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鼓勵生育，日本韓國新加坡爲何都失敗了 | 新京智庫

日、韓、新三國鼓勵生育失敗有一些共同原因。

 日本生育率持續走低。圖片來源：Unsplash  

文|新京智庫特約撰稿  何亞福（人口學者）

最近，我國出臺了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的政策。那麼，三孩政策以及配套支持措施，會帶來哪些影響？國際上在生育政策調整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鑑的案例？

就此，不妨回顧一下我國的近鄰日本、韓國、新加坡在鼓勵生育方面的案例。從中，或許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啓示。

日本年輕人“躺平”多年，生育率持續走低

所謂“鼓勵生育失敗”，是指鼓勵生育之後也沒能顯著提高生育率，甚至生育率還下降了。

二次大戰結束初期，日本戰敗的海外軍人被遣送回國，家人團聚，致使結婚率上升。

1946年至1948年，日本出現了“嬰兒潮”，總和生育率超過4.0。日本國土狹小，人口稠密，自然資源貧乏，於是，從1948年開始，日本政府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抑制人口增長的政策：一是通過《優生保護法》規定，婦女出於健康和經濟等原因可以提出墮胎申請。這將墮胎合法化。二是成立了日本家族計劃協會，這個協會的最大工作就是派發避孕套。三是廢除家庭補貼與孩子撫養補貼，理由是如果貧民沒有了家庭補貼與孩子撫養補貼，就不會再想多生孩子了。

隨着抑制人口增長政策的實施，日本生育率迅速下降。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日本生育率已降至2.1的更替水平，之後一直到1975年，日本生育率都在更替水平上下波動，沒有明顯的變化。1975年以後，日本生育率緩慢下降。直到1989年，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創下1.57新低時，才引起了日本政府和民衆的極大關注。

從那個時候開始，日本政府出臺了多項措施鼓勵生育。例如，1995年，日本出臺了旨在扶助職業女性養育孩子的“天使計劃”。然而，鼓勵生育未能扭轉日本生育率下降的勢頭。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從1995年至今一直低於1.5，2005年總和生育率降到1.26的最低點，隨後緩慢回升。近年來，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徘徊在1.4左右。

2020年日本的出生人口爲84.8萬人，與2019年相比減少了1.7萬人，這是日本從1899年有該項統計以來的歷史最低。而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已經達到29%，日本是世界上老齡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隨着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升高，養老金支付壓力越來越大。爲了應對養老金支付壓力，日本一再延遲退休年齡。

日本鼓勵生育之所以效果不明顯，至少有以下兩個原因：

一是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日本鼓勵生育的力度遠遠不夠。根據經合組織數據，2017年日本家庭福利開支僅佔GDP的1.79%，而法國、瑞典等生育率較高的歐洲國家的家庭福利開支均佔GDP的3.4%以上。

二是近幾十年來，日本結婚率不斷下降。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1970年日本結婚率爲10‰，1995年下降到6.4‰，2017年下降到4.9‰。日本厚生勞動省“國立社會保障與人口問題研究所”2017年4月公佈的調查結果顯示，日本男性“終身未婚率”（到50歲都未結婚的人口比例）在2015年爲23.37%，女性爲14.06%。該數據比上次2010年調查時上升超過3個百分點，刷新最高紀錄。

近30年來，日本經濟增長極爲緩慢，年輕人職業前景黯淡，他們既沒有努力工作的動力，也沒有追求婚姻伴侶的動力。

 東京  圖片來源：Unsplash

最近，網絡上流行一個詞叫“躺平”，其實數十年來，日本許多年輕人早就“躺平”了，他們不婚不育，使得日本的生育率持續走低。

韓國人口進入負增長

韓國的人口密度相當於中國的三倍多，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韓國的總和生育率一度高達6.0。在這種人口壓力下，韓國從1962年開始推行計劃生育。隨着韓國在上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經濟的起飛，韓國的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90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降到了1.59。

在上世紀90年代前半葉，韓國出現了是否應該繼續實行人口控制的爭論。韓國政府於1996年批准了人口政策的改變，取消了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防止生育水平進一步下降。

然而，政策調整後，韓國的總和生育率沒有回升，反而進一步下降到2003-2004年的1.2。極低的生育率引起了韓國政府的極大憂慮，其不得不於2005年5月通過並實施了《低生育率與人口老齡化基本法》，成立由總統親自擔任主席的“低生育率與人口老齡委員會”，實行鼓勵生育的政策。

但鼓勵生育的政策未能扭轉韓國生育率不斷下滑的趨勢。根據韓國統計局的數據，韓國總和生育率在2018年降到0.98，2019年降到0.92，2020年進一步降到0.84，連續三年低於1。2020年，韓國人口進入負增長。韓國生育率如此之低，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是韓國人口過度聚集導致房價高企。韓國人口約5200萬，首爾都市圈（由首爾市、仁川市、京畿道組成）的人口接近2600萬，這意味着約有一半的韓國人擠在首爾都市圈裏生活。人口的過度聚集導致首爾房價不斷上漲。

據韓國《朝鮮日報》2021年1月12日報道，文在寅政府上臺後，首爾房價4年內上升了89.7%。在全球522個調查對象城市中，首爾市中心房價僅次於中國香港，居全球第二，超過紐約、倫敦等世界主要城市的房價。高房價是生育率的一大殺手。

二是韓國社會對於女性的要求過於苛刻，女性需要爲生育付出很高的代價。例如，許多韓國公司不願僱用當了母親的女性，認爲她們無法在家庭與工作中取得平衡。在這種情況下，許多韓國職場女性選擇不婚不育。近幾十年來，韓國結婚率不斷下降。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1970年韓國結婚率爲9.2‰，1995年下降到8.7‰，2017年下降到5.2‰。

 韓國人口進入負增長。 圖片來源：Unsplash

三是韓國人的工作時間過長。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2016年韓國勞動者年平均工作時間爲2068小時，而英國爲1541小時，法國爲1522小時，瑞典爲1478小時，挪威爲1394小時。工作時間過長，不可避免會減少育兒時間。

新加坡的華裔生育率比馬來裔更低

新加坡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之一，自然資源極度匱乏。1960年代，新加坡總和生育率一度高達5.4，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坡政府從1970年代開始推出節育政策。

在節育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雙重效應下，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從1971年的3.0快速下降到1985年的1.61。到1986年，在新加坡認識到生育率的持續走低已經成爲嚴重問題後，李光耀政府決定停止節育並立即轉爲鼓勵生育。1987年，新加坡提出鼓勵生育的口號是“如果能養得起，就生三個或更多”。

雖然新加坡不斷加大鼓勵生育的力度，但總和生育率依然在下降， 1995年降到1.71，到2002年之後則一直低於1.4，近年則一直徘徊在1.1至1.3之間的低水平。

2018年和2019年，新加坡的總和生育率都是1.14，2020年下降到1.1，是該國的歷史最低水平。

新加坡鼓勵生育的一項重要措施是發放育兒補貼。2020年10月，新加坡政府又推出新的生育獎勵，在現有福利基礎上再額外提供一次性的生育補貼。凡是在2020年10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出生，符合條件的新加坡籍新生兒，可獲得政府3000新幣（1新幣約合人民幣4.8元）一次性補貼。

此外，新加坡的鼓勵生育措施還包括：成立專門的社會發展署，給未婚的年輕人做媒；給生育三個或以上的家庭提供稅收補助；大家庭可以有優先選校、選組屋的權利；28歲前能生育第二胎的，可以享有2萬新幣的補貼。

雖然新加坡鼓勵生育的力度較大，但同時新加坡的生活成本也極高。英國經濟學人智庫發佈的《2018年度全球生活成本報告》顯示，新加坡連續5年被評爲全世界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

  新加坡 圖片來源：Unsplash

並且，由於新加坡人口中超過70%是華裔，普遍接受精英教育模式，在教育方面支出巨大，加重了養育孩子的經濟負擔，導致新加坡華裔生育率比其他族羣更低。例如，2018年，新加坡總和生育率爲1.14，其中華裔0.98，印度裔1.0，馬來裔1.85。

日、韓、新三國鼓勵生育失敗的共同特點

日、韓、新三國鼓勵生育之所以失敗，有以下一些共同的原因：

第一，在東亞的文化氛圍裏，生育更多意味着女性的奉獻和犧牲，而男性較少參與育兒。已婚已育的女性在就業市場中容易受到歧視。許多女性爲了職業發展而被迫選擇少生或不生孩子。

第二，東亞國家的工作時間過長。日本人向來以“工作狂”聞名於世，韓國人的工作時長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也居於前列。新加坡不是經合組織成員國，但據新加坡人力資源局發佈的數據，2017年新加坡員工平均每週工作45.1小時，超過了日本和韓國。工作時間過長，也一定程度影響了這些國家民衆的生育意願。

第三，在東方國家中，未婚母親和私生子往往被社會歧視，因此，非婚生子女的比例很低。而在一些歐美髮達國家，生兒育女的形式已在近30年發生劇變，結婚生子的傳統模式，不再是絕對主流，這些國家有很多經濟獨立的女性不想受婚姻束縛，卻想有自己的孩子。近年來，法國和北歐國家的非婚生子女比例已超過新生兒的一半。

回顧日、韓、新三國的人口政策歷程，這三國都經歷了從節制生育向鼓勵生育的轉變過程。

這三個國家鼓勵生育失敗的教訓，有以下幾點啓示：要提高生育率，一是要消除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保障女性公平就業的權利。二是要適當縮短工作時間。

當前，我國正處於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本強國轉變的重大戰略機遇期，立足國情，遵循規律，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能夠最大限度發揮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動作用，積極應對生育水平持續走低的風險。

上述三國在生育政策方面的成敗得失，對我國調整完善生育政策和相關配套支持措施，或許有某些可供作爲前車之鑑的參考價值。

責任編輯：武曉東 SN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