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廠實習產業鏈：一個月18800元理想崗位收費更高

原標題：我是大廠實習生，我躺不平

來源 / 每日人物

逆襲

走進那家求職中介的大門時，孫涵認爲自己下了十足的決心——她太需要一段互聯網大廠的實習經歷了。

過去一年裏，爲了得到一份大廠實習生的offer，她投出了幾十份簡歷，這些努力少有迴音，最接近成功的一次，是她去面試了一家大廠的HR崗位，在終面中得知崗位的主要職責就是給人打電話約面試，她覺得和自己的需求不匹配，於是拒絕了這一份offer。

但現在，時間不夠了。從大三決心要出國讀研開始，孫涵就在深深地焦慮，無論是自我的判斷，還是留學中介的忠告，都會告訴她，在研究生申請裏，有一份big name公司的實習經歷必不可少。

受挫一整年後，她找到一家看起來靠譜的求職中介，向他們進行認真的諮詢。諮詢顯得很正式，中介先是給孫涵做了一個求職競爭力評估報告，從院校背景、學習能力、領導能力、經歷多樣性和實習工作經驗5個方面給她打分，滿分10分，她綜合得分7.9分。報告顯示，她只超過了45%的同齡人，這讓她有些沮喪。然後中介開價了——大廠一個月實習的費用是18800元，兩個月是28800元，有大廠員工直接對接，但對方用的是化名，還有保公司和保崗位兩種選擇，後者能讓你實習時去理想的崗位，收費要更高。

像孫涵這樣，希望通過付費獲取大廠實習機會的學生並不少見，這甚至成爲了一門公開的生意。朱莉加入的幾個求職羣裏，每天都有人發佈新的內推信息，她和同學去聯繫，才發現信息的發佈者是求職中介。所有的內推都是要收費的，中介會不定期在朋友圈發佈成功案例，來證實付費實習市場的火熱。

朱莉來自於一所民辦二本學校，在她成功拿到一家大廠品牌公關部的實習崗位之後，她就被學院就業辦的老師捧成了“明星”。院裏舉辦就業經驗分享會，寫在推送裏的第一個嘉賓就是她。朱莉抽空回學校傳授經驗，強調了更容易被大廠HR注意到的簡歷寫法，是包含了情境（situation）、任務（task）、行動（action）、結果（result）4種要素的，這是製作簡歷的STAR法則。緊接着更具體的是，在簡歷中描述過往經歷時，一定要寫得“有互聯網的感覺”，提供支持要寫成“賦能”，獲得熱度要寫成“發酵”。

爲了讓臺下的人明白這一點，她調出了自己的簡歷。除了畢業院校，這幾乎是一份完美的簡歷，記錄了她從入學第一刻起就緊繃的神經和不斷的努力。績點前1%，院系學生會主席，創新創業項目的參與，一些小公司的實習經驗。從大二開始，她投了超過50份簡歷，在她看來，最終被大廠錄用的轉折點，是因爲她在簡歷中又添加了一句話：完成了一名大廠員工的自我培訓。面試的第一輪，她就被問到，大廠員工是什麼樣子的？過往看過的大廠HR部門的公號給她提供了答案：“普通人做非凡事。”接着她又補充，作爲一名實習生，也更應該務實、勤勞、擅長學習。

接到offer的那一天，朱莉興奮地在小紅書上更新了帖子，標題是：一個二本學生的逆襲，我是如何拿到互聯網大廠offer的，其中她認爲最關鍵的話是：從進入大學的那一刻起，我就以一個大廠人的標準要求自己。入職的第一天，她又再度更新了她的小紅書，這次她附上了一個綠色的工牌——之前的帖子裏，只有offer截圖，沒有別的證明。整個評論區的留言都是“好優秀，好羨慕”。

沒有拿到offer的孫涵還在繼續糾結。中介開始給她介紹另一種方式——遠程實習。這讓她一下子清醒過來，遠程實習就是“打黑工”，對方先把培訓資料通過郵件發過來，派活，實習生完成後發回去。派過來的活不可能涉及相對核心的業務，永遠是最繁瑣無用的那一種。更可怕的是，你無法知道郵箱的另一頭是誰，很有可能不是大廠職員，而是求職中介。而在正規的求職過程中，“打黑工”的經歷是不能寫進簡歷的——她拉黑了這家中介機構，隨後進入一家4A廣告公司實習。

大廠夢

在朱莉進入大學的2016年，互聯網可以用輝煌來形容：共享單車還在鼎盛期，短視頻飄在風口上，字節跳動蓬勃發展，拼多多嶄露頭角。她從小就心思活躍，“對最新最時髦的東西感興趣”，那時她立下志向，要進入大廠工作。驅動她的還有好勝心，因爲高考失利，她才進入現在的二本學校，和其他同學們比，她要做一份不一樣的事業。

她開始關注大廠HR部門的公衆號，一個合格大廠人的形象逐漸清晰：優秀、有創造力、夢想着改變世界。“最吸引我的還是那種年輕有活力的感覺，大家都很優秀、向上。不像我在學校時，所有人都死氣沉沉。”大一上職業規劃課，她在理想的就職方向那裏填上：成爲一名BAT的職員。她翻看過前輩們的就業去向表，大部分人的工作單位不是語焉不詳，就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小公司。和她相熟的一位學姐在校時也是院系學生會主席，校園裏的風雲人物，畢業之後照樣只能在一家小公司做平面設計的活，月工資不到七千。

春招時，朱莉想去聽各個大廠的宣講會，但大廠不會來她的學校，她跑到一所985大學去聽。坐在宣講會的臺下，她更生出了決心，“只要我成爲大廠員工，那麼我和985的學生就再一次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這樣的渴望被她寫進了記錄大廠生活的帖子裏。

互聯網大廠代表着一部分畢業生的最優選擇。十幾所著名大學的就業去向統計都表明，除去國企和體制內的工作，互聯網、金融和教育行業，是畢業生最熱門的就業方向。一個院系就業指導辦公室的老師總結說：“金融行業對標商學院，教育行業看重名校頭銜，互聯網行業是包容性最強的，幾乎什麼專業都可以，理科生可以去做技術崗，文科生可以做運營、HR職能崗。”

對那些難就業的專業來說，大廠又是最大、最可靠的“避風港”。學環境科學的秦一是大廠堅定的支持者，在他看來，生化環材（生物、化學、環境科學、材料學）是天坑專業，“想要找到好工作，只能轉碼（轉去做碼農）”。

進入大廠實習之後，每次他在網上看到抨擊大廠加班嚴重的帖子，都會忍不住上去反駁：至少大廠的累有豐厚酬勞的。有人曬出了晚上十點字節跳動所在大廈燈火通明的照片，他就去留言：你凌晨兩點去看生化環材專業的實驗室，照樣亮着燈。拼多多員工猝死的事件發生後，他轉發了新聞到朋友圈，說這是一種“極端情況”。他甚至會覺得在大廠做的都是看得見個人回報的事情，但做基礎學科，就是有點“無用功”的感覺。

假如不轉行去做碼農，陳志安不知道自己還有什麼樣的選擇。他所在的專業和德國的一所學校有聯合培養計劃，但是他“德語沒學好”，喪失了機會，剩下的同學裏，考研的佔大多數，考的專業還都是計算機。陳志安的感覺是：“就像潮水推着你走。”而思考自己的未來，他認爲做碼農是最優解：一個工科畢業的本科生，能找到什麼工作呢？

爲了得到一份大廠暑期實習生的工作，陳志安從大三下學期起就開始看面經做準備。在大廠，實習生分爲兩種。一種是勞務實習生，通過日常的招聘進入公司，幾乎沒有留用的機會；另一種是暑期實習生，一般它的招聘和秋招一起進行，留用的機會大。

靠着之前在學校的計算機課程中做過的一些項目，陳志安進入到一家小廠，實習了3個月，但顯然，離大廠還有一些距離。白天，他應付着學校安排的實習，晚上一個人在圖書館刷算法題。這樣的狀況持續了3個多月。比起辛苦更折磨他的是焦慮，身邊的同學都在安心複習準備念研究生，只有他每天面對着各種各樣的求職郵件，等不到一個結果。騰訊給他發拒信的那一天，他幾乎想要放棄找工作，重新去考研。他借了同學的考研政治書看，看了兩頁又放棄，覺得去網易、美團一類的公司他也能接受。直到5月的一天，他在準備字節跳動的二面，坐電梯下樓時，纔想起來那天是自己的生日。

落差

去大廠報到的第一天，朱莉辦完手續，走過附近的天橋，她停下來，遠遠地拍了一張公司的大樓，她想到一首歌的歌詞：站在摩天大樓下伸出了手/觸碰到夢想時間還需多久/多少眼淚多少汗水才能擁有。雖然未來還很遙遠，但她已經規劃好路徑——先實習，然後通過這份經歷在大三的末尾找到一份暑期實習，最後轉正。

朱莉投遞的那個崗位對實習生的要求是：“對事業有所追求，能夠承受短期內的高強度勞動。”她捫心自問，覺得可以接受，但後來強度之高，還是在她的意料之外。

最忙的一個月裏，她每天凌晨一點多才從公司離開，十點半之前又回來上班。即使是休息的時候，如果項目有了反饋，她也要及時反應。那一個月，她的例假推遲了半個月纔來。“最開始我以爲就是累點苦點，後來才發現是一個長期的過度勞動。我每天都在跟自己說，要堅持，但是大廠在不斷試探我的底線。”

一般，實習生們會比正職員工早一點離開公司，但她來的第一天，就自覺地和正職員工一起下班。分配給她的任務，她從來不拒絕，因爲她清楚地明白：“我還沒有到可以拒絕的時候。”後來老闆發現她能幹，就把更多的活分配給她，但對她又並沒有那麼多耐心，只講宏觀的方向，具體的操作流程都讓之前來的實習生帶她。朱莉找一個文檔都要花費很多功夫，因爲不敢問老闆，很快，她就成爲了整個部門最晚下班的人之一。大廠找到了朱莉的底線，工作就在她能承受的底線上進行，“不會留任何空間”。

底線不止於工作時間，還在於工作的內容。朱莉記得一次跟拍攝時那種窘迫的感覺，那天的場面很混亂，每個人都焦灼地穿梭，做自己的事情，她沒有收到老闆具體的指令，就在那兒站着。旁邊的攝影讓她過去，一臺相機的三腳架壞了，他讓朱莉扶着。她就那麼扶着那臺相機，站了快兩個小時。她的工作職責還有一項是輔助對接媒體，落實到具體的，無非就是做會議記錄。

最讓她頭疼的是預定會議室。在大廠，會議室非常緊張，她不得不拉了一個excel表格，記錄每個時段哪間會議室最容易訂到。這份工作本來不歸她做——她親眼見證了上一個實習生沒有預定到會議室，耽誤了整個部門的會議，從此就被剝奪做這一項工作的權利。她說服自己，讓實習生來預定會議室，在大廠也是一種信任的表現，在他們部門6名實習生裏，負責預定會議室的那個，確實也是最核心的那一個。

很多時候，朱莉都在懷疑自己工作的意義，但每天的工作又治癒了她。在會上她感受到，“每個人交流碰撞的感覺……大家都過得很充實。”她說，“你會感覺到你在一個融洽的團隊裏，然後這個團隊是在不斷上升的。”她的小紅書還在繼續更新，曬的最多的是工牌、食堂飯菜，還有公司的吉祥物娃娃。HR團隊辦的活動她也積極參加，儘管她的工牌顏色和正式員工不一樣，她還是努力讓自己良好地融入其中。

但當活動落幕，回到日常，她又難免有沮喪感。最讓她耿耿於懷的一個細節是，當和別的部門的正式員工接觸時，他們一般會先在工作軟件上聯繫，但是隨後根據頭像在線下接頭時，她總是認不出對方——正式員工的頭像都會被精心P過，修飾得很好看，而實習生的頭像，都是在入職時匆匆填上的。

進入大廠實習後，陳志安最先感受到的也是一種強烈的落差。他聽過一些同學的實習經歷，也因此對大廠的實習生活有了基本的想象。在他的設想裏，組裏一定會有一位專業素養水平很高的“大神”，在“大神”的帶領下，他可以接觸到學校裏接觸不到的複雜問題，從而在能力上有所長進，獲得一份正式的工作offer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神確實存在，卻忙碌極了。“正式員工都是滿負荷運轉，沒時間考慮別人的事情。”而且陳志安被分配的工作似乎大神也不需要摻合。他應聘的是一個後端開發的崗位，但進來之後，實際上被安排的是做前端的工作。“在這個組裏，這種工作是女媧補天式的。”這一部分的工作完全沒有前人留下的基礎，要補上的坑，用他的形容是“跟塌下來的天似的”，對一個普通的實習生程序員來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最初的時候，他對自己的工作還沒有這麼消極，但隨着接觸到越來越多沒有文檔和註釋的代碼，他的心理防線也在逐漸崩潰。“你對這份工作期待越高，你就會越失望。”他說，“日常的累會讓你開始懷疑整體的意義。”他開始思考，組裏是不是真的需要自己這樣一個實習生。在他來之前，他手上負責的這份工作並沒有人做，整個組也運轉得很好。他甚至會懷疑，是不是隻是因爲有了一個headcount，所以組長決定招一個實習生？實際上這個人應該做什麼，大家都沒有考慮好。

但大廠的另一面又在不斷撕扯着他。他從小就有集體榮譽感，非常向往被包裹、被接納的感覺。組裏溝通的氛圍在他看來還是高效流暢的，並且也能給員工提供歸屬感。至於代碼的缺點，他強調是“歷史遺留問題”，而不是同事們的代碼水平不行。

上班上到第二個月，陳志安每天都在糾結，要不要離開，各種想法交戰後，他給出的答案是，先拿到轉正offer，再考慮要不要真的留下。

大廠化

在一家新興大廠實習的吳藝錦每天感覺最茫然的時刻通常是中午。大廠的午休時間也會開會，但不會帶上實習生吳藝錦。有一次中午，她抬頭一看，發現周圍工位都空了，不知道同事們去哪兒了。在扁平化的管理框架之下，團隊人數很少，只有吳藝錦一個實習生，就算她想和人交流也無從說起。至於同時期其他部門的實習生，幾乎不可能在工作中接觸到，也沒有認識的機會。

朱莉所處的環境不同，在她的部門裏，駐場外包員工比正職員工要多，此外還有5名實習生。但作爲勞務實習生，他們到期走人，和她不存在直接的競爭關係。“大家的背景差異很大，基本就是喫個飯的關係，我們連小羣都沒有。”朱莉說。在她加入後一週左右，有一位實習生在幹滿3個月後離職了，但她還沒有加上那個實習生的微信，一切的工作交接都在公司的辦公軟件上進行。

被衆多的隔閡包圍着，實習生們變成了小小的原子個體，和大廠衆多的其他原子一起碰撞。在大廠，一個原子的時間似乎是有限又無限的。有限的分界點在於35歲——2017年，華爲辭退了一批35歲以上的員工，使得35歲成爲大廠員工的一道分界線，超過這個年齡，就有可能被淘汰；但每天的工作時間又是可以不斷擴展的，沒人限制你加班的時間，從這個角度上來講，日常的努力是無限的。

即使談到35歲的問題，也沒有人會露出悲觀情緒——正因爲時間是有限的，所以他們要用日常的無限時間去填滿它，這樣好像那個35歲就永遠不會到來。社會學學者王程韡和楊坤韻的研究同樣描述了這樣的現象，程序員對於有限時間的焦慮會被日常的無限時間感所打敗，最終每個人都會充滿鬥志地投入到不斷進取的、彷彿擁有無限生命的這場遊戲中。

陳志安把這樣的變化稱作“大廠化”。每一位實習生都會經歷這樣的大廠化：“用工作填滿每一天，從而去迴避思考一些終極問題。”朱莉也有類似的感受：“很多問題都是剛實習的時候纔會思考，慢慢地，這些思考就會被工作所覆蓋。”

下班後回去的地鐵上，從大廠的節奏中脫離出來，實習生吳海偶爾會想起一個還沒有解決的問題——兩年半的實習，值得嗎？最終，他說服了自己，“這就像遊戲的新手村”，是必經的階段。即使你再熟練遊戲的玩法，當你進入一個新遊戲時，也需要在新手村做很多重複簡單的任務。他的人生規劃已經做得很長，計劃35歲時掙夠了錢，就回家鄉的二線城市養老。這樣的想法來自於2020年的一則新聞，28歲的字節跳動程序員郭宇退休，旅居日本開溫泉旅館。吳海的理想沒那麼遠大，只想在家鄉成家、買房，在他看來，這也是對大廠的一種抵抗。“我尋找的是自己的出路，沒有徹底地被他們用完就丟棄。”

3個月的實習期過去，陳志安得到了字節跳動的offer。轉爲正式職工之前，他和部門領導有了一次深入的談話，在這次談話上，他鄭重地提出，自己可不可以換個工作內容？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部門意識到了他工作的重要性，將再招幾個會做前端的人，和他一起完善現有的框架。

看他沒有表態，老闆開始跟他說“掏心掏肺的話”。幾個月後，陳志安已經忘記了談話的具體內容，留給他的感覺是：“經過那次談話，我明白只要待在大廠，你就很難決定你的工作內容。如果我要接受大廠的福利，我就必須要面臨工作上的不確定性。大廠有數以萬計的員工，它不可能保證人人都在做想做的事。”

人生終點

大三下學期，秋招開始了，爲了找工作，朱莉辦理了離職。其實有一些人會選擇一邊實習一邊找工作，但她下定決心離開，覺得自己沒法做到兩全。

每一天，仍然不斷有學弟學妹找到朱莉，向她討教面試經驗，或者問她有沒有大廠內推名額，這些構築了她的自信，也讓她知道，永遠有人站在大廠門外等待着進入，而她自己，是那個已經跨入門檻的幸運兒。

朱莉實習了5個月，是那一批實習生裏待得最長的。她滿懷憧憬地投身於秋招季當中，卻屢屢碰壁。大廠的品牌公關部門本來就崗位較少，又傾向於招聘從甲方跳槽而來的人，很多不開放校招，她的簡歷“根本就不夠看”。“我以爲我踏進了大廠的門，其實並沒有，大廠的門，我沒有打開過。”

她懷疑這是因爲大廠對實習生和正職員工的要求不同。“實習生只要聽話、好用、不需要思考，但大廠員工可能還是需要一定的創造力。有學歷的人會顯得創造力高一點。”她畢業的學校也有拿到大廠正式offer的人，那個人畢業於計算機專業，曾經獲得過一個國家級的獎項。

還有一個可能是，朱莉覺得自己太“鮮活”了，回答面試題的時候思維太跳脫，也喜歡講自己生活裏的經歷。流傳在實習生中的一個笑話是，阿里的終面會測試一個人有沒有“阿里味”。什麼是“阿里味”呢？她聽過的一個相對直接的答案是：沒有人味。

朱莉只能不斷地開導自己。“我告訴自己，人生不是在25歲就結束的。”在她看來，進入大廠確實是一個人前25年可以達到的最高成就，因爲這代表着不錯的學歷和工作能力，也代表着年輕時一份優渥的收入。“但是大廠也只能保證年輕人的發展，老了會怎樣呢，誰也不知道。”

劉于思則更直接地說：“實習就是提前爲大廠勞動。”他所在的學校，每年的招聘季，會有專門的實習雙選會，幾乎所有的大廠都會參加。他是計算機專業碩士在讀，想獲得一個實習offer，並不困難。但他聽和他相熟的學長講起實習經歷，發覺對方做的項目幾乎就是轉正之後工作的預演。“很沒意思，就算之後真的要去大廠工作，也沒必要這麼早就跳進去。”趁着年輕，他想嘗試不一樣的選擇，於是在同學們紛紛進入大廠進行暑期實習時，他選擇了一家創業公司。

僅僅實習半年後，劉于思就“放棄了抵抗”，重新投了一份大廠的實習。讓他害怕的是創業公司激烈的人事變動。“你看不到待了兩年以上的人，也看不到超過30歲的人。只要進入這個公司，你的價值就會不斷地下降，等着被淘汰。”從進入這個行業開始，那扇機遇之窗就在被緩慢關閉———直到他們走出那道旋轉門，一個個新鮮的面孔又走進來。但在大廠，至少還抱有轉爲管理崗的希望。“對於我這種程序員來說，大廠是唯一可能容忍我老去的地方。”劉于思說。

陳志安最終還是留在了大廠。他再度用潮水解釋了他的選擇：“是時代的潮水。我們的前輩、同學和後輩都在大廠或將要去大廠工作。無論你有什麼樣的不滿，別人都在堅持，你也不應該退卻。”本來父母對於他不讀研究生還頗有微詞，但是當他告知父母自己將要去“做抖音的公司”工作後，這樣的不滿也消失了。

他想象不到還有比大廠更好的、既符合世俗的評價標準、又可以滿足個人發展需求的工作。

“人生的終點是大廠。”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