此请求法院判令其与喻某签订的合同无效，并退还10万元保证金。在4月29日的判决中，这一诉求也得到法院支持。

但喻某辩称，去年9月，他经金某介绍与黄立军认识，接受委托为其介绍股票管理账户，商谈后约定了上述资产委托管理事项，收到黄立军支付的10万元保证金后，随即转给了提供股票账户的蒋某。9月25日，双方签订协议当天，即按约提供了股票账户。在此过程中，他仅作为中间人，提供媒介服务，并未实际收取资金。

“资金不是我的，我只是代人沟通，又不能做这个主，这10万块钱也不是我收的。”喻某说，是他给黄立军提供了资金、账户，合同也是他作为甲方，出面与黄立军签的，但他实际只是中间人，为操盘方、资金方充当中间人。

喻某对第一财经称，他最早接触此事，是去年9月22日，有朋友说上海有盘方需要资金，如果做成了，盘方会给一些费用。后来知道，这个盘方就是黄立军。当时，他和黄立军还不认识。

喻某还称，起初的沟通，都是在他和朋友间进行。去年 9月23日晚上，条件基本谈妥后，喻某的“朋友”从杭州赶到上海，24日早上，两人一起与黄立军见面。

“当时说好的，黄立军先打定金，我再帮他落实资金。第二天中午11点多，他转了10万块钱给我，我又把钱转给了资方。” 喻某说， 合同签订后没有履行，是因为双方在资金、账户的仓位控制上发生分歧，而非资方没有提供账户。

但浦东新区法院4月29日的判决，支持了黄立军的请求，认定黄喻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喻某须向黄立军退还10万元。

“给他账户他不要，不是我们不给他。”喻某说，后来资方为了控制风险，要求将仓位控制在五成，但黄立军不同意这一条件，最终没有使用他们提供的账户，并且一直要求退还保证金，双方因此发生矛盾，最终打起了官司。

资产委托背后的真相

双方的纠纷，看起来不过是一起再普通不过的资金纠纷，但实情可能远非如此简单。

判决书显示，黄立军向法院起诉时称，双方签订的资产委托管理协议，实质是场外配资合同，是为取得监管部门批准的行为，因此双方合同应为无效合同。

浦东新区法院也认为，证券市场的融资融券，只有券商才能经营。同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也不得违反规定，出借或借用他人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黄喻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

“我们给盘方提供3000万的账户，如果没有盈利，就在前端按月收1分5的固定利息；如果盈利了，利润就按五五分成，利息就不收了。”接近资方的知情人告诉第一财经。

“见面后他就问我，有没有1：9的理财账户。”喻某称，刚开始接触时，黄立军的资金要求是5000万元，后来才变成3000万元。而且杠杆比例极高，“也就是说，当账户总资产是3000万元的时候，我们要在账户内打2700万元，盘方打300万元，最后移交的时候就是3000万元。”

引起诉讼的10万元定金，支付时还曾发生一些波折。判决书显示，双方原先约定，黄立军应按10%的比例，支付300万元保证金。

按喻某的说法，去年9月24日，第一次见面时，因为条件没有谈拢，对方没有立即支付保证金。次日日第二次见面时，黄立军方面才付了10万元。

“25号接近中午的时候，他收到了别人转进来的两百万，他当时还给我看了，说资金已经到了，这两百万本来要打给我们当保证金，几千万资金才会给他，但他只转了10万块钱给我们。” 喻某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直到9月25日才签订合同。

保证金已经部分支付、合同也已签订，资金方也提供了账户和资金，为何黄喻双方却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背后的原因，与账户仓位控制有关。

喻某称，刚开始接触时，黄立军的资金要求是5000万元，后来才变成3000万元，资金全部都用于买入单一股票，而且买入标的又是创业板股票，资方担心风险放大，才将仓位限制降到五成，从而引发了双方分歧。

“他只打10%保证金，创业板一个跌停就是20%，几百万一下子就没有了，万一他不补仓，我到哪里掏几百万？”喻某说，双方签订的合同显示，当账户总资产净值为0.95以下，即剩余资产2850万元，乙方亦即黄立军方面，需盘中补仓保证金至净值为1，否则甲方即喻某一方有权随时平仓。

操纵未遂？

高达1：9的杠杆比例，3000万元的大额资金，作为操盘方的黄立军，要买入的又是什么样的股票？

“原来说买别的股票，临时变卦改成了买梅安森。”喻某告诉第一财经，去年9月24日，在前往会面的路上，他才从金某处得知，资金将用于买入创业板股票梅安森。

双方就资金问题商谈之际，梅安森股价正处高位。不过，去年8月20日前后，梅安森攀上16.81元的阶段高位后，即开始小幅下跌，但在9月23日前后，仍维持在14.5元以上的高位。

但到了9月24日，梅安森一改前期走势，从阴跌变成大跌，当天收盘时跌幅达到5.61%。次日小幅高开后一度上涨近4.7%，收盘时下跌4.62%，盘中振幅超过10%，两个交易日累计跌幅接近10%，进一步增加了资方的顾虑。

“当时他还说，我们的资金要是到位快，账户还是要用起来。等我们把账户给他的时候，他可能也怕继续跌，加上仓位比例控制问题，就没要我们的账户。”喻某称。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本应结束。但喻某称，就在去年9月25日，黄立军又从别处找来两千万元资金，用于买入梅安森，“当天可能没有全部买完，他给我说了买了1600万元左右”。

不过，喻某上述说法的真实性，尚有待证实。

这一天是梅安森第二个跌幅较大的交易日。去年9月25日早盘，梅安森小幅高开后持续拉升，午盘开始急剧下跌。喻某提供的转账信息显示，其收到到10万元定金的时间，是在当天中午11点39分左右。

9月28日，梅安森盘中一度大跌幅接近13%，收盘时跌幅仍达9.99%。

盘口信息显示，去年9月24日至28日，梅安森的成交量为4422万元、8083万元、1.77亿元，呈放量态势。

不过，第一财经对比2020年半年报、三季报，梅安森的前十大股东、流通股东名单中，均未出现与黄立军有关的账户信息。

在A股市场，黄立军显得有些神秘。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任何与他有关的公开持股痕迹，而判决书除了出生年月、住址等基本资料，也没有提及更多其个人信息。

喻某还称，黄立军操盘规模不小，在上海拥有一个专门进行股票交易的“盘室”。“在上海闵行一座大厦，占了半层楼的面积，由黄立军和别人共用。”喻某告诉记者，“具体是在五楼还是八楼，已经记不清了”。

据他回忆，去年9月24日见面时，由于条件没有谈拢，第二天才被允许进入盘室。见面前，黄立军传递的信息，是买进一只中小板股票，后来临时改成梅安森。

去年9月24日的一段微信对话中，介绍喻某与黄立军认识的“朋友”称，“如果没有心做上去，不会让我们去盘室的”，而且已经控盘三只股票，国庆后还会控盘另外两只股票。

“我们9月24号一大早就过去了，一是条件没谈好，二来他也没钱，后来别人才转进来两百万。”喻某质疑，黄立军方面向合作“理财”账户支付保证金的资金，可能另有来源。

喻某提供的转账信息显示，去年9月25日11点39分，他持有的某股份制银行账户，收到第三方从某国有大行转入的资金10万元，转账附言为“借款”。随后，他又将资金转入他人账户。判决书也显示，黄立军也在起诉书中称，转给喻某的10万元，系通过他人账户转账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