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中國證券報記者從楊懷定家屬處獲悉，有着“中國第一股民”之稱的職業投資人楊懷定（即“楊百萬”）13日離世，享年71歲。

楊懷定此前接受新華社採訪時坦言：“我是當年十一屆、十二屆三中全會的政策受益者，開放和改革在我的身上最直接地體現出來。”

從第一桶金到一炮而紅

據新華社報道，上世紀80年代，新中國逐步開放證券交易。1988年春，國庫券轉讓從7座城市開始試點，逐步增加到在61座城市放開，還出現了異地差價。

堅持每天讀報的楊懷定在報紙上反覆研究起交易的奧妙。“這不就和青菜、蘿蔔一樣了呀，利用國庫券的差價，你一買一賣就可以賺回一個月甚至一年的工資。”這一年的4月21日，也就是國庫券開放交易第一天，楊懷定用東拼西湊的2萬元人民幣，贏得了“第一桶金”——800元。

幾個月後，他取出國庫券投資收益中的1萬元，購買了100股真空電子，又爲他帶來了豐厚收益。當年最多時，他訂了70多種報紙，還甚至把茅盾的小說《子夜》當作股市入門“教科書”。這樣“念念”不忘，念出了一個“楊百萬”。

在彼時接受新華社採訪時，他表示，自己每天（交易日）上午9點，雷打不動，從家裏散步到辦公室，炒股不是工作、也不是負擔，已經變成了休閒娛樂，就好像養了一隻寵物。

“跟着改革開放的腳步走，總會有收穫。”楊懷定認爲，未來中國股市的改革方向是更趨向法制化、規範化，比如預防上市公司信息造假、增加信息披露的公信力、透明度等。

楊懷定自述——

中國證券報《中國資本市場建立三十週年特別報道》

1988年，我從工廠辭職。此前，我通過業餘時間搞“第二職業”賺了些錢。

辭職後，我更留心賺錢機會。報紙上說溫州實行利率開放，利息可以高到12%，就想把錢存到溫州去。去溫州的船票都買好了，我從報紙上看到另一條消息：國家要開放國債交易，先在上海等7個城市試點。有交易就有價差，就有獲利機會，於是放棄把錢存銀行的想法，去買賣國庫券。

1988年4月21日，上海開放國庫券買賣。我一大早趕到網點，以開盤價104元買了兩萬元年利率15%的3年期國庫券，當天下午漲到112元。我趕緊賣掉，賺了800元，相當於在工廠工作時一年的工資。

很快，我發現試點國債交易城市的國庫券差價很大，而人民銀行禁止金融機構之間流通國庫券。由於經濟發展程度不同，一些試點城市的銀行爲了週轉資金，會以低於面值（100元）的價格出售國庫券，從而不同城市之間國庫券出現套利空間。於是我想到國庫券異地買賣這條路子。

最初，我在合肥、上海之間來回跑。複利效應之下，兩個月就賺到10萬元。隨着試點從第一批7個城市擴大到第二批54個城市，我的足跡幾乎遍及全國，最遠去過新疆、黑龍江，每張國庫券各地之間的差價可以大到超過10元。地方越窮，當地國庫券就越便宜。當時中國人的金融意識淡漠，國庫券發行阻礙重重，許多地方發行國庫券靠攤派，而買了國庫券的老百姓急於兌現，打八折拋售給銀行。銀行普遍缺資金，有些銀行國庫券業務的啓動資金只有十幾萬元，一下子就脹死了。我帶着現金來買，當地銀行把我當救星。

我的本金快速膨脹，很快過了百萬元，就不再親自到外地跑，僱了幾個人在全國跑，我坐鎮上海用電話指揮。那時我訂了數十份報刊，每天讀，分析金融形勢和經濟狀況，同時留心上海剛開張不久的股票櫃檯交易市場。1989年，我看到一篇文章說，由於保值利率的提高，信用社和銀行把幾十年的盈利都貼進去了，處於虧損的邊緣。我感覺到這是利率即將下調的信號，決定拋掉國庫券，買進股票。

在經過初期的火爆之後，當時上海的股票櫃檯交易市場進入低迷狀態，交易者寥寥無幾。營業部員工好心地勸我不要買，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斷。

我第一次買入的是“電真空”，面值100元，此前最高漲到140多元，當時跌到91元。在買入之前，我觀察它一年多。當時股票分幾種，一是甲種，紅利上不封頂，下不保底；二是乙種，下保底上不封頂；三是非甲非乙，既保底又封頂。電真空是非甲非乙，規定最高紅利率15%，最低不低於銀行利息。

當時我對營業部的人說，估計利率要調低，所以買點股票放着。結果沒多久，利息果然下調。有人傳說“楊百萬”有背景，知道內幕消息。我哪有背景？我就是讀報分析出來的。

半年後股票開始暴漲，電真空股價漲到800元。我拋了股票後出門旅遊了一個月，因爲我知道，下跌也是要有一個過程的。結果一直跌到1990年底，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電真空的價格是375元。交易所開業第一天，電真空成交1000多股，我一個人買進了500股。

這以後，我經常受邀到全國各地講課作報告，在報刊發表文章。令我最感榮耀的是2000年10月，以初中畢業生的身份，我走上北京大學的講臺，爲研究生和MBA講授證券市場的理念和實務。我是市場的受益者，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在這個市場上，我們不僅賺了錢，而且找到了發揮才能、實現價值的用武之地。

從“全世界最小的市場”起步，新中國股市用了短短30年時間躋身全球股票市場“第一陣營”。楊懷定不僅和數以億計的中國股民一道見證了這一過程，也從中獲得“紅利”。

“股市是沒有圍牆的社會財經大學，只有留級和重讀，永遠沒有畢業生。”楊懷定在其著作《要做股市贏家》的序言中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