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廠圍城：難以平衡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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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子睿 編輯/卓然

來源：顯微故事

有了互聯網大廠的房補加持，就能實現“租房自由”嗎？

答案是否定的。

恰恰是因爲互聯網企業爲員工所提供的租房補貼，帶動了大廠附近的房租漲價。

有媒體曾報道，互聯網大廠的員工所面臨的真實租房窘境——受限於公司租房範圍，他們只能圍繞工位三公里以內租房，而租房平臺、房產中介也瞄準了這一羣人，通過各種方式使房租上漲。

本期顯微故事試圖揭露互聯網大廠房補背後的故事：

在房東、中介、租客的生態鏈條裏，我們看到高收入的大廠青年爲了房補被困在公司30分鐘的距離裏；

中介和二房東，圍繞房補政策絞盡腦汁，只爲了讓“漂一代們”掏出更多的房租；

而那些曾被高漲的房租所收割的老一代大廠員工，在見證了互聯網企業對房價的影響後，將所有身家壓在公司附近，購置住房，收割下一代年輕人……

在這場追逐房租的遊戲裏，互聯網企業承擔更高昂的成本招聘人才、年輕人明面上享受了房補但卻繳納了本不應該漲價的房租、想進大廠的年輕人則被迫在沒有房補的情況下、承擔高昂的房租。

誰纔是最終受益人？

以下是關於他們的真實故事：

擠在50平老破小的6個年輕人

深夜12點，有人敲響了鍾靜的房門。

門外是一個70多歲的老奶奶，見鍾靜開門，對方操着濃重的上海口音指責她，大意是抱怨年輕人生活作息混亂，大晚上不讓別人睡覺，沒有社會公德。

鍾靜很委屈。這個點她纔剛剛下班到家，正準備換衣服洗澡，累得不行，哪兒有功夫“生活作息混亂”？

她所租住這個不到60平的一居室，樓齡超過30年，電線、水管、木地板老化，在看房時鐘靜就發現只要踩着地板、就會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音，但她還是迫不及待地花7500元/月的房租租下了這個開間。

沒想到，這個木地板卻成了鄰居們抱怨的來由。鍾靜此前已額外花了1000多元找人刷牆、去除牆壁上的黴斑、重新購置傢俱，她實在不願意再多付其他的錢了。

“沒一個年輕人，能笑着租下房子”，送走老人後，鍾靜委屈地在朋友圈留着這麼一句話。

今年4月，鍾靜剛成功跳槽到北新涇附近某互聯網視頻平臺，工資漲到每個月2萬元。

面試時，HR表示會額外增加1000元每月的房補，但鍾靜必須在半個月內入職，並在公司附近租房，以確保加班時能隨時趕來公司。

確定入職後，鍾靜在兩天時間內看了7套房子，租房預算從6000元跳到7500元，但始終看不到滿意的房源。

大部分房源都集中在北新涇地鐵站附近，以“新涇村x號”命名。儘管屋外被市鎮工程美化過，但走進樓道，潮溼昏暗的走廊、無人打掃的樓梯、半懸在天花板的雜亂電線，都反覆地強調着它們年邁的樓齡。

這片區域的住房大多沒有學區，但房租卻依然“挺拔”，甚至逐年上漲。隨同的中介聳聳肩，“北新涇房子不靠挑，靠搶，能租到房子就是幸運。”

圖 | 北新涇租房，稍有遲疑，房子就被租

最讓鍾靜驚訝的是，她還看到一間月租6500元、樓齡超過30年的50平開間，那裏擺了4張牀，其中3張都排列在客廳。

中介說，這套房最多時住過6個人，“這裏有很多在互聯網公司工作的年輕人，就沒有租不出去的房子”。

2010年前後，北新涇入駐了大量互聯網企業。沿着北新涇，到威寧北路，全長不過4公、地鐵相隔4站的道路上，聚集了如美團、攜程 、愛奇藝、拼多多、京東、餓了麼等數十家互聯網大廠。

互聯網企業需要新鮮血液，北新涇每增加一家互聯網公司，就意味着上千個新租客將湧入這裏。

互聯網的高收入、額外的租房補貼政策，也抬高了附近的租金。在豆瓣“上海租房”小組，2017年時還有人發過3000元月租、60平兩室一廳的房源，但到了2021年，同樣的房源租需要6500元，翻了一倍還不止。

充足的資金也未必能搶到合心意的房源。中介告訴鍾靜，她想要的一套月租在7200元的、相對較新的房源，已被另一個人交了定金。

他還暗示，如果鍾靜可以增加預算、給房東寫個小作文好好介紹一次自己，說不定還有一次搶到房源的機會。

鍾靜照做了，最終這套房子被鍾靜以7500元每月的房租定下。

圖 | 位於北新涇的互聯網企業辦公樓

鍾靜的狀況並不是孤例，在近幾年的媒體報道中也可得知，互聯網大廠已成爲了帶動附近房價、房租的有力參與者。

2020年7月，螞蟻金服上市的消息傳開，其總部幾公里外的之江九里，房價一路看漲，到9月每平上漲7000元，90平的戶型漲價超過63萬元。

2021年3月，字節跳動宣佈上海電商部門宣佈將選址在楊浦區B站所在的尚浦中心，消息剛一出，附近三湘海岸小區、高鏡小區房租應聲上漲，最高上漲千元。

在深圳南山科技園，2018年之前還有幾百元的“農民房”，但是隨着互聯網公司的擴張後，全部由二房東承包，搖身一變成了“公寓房”，以2000元至4000元的價格租給附近互聯網工作的年輕人。

在這些零零總總的新聞裏，“含網量”構成了當地房租的重要指標。

在整個生態鏈鏈條裏，互聯網企業擴招、房東漲價、中介賺取更高額的佣金、年輕人們跳槽漲了工資，看起來一片繁榮。

然而，被媒體所忽視的另一面，這個生態鏈條到底是如何一步步產生、並導致目前的狀況，哪些羣體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一片繁榮的陰暗面又有哪些人被收割了？這些卻鮮有人提及。

房源捕手的租金獵人們

中介、房東和二房東，是這條生態鏈的直接受益人。

其中，中介是最關心互聯網企業房補政策變動的一羣人。他們熟悉各大互聯網企業的政策——哪怕那些企業還未到其所屬區域開設分公司。

在武漢光谷做房產中介的向琦向顯微故事表示，字節跳動要求北上廣深的員工必須在騎行20分鐘的區域內租房，才能申請到房補。其他城市要求必須在步行30分鐘以內，該時間由地圖軟件裏租住地址到工位的時間估算截圖爲準。

此外，在總部位於上海的小紅書也規定，如果想要拿到每個月1500元的房補，必須提供租住地址到工位的地圖距離截圖，要求是“3公里以內”。

“但是在武漢，你要了解更多一點”，向琦做了4年的房產中介，從2017年開始，陸續有大廠在光谷建設“第二總部”。

以字節跳動爲例，優化師、銷售崗位不享受房補，研發等崗位才能享受房補，“推薦的房源不同”。

每當有字節跳動的員工來詢問租房時，向琦都會多問一句，“哪個部門”，然後再根據有無房補推薦：

有房補的硬性要求步行30分鐘以內，如曙光，青年城，融科天域，座標城等小區中比較好的房源，價格在2500-3000元不等，無房補的則根據對方價格推薦，多集中在1500元左右。

也正是這些大廠的到來，讓光谷原本偏遠的地區租金水漲船高。

“2016年的時候，光谷核心地段米蘭映像，兩室一廳2500元左右，15公里外的光谷五路桃花源小區根本沒人租”。

但隨着小米、華爲2018年將第二總部落地在光谷五路附近後，桃花源當月三室一廳房子的租金就漲到2500元，如今更是漲到3500元，接近核心地段房租，租金3年漲幅40%。

圖 | 桃花源小區2018年2500元，如今漲到3500元左右

隨着第二總部入駐，周圍房租的抬高，武漢也有許多本土互聯網公司效仿大廠推出房補政策。

因此，向琦會格外留心不同公司的房補規定以及薪資水平，她也會在手機備忘錄記下一些公司的政策和工資水平，比如“美麗X行，畢業2年內，房補300元；X點公司，十點後打的報銷……”

爲了幫更多的年輕人申請到房補、幫助自己換取更高額的佣金，向琦也會裝作面試者去和HR聊天，覈實信息後告訴前來看房的租客如何申請房補。

爲了獲取更高的租房佣金，向琦甚至和同事聯合作局，比如帶着急入職的客戶去看房補範圍內即將簽約的房源，製造“緊迫感”；也會幫手上的房東集體控價，避免租金波動太大，影響房價。

除了向琦這樣的中介，虎視眈眈盯着“互聯網大廠”這塊肥肉的還有二房東。

曹虎在西二旗做二房東7年時間，平時他大量囤積符合互聯網公司房補政策的回遷房房源——這種老房子價格便宜，但容易出一些小毛病，租客經常需要修理服務，需要更有時間管理租客的二房東們的存在。

囤積房源後，曹虎會用幾天的時間改變房子格局，做成隔斷單間出租。

以位於北京西二旗城地鐵東100米智學苑小區爲例，101平室兩一廳的房子在鏈家上整租費用每月8000元。

但是在曹虎手裏，95平的兩居室被隔斷成3間，按照3000-3500元不等的價格租出去，每月租金可達10000多元。如果曹虎再稍微裝修一下、徵收管理費，每個月租金能超過11000元，比房東直租多3000元。

圖 | 曹虎手上擁有可以享受快手房補的房源

曹虎只做互聯網企業員工們的生意，他篤定這羣高收入且有房補的年輕人掏錢爽快。

除了中介、二房東以外，還有一羣房東的“貢獻”也不容忽視。這羣房東大多年齡在35歲左右，是媒體標題裏被定義的、最容易被優化的那一批互聯網員工。

但他們經歷了2012-2018年互聯網飛速發展時期，也享受了一波早期互聯網財富的紅利，成爲了較早在購房這件事“上車”的人，在發現公司分部附近有價格窪地樓盤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加入購房大軍。

2018年，年薪達到80萬的楊致得知武漢小米第二總部附近1公里左右的龍湖新壹城不限購的公寓開售時，他特地飛回武漢，以每平1.3萬元的價格購入面積38平、總價49萬元、產權40年的公寓，每月貸款2000元，10年還清。

楊致估計，“10年後，這套房子的租金至少得4000元”。

“沒早下手，錯失千萬“，是楊致常掛在嘴邊的話。和他同在2009年入行互聯網的前同事，在2012年以每平2萬多元的價格，在西二旗買下了一套70多平的小兩居。

2016年，該區域房價大漲，該同事攢夠了數百萬上車海淀區的另一個學區房，西二旗的房子則以8000元的價格租出去。

“讓那些年輕人替我養房，哪個互聯網人不想35歲提早退休，然後收租？”

圖 | 楊致經常關心自己房子的報價

與其說楊致是對自己投資房產有信心，不如說是對互聯網有信心。

晚點LatePost《字節怎麼都十萬人了》文中提到，字節跳動2020年內，員工從6萬人漲到10萬，平均下來，幾乎每個工作日都有150人左右在入職字節，“僅在總部北京，字節跳動就有近40個辦公點，員工們每天在食堂喫掉上萬個雞蛋、10噸以上的蔬菜”。

互聯網源源不斷地新人，對於楊致來說，就是源源不斷地“流量”。

把源源不斷的“後浪”看作“流量”，通過流量獲取租金養房，是前浪楊致們心中除股權、年終獎外，另一個公認最接近財富自由的致富經。

那天和楊致一起排隊買房的，多是互聯網從業者。在簽訂購房合同時，置業顧問還還不忘“恭喜”他，“這地對口小米，未來不用愁租”。2020年，楊致手上的這套公寓已經飆升到每平方1萬7，而小米還在擴招年輕人。

這更加讓楊致堅定自己的判斷，“流量是一切圍繞互聯網生意的命門”。

被收割的“小廠”年輕人

任何繁榮局面的背面，總有一些陽光所照不到的陰暗面。

互聯網企業所帶動的房租暴漲，誤傷了那些和大廠在同一區域的互聯網公司中、渴望進入大廠的“小公司”年輕人。

根據《2019-2025年中國互聯網行業市場全景調研及投資前景預測報告》顯示，2020年中國互聯網從業者已經超過1677萬人。

而在智研諮詢發佈的《2021-2027年中國互聯網行業發展現狀調研及發展趨勢預測報告》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互聯網上市企業147家，算上百強榜中公司，加起來也不過200家“大廠”，在職人數不超過100萬人。

這意味着，超過1500萬的互聯網從業者在互聯網“小廠”工作。

這些互聯網從業者每個月賬面上到手的工資雖然比流水線上的“廠哥廠妹”高，但扣除了生活成本、以及暴漲後的房租，他們的囊中已所剩無幾。

鍾靜還記得，那個6人合租的開間裏，有人聽說她得到了大廠Offer，就激動地和她套近乎，加她微信，第一句話就是問鍾靜，

“你們那裏還要人嗎，你入職以後可以幫我內推嗎？”

交談中，對方告訴鍾靜，居住在這裏的6個人裏，全部是在附近的公司“小廠”、工作年限1-2年間。

雖然公司平均成立年限不過3年，但同樣要求996、大小周加班，卻沒有房補、車補，只有十點後下班免費打車的福利。

“爲了節約，6個在網上認識了”，在這個房間裏，人均租金1200元，算上水電不超過1400元。儘管房租貴、生活質量差，但這些非大廠的年輕人，不願意離開，也離不開。

雖然在互聯網的範疇裏，他們屬於“非高薪“的一批人，但是在傳統行業裏，25歲左右的他們能拿上過萬的薪水、坐在辦公室裏，已經是妥妥高薪。

沒人願意放棄“高薪”離開，也沒人願意放棄任何一個可能進入大廠工作的機會。

租客在和鍾靜寒暄幾句後，給她發了自己的簡歷，末了，還加了一句，“小姐姐，好羨慕你，有那麼好的工作，可以租整套房子。”

然而，在幾個月被鄰居上門抗議後，鍾靜則開始對照工資思考買房的事情。她列出了自己的需求：學區，上班近，公積金可貸，好出租。

合租在大廠附近的小廠員工，擠破頭想混上能拿房補的工作，去拼一個更高收入的未來；而那些拿到房補的大廠員工，則擠破頭地想登上購房的列車，進而收割曾經和他們一樣的年輕人。

在這個龐大的社會算法裏，每個人都是這場利益角逐中微不足道的流量。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採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