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被抑鬱障礙困擾的老年人成爲這一話題下公共討論中的背景音。老齡化趨勢之下,這一問題遠未被重視。

在中國,2.6 億老年人中究竟有多少抑鬱症患者,至今仍沒有詳細的篩查數據,對於「變老」,我們顯得準備不足。

79 歲的張桂芬回想自己患上抑鬱症時最糟糕的那段日子,依然心有餘悸。

她變得不再認識自己—— 120 多斤的體重暴減至 90 多斤,一輩子愛乾淨的她變得邋遢,可以兩三天洗一次腳、一直不照鏡子,整天把自己關在屋子,不和人說話。因爲變得暴躁易怒,她和家人屢屢發生矛盾,女兒說她不像「媽媽」,老伴兒想跟她離婚。

「回想起來,那段日子實在太痛苦了。」她說道。

張桂芬 2016 年被診斷患有抑鬱症,至今仍在治療。與她一樣, 72 歲的劉英、 75 歲的劉莉也受到抑鬱症折磨,他們所處的疾病羣體,被稱爲「老年期抑鬱障礙患者」。

老年期抑鬱障礙( late life depression, LLD ),指年齡 60 歲及以上的老年人中出現的抑鬱障礙。

在老年人羣中,這是一種較常見的精神障礙,不僅損害老年患者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功能,也增加照料者的負擔。抑鬱障礙不僅包括抑鬱症,還包括其他疾病學分類中的抑鬱發作。

事實上,這是一個數量龐大的患病羣體。世界衛生組織( WHO )2018 年公佈的數據顯示,65 歲以上老年人羣抑鬱症的患病率,保守估計在 10~15% ,甚至某些估計範圍高達 45%。

多名精神疾病專家告訴「偶爾治癒」,儘管老年抑鬱症已成爲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卻鮮被輿論關注,老年抑鬱患者這一羣體也處於「失語」狀態。當下,老年抑鬱症識別率低、治療不充分,隨着人口老齡化的深化,問題將愈發凸顯。

「她就是閒 的」

張桂芬覺得自己的病,是「琢磨」出來的。

那是 2016 年下半年,她無緣無故失眠了好幾天。沒有遇到煩心事,爲什麼突然睡不着?漫漫長夜裏,她在牀上翻來覆去、反覆琢磨,卻想不通原因。失眠的症狀並沒有改善,一到夜間,她總「胡思亂想」,緊接着胃口變差、喫不下飯,常常覺得內心煩悶。

這種情況持續將近三個月後,丈夫陪着她去積水潭醫院,「從頭檢查到腳」,沒有查到任何軀體疾病。

研究資料顯示,失眠是誘發老年抑鬱的危險因素之一,而且持續的失眠與持久的抑鬱有關。此外,睡眠障礙史還是老年人抑鬱緩解之後,復發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

隨後,張桂芬又去了北京一所精神專科醫院就診。進了診室,丈夫對醫生說「她就是閒的」,但被醫生批評:「怎麼能這樣說她呢。」醫生告訴張桂芬,一看到張桂芬呆滯的眼神時,他「就覺得不對勁」。

「我對誰都沒意見,就是睡不着,心理憋得慌。」當醫生詢問張桂芬的症狀時,她說着說着,便大哭起來。「哭吧,使勁哭,哭出來就好。」那時候,醫生這樣安慰她。

張桂芬最終被確診爲患有老年期抑鬱障礙,沒有明顯誘因。

與張桂芬類似,72 歲的劉英在確診之前也經常夜不能寐。她的女婿告訴「偶爾治癒」,老人原是北京一個城中村的村支部書記,「當領導當習慣了」,做事情雷厲風行,說的話大家都聽。

退休之後在村裏,劉英說話不再像以前那樣有影響力,漸漸有了失落感。幾年前,劉英還遭遇一場車禍,右腿被汽車碾斷。因爲行動不便,在家裏待了將近 3 年。

個性好強的她無法接受現實,變得沉默,不愛說話,「聚會不參加,麻將也不愛打了。」生氣的時候,她就和老伴找茬,衝他發火,把他當成「出氣筒」。

「我常常覺得心裏堵,對一切事情都失去了興趣。」劉英告訴「偶爾治癒」,每當抑鬱症和焦慮症發作時,她會感覺情緒糟糕,心慌心悸,倍覺壓抑,「想啥都煩。」

北京回龍觀醫院老年科病區主任燕江陵對「偶爾治癒」表示,老年抑鬱患者往往以軀體不適爲主訴。他們通常會先去綜合醫院就診,由於對症治療效果不佳或查不出軀體疾病,纔到精神專科醫院就診。張桂芬就是這樣的病人。

此外,雖然國內一些醫院推動心內科、心理科合作,實施「雙心門診」,但真正做得好的醫院仍不夠,老年抑鬱患者還是不易被發現。

75 歲的陳莉則是典型的「因病致鬱」。她的丈夫王建國稱,妻子退休前是教師,原本個性溫和,但幾年前,因爲腰椎間盤突出雙腿行動不便,坐上了輪椅。這讓陳莉深受打擊,經常心情不好,「臉像陰天一樣」。在去年,她被確診患有老年抑鬱症。

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科副主任醫師張建新碰到過一位類似的患者。那是一位 73 歲的老太太,原本是技術專家,退休後被返聘,依然閒不下來。一次,老太太由於眼壓突然升高、眼睛出血,導致一隻眼睛失明。她的工作停止了,生活無法自理,這讓她很難受,「煩躁、抑鬱,經常哭泣」。

2017 年發表於《中華精神科雜誌》、由國內數十名精神疾病專家共同制訂的《老年期抑鬱障礙診療專家共識》稱,老年抑鬱症病因複雜,常伴有軀體疾病,兩者也可能互爲因果。而這一年齡段特有的一些心理社會應激,比如喪親、社會角色改變、搬遷等,也會誘發或加重抑鬱。

浙江大學心理學教授陳樹林說,老年抑鬱患者的發病原因往往並不是單一的,它通常是前述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結果。

漫長搏鬥

確診之後開始喫藥,通常是老人們和抑鬱症漫長搏鬥的開始。

米氮平、阿普唑侖、勞拉西泮、奧沙西泮、佐匹克隆……這些抗抑鬱藥和抗失眠藥,張桂芬都喫過,其間伴隨着多次藥量增減和藥物更換。

從 2016 年生病到現在,張桂芬換過幾位主治醫生。她告訴「偶爾治癒」,診治過程中醫生態度如何,會非常影響自己的治療意願。

張桂芬開始喫藥時,副作用是肚子疼,「疼到難過」。她向當時的主治醫生傾訴自己備受折磨,得到的反饋卻是一張不耐煩的臉。後來她換了醫院和醫生,眼前的大夫總面帶微笑,但每次看病只花五、六分鐘時間,「我一說症狀加重,她就讓我加藥。」

輾轉多家醫院、換過幾個主治醫生後,張桂芬終於遇到自己覺得「合適」的大夫。第一次去看病,醫生聽她說了半個多小時,還寬慰她轉變心態,適應老年生活,主動告知她不同藥物的區別與價格,「這讓我很感動,因爲她是真的關心患者。」

在抗抑鬱過程中,病情的反覆讓很多老人深受折磨。

燕江陵遇到一位 60 多歲的老人,他因爲抑鬱症復發,從二樓跳下摔斷了腿,剛住進病房時不喫飯,不配合治療,還動手打人。

張建新遇到的一位病人則是因爲老伴得了癌症而抑鬱。發病時,老人拿刀把自己割傷,甚至砍傷老伴。後來因老伴去世,病情再度復發,他只得住院治療。

多名精神疾病專家對「偶爾治癒」表示,在臨牀治療過程中,發現一些老年患者因對疾病認識不足而自行停藥,致使病情反覆。

72 歲的劉英第一次到醫院看病時,醫生給她開了抗抑鬱藥物舍曲林和勞拉西泮。服用數週之後,她內心變得平靜,也不再悶悶不樂,眼見服藥見效便自行停藥。「我看情況改善,就懶得再來醫院了。」她說。但因爲停藥,抑鬱和焦慮的情緒此後再度來襲,她的病出現復發。

燕江陵表示,老年抑鬱症往往合併其他軀體疾病,老年患者在用藥時,需要密切監測不良反應。此外,老年人的治療依從性差,藥物應答時間長,這些因素都加大了老年抑鬱症的治療難度。而由於老年期容易出現失落感、喪失感、孤獨感等,同時給予心理治療也顯得尤爲重要。

事實上,除了遭受疾病折磨,患有抑鬱症的老人們和周圍人的關係也會悄然改變。

25 歲的浙江姑娘黃清靈對此感受頗深。她的爺爺退休前是一名老教師,和奶奶感情甚篤。2018 年,奶奶因病去世,風趣幽默的爺爺一下子變得沉默寡言,整日悶悶不樂。黃清靈常常看到爺爺一個人坐在家中客廳沙發,兩眼望着窗外出神。

「當時我們覺得他是被奶奶突然去世所影響,等以後慢慢走出來就好,所以沒放在心上。」黃清靈和家人勸爺爺多出門散心,但老人並不樂意。

「他原本喜歡下棋、聽戲,還和奶奶一起去廣場健身。奶奶走後,他不願出門了。」黃清靈說。原本跟爺爺關係親密但後來被「疏遠」的黃清靈告訴「偶爾治癒」,看到爺爺困在抑鬱情緒中,自己也覺得難過心疼。後來,一家人決定帶老人去醫院,她的爺爺被確診爲老年抑鬱症。

「首先想到的是年輕人」

老年抑鬱症會對老年人乃至整個社會造成傷害。

陳樹林對「偶爾治癒」表示,從公共健康的角度看,老年抑鬱症的危害首先在於與其他軀體疾病產生交織,從而加重老年人的軀體疾病。

其次,老年抑鬱症可能導致一部分病人患上老年癡呆症,致使病人認知功能減退,「而這種減退是不可逆的」。

「最後,如果老年抑鬱症沒有得到有效治療,那麼勢必使得老年人自殺率升高,從而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負擔。」陳樹林說。

燕江陵也稱,一些疾病如腦卒中、帕金森病等,容易導致老年人罹患抑鬱症。它們易共病抑鬱,互爲影響。

然而,老年抑鬱這一公共衛生問題長期未受到足夠重視。目前,公衆對抑鬱症的認識雖有提升,但老年抑鬱羣體的能見度依然較低。

多年治療後,雖然仍需服藥,但張桂芬覺得自己已經好得差不多了。回顧生病經歷,她覺得很艱辛:「我病了這麼久才挺過來。就像走進了一條死衚衕,到了現在,總算是走出來了。」

陳莉的丈夫王建國就感慨以前不知道老年人會得抑鬱症,自己是在妻子生病之後,才逐漸瞭解老年抑鬱的。

11 月 23 日,北醫六院,王建國(右一)陪老伴陳莉候診

「(提起抑鬱症)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年輕人,是崔永元、白巖松那樣的公衆人物,」王建國說,「我身邊的多數人都不知道老年人也會得抑鬱症。」

但事實上,老年人本就是抑鬱症的高發人羣。

2020 年 9 月 11 日,國家衛健委辦公廳發佈了《探索抑鬱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在方案中,老年人被列入抑鬱症高發的重點人羣之一,其他還包括青少年、孕產婦、高壓職業從業者。

在陳樹林看來,老年抑鬱之所以未被足夠重視,原因首先在於一些老年人認爲這屬於正常老化,「覺得人老了就是這樣」,而未將之視爲一種疾病。

其次,社會各界對老年人心理健康問題未予足夠重視。此外,老年人的情緒症狀容易被軀體不適主訴所掩蓋,致使老年抑鬱症識別率低下。

張建新就接診過不少對抑鬱症不甚瞭解的病人。她告訴「偶爾治癒」,前段時間,一位來自北京郊區農村的老太太來就診,她生病多年,症狀時好時壞,但沒有引起家裏人的重視。

「老太太一聽說還要來複診,很是驚訝,問『看一次不能看好嗎?』她不知道抑鬱症的治療是一個長期過程。」

而籠罩在整個抑鬱症患者羣體身上的病恥感,亦是老年抑鬱被忽視的原因之一。

張建新告訴「偶爾治癒」,在臨牀中,一些老人並非主動就醫,而是在家屬要求下前來就診。因爲對疾病沒有正確認識,一些病人把老年抑鬱症和精神分裂症等其他精神疾病劃等號,因擔心被認爲是「瘋子」,而不願就醫。

張桂芬就曾有過強烈的病恥感。她告訴「偶爾治癒」,自己曾在偶然間得知自己被朋友說是「神經病」,心裏很不是滋味,變得更不愛與人來往。生病後,以往一些朋友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樣了。「我是那麼要強的一個人,就受不了他們那種奇怪的眼神。」

「目前,國內關於老年抑鬱症的流調數據較少,這也反映出老年抑鬱問題沒有得到足夠多的重視。」燕江陵分析道。

沒有準備好「變老」

多名受訪專家對「偶爾治癒」表示,隨着我國人口老齡化的深化,老年抑鬱作爲一個公共衛生問題,將愈發凸顯。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 2019 年末,國內 60 歲及以上人口約有 2.54 億,佔總人口的 18.1%,這意味着中國正面臨着嚴峻的人口老齡化形勢。

根據國家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研究預測數據,到本世紀中葉,老年人口數量和佔總人口比例雙雙達到峯值。

而今年發表於《中國循證醫學雜誌》的一篇研究論文指出,對 2010 年至 2019 年中國老年人羣抑鬱症的患病率進行 meta 分析,結果顯示,中國老年人抑鬱症患病率爲 25.55%,女性患病率高於男性,北方患病率高於南方,農村患病率高於城市。

這與燕江陵的臨牀觀察一致。目前老年抑鬱患者的就診比例不高,在患病率較高的農村,有爲數衆多的老年抑鬱患者未被識別。而與此成相關的,是國內精神疾病資源的匱乏與分佈不均。

燕江陵舉例說,北京周邊的省份如內蒙古、河北等精神類疾病醫療專科資源較少,部分病人於是選擇來京看病。

家在北京的王建國也說,他在陪妻子就診時,碰到許多從其他省份來的病人和家屬。「有內蒙古、陝西、山西、東三省的,都大老遠過來。」

在精神專科類醫療資源匱乏且分佈不均的大背景下,受訪專家均向「偶爾治癒」表示,需加強基層精神疾病機構的建設。

陳樹林認爲,有關部門需要爲老年抑鬱症的診療提供更多的醫療資源。他指出,社區醫生、村醫在識別和處理老年抑鬱症這件事情上,可以起到關鍵作用。

「很多出現症狀或病情較輕的老人,都不會去專科醫院就診。這時候,基層的篩查、處理就顯得很重要。」陳樹林說,「具體到識別和處理方面,社區醫生、村醫可以根據有關指南來處置。經過培訓,他們能承擔起這一公共衛生責任。」除此之外,針對這一疾病的「去污名化」之路仍然任重道遠。

老年人抑鬱被忽視也是中國老齡化進程的一個映射。對於「變老」,我們準備不足。

燕江陵說,目前社會各方對於老齡化的加速所做的心理建設不足,不僅一些老年人沒準備好迎接老年生活、適應新的養老方式,家屬也同樣如此,所以未能給予足夠重視和關心。

一方面是老人本身。「一個是身體的衰老他不接受,一個是得了病他不接受。」一方面是子女。「對於老人的心理狀況不瞭解,發生了變化以後沒有及時察覺,就一如既往地還把他們當年輕時候對待。」

不同專家指出,除了應定期就醫、維護好生理功能外,「積極老齡化」對於防止老年人抑鬱也很關鍵。這既包括,老年人自己依據興趣愛好安排日常活動,獲得價值感、減少孤獨感,也包括人至老年,遇到喪偶、突患重大疾病、生活角色改變、居住環境變遷等諸多問題時,家屬的理解與陪伴。

「在國內的大環境裏,沒有人說主動地去迎接老年,一方面是中國本身變化比較快,一方面這方面的教育確實比較少。」燕江陵說。

(爲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患者及家屬均爲化名)

撰文:潘聞博

監製:梁振

封面圖來源:圖蟲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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