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个火炮迷。在他坐稳大总统位置之后，立即命令陆军部采买欧洲列强的各种新式火炮回国实验。而袁世凯考验新式火炮的试验场，就是负责保卫大总统的“大内侍卫”司令部设在中南海总统府旁边的拱卫军。

关于拱卫军的火炮测试记载，现今遗留下来的资料非常稀少。但在现存档案的蛛丝马迹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火炮存在着无法解决的最大问题！

那就是——机动力！

中国炮兵真正无法解决的难关，不在火炮工业，而在合适的军用马匹，尤其是驮炮的驮马与拉炮车的挽马。这个难题使民国元年以来四十年间的中国炮兵寸步难行。

中国的土产军马一向多以口外（即今日河北省张家口市以北）塞北的蒙古马为主。蒙古马耐力强，曾驮着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但是，蒙古马的高度只有12 掌（120 厘米），体形比高度超过16掌（160 厘米）的欧洲马匹小了一号。所以，蒙古马驮不了二十世纪的西方山炮，更拉不了同时期的西方炮车！

在二十世纪初，汽车（时称“自动车”） 与加油站还是稀罕之物，火炮的机动完全依赖马匹牵引或驮载。牵引使用挽具与炮车，驮载使用驮鞍。而欧洲火炮的重量、挽具、炮车与驮鞍，自然是按照欧洲马匹的体形与力量设计的。克鲁伯的设计师在设计火炮机动力时的参考马种，是马高17 掌、体重2000 磅的德国本土产莱茵马（Rhineland heavy draft horse）；是马高16 掌、结实粗壮的波兰重挽马（Zimnokrwiste）；是蛮力惊人、曾创下两马双骈将7.7 吨货物拖动2.18 米惊人记录的比利时重挽马（Brabançon）；是马高18 掌、雄壮高大的重挽马冠军——法国佩尔什马（Percheron）！

（上图）北京军博陈列的汉造“克”式野炮，不要被放在栈板上的轻便假象迷惑了。博物馆陈列的火炮几乎都没有炮车与挽具，观众很难体会这样一门可以放在栈板上用叉车举起来的火炮，行列全重达到1.7 吨，机动起来会让六匹骡子精疲力竭。

中国本土的骡马比起欧洲的重挽马要差一大截。以套驾拖炮的挽曳而言，德军一个以40 辆二马曳车编成的大车辎重连，标准载重总量是30 吨，即每辆马车的载重量为650 公斤。而中国本地二马曳车的标准载重力却只有320 公斤；以驮载而言，驮运山炮分解件的欧洲驮马标准负载重量（含驮鞍）为160 公斤，而中国本地蒙古马的标准负载重量只有75 公斤。

换言之，无论是驮载之驮力或挽曳之牵引力，中国土产蒙古马的力量只有欧洲马的一半！

骡马问题在北洋军的新一代制式野炮上首先发难。在民国伊始的1912 年，北洋陆军部已经选定“元年式75 公厘野炮”为制式野炮，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汉造75 毫米29 倍口径“克”式野炮。汉造“克”式野炮发源于克鲁伯的“1903年”式75 毫米30 倍口径野炮。“1903年”式野炮是克鲁伯的外销主打产品，战斗全重不到两吨，堪称当时军火市场上最轻盈的一款野炮。“1903 年”式的最大客户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的国土有一半是喀尔巴阡山脉绵延的山地，国内也缺乏重挽马，炮兵同样以重量为主要考虑。于是，罗马尼亚一口气就订购了636 门。“1903 年”式野炮的下一个大买家是同样有骡马不给力问题的日本。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深受俄国76.2 毫米野炮的刺激，紧急向克鲁伯大量采购了400 门“1903 年”式成品炮与400 套组装件。即，对中国炮兵影响深远的“三八”式75 毫米野炮。

有了罗马尼亚与日本这两大客户的口碑，重量最轻的“1903 年”式野炮就成为中国制式野炮的最佳选择。在1912 年定型的汉造“克”式29 倍口径野炮（时称“元年”式野炮） 仿造自“1903 年”式的最新改进型“1910 年”式。克鲁伯原厂的“1910 年”式战斗全重被缩减到942 公斤，重量之轻，堪称75 毫米口径野炮的极致经典。而中国国内仿造的民国“元年”式野炮则略加重到967.5 公斤。然而，在1921 年具体定型开始量产的汉造“克”式野炮却又加重到1243 公斤。

战斗全重（旧称放列全重）是火炮本身的重量。在火炮机动行进时，还要加算包含挽具与炮车的行列全重。战斗全重1243 公斤的汉造“克”式野炮，在行进机动时的行列全重达到1775 公斤。在罗马尼亚虽然能运动自如。但是，对中国本地的骡马而言，1.7 吨的行列全重实在是太重了！

那中国本地的蒙古马能拉得了多重的马车呢？依照后勤专家的计算，以一匹土产蒙古马牵引的一马曳车，重量标准为150 公斤。二马曳车是320 公斤，三马曳车是500 公斤。②以此推算，以蒙古马牵引的六马三骈炮车组，牵引力不会超过1000 公斤。

没有合适的马，炮兵只能靠昂贵的骡子驮炮。在当时周家口的马市，一头肘高尾顺的壮骡子价格几乎是马的一倍。然而，即使是力量惊人的骡子，在驮运状况中的理想载重量也只有85 公斤，驮起山炮件来也是很吃力的。不过骡子若用来拖炮，挽曳时的爆发力却是非常惊人。实例证明以六头壮骡子编成的三骈系驾编组（双马并列为骈），可以牵引行列全重将近两吨的火炮机动组。

当然，这只是爆发力。所以，如此沉重的壮骡火炮组只适合操场校阅，进行一、两天野外拉练也许还能勉强应付，若真正上战场进行一日以行进32 公里为标准的长途机动，再壮的骡子恐怕也得中途累死。

火炮纵列既然寸步难行，炮兵的最佳选择就是能够拆解驮运的山炮。但是，西方设计的山炮分解件重量却普遍高于中国骡马的驮力。就以最轻盈的沪造山炮来说，沪造山炮的最初驮运设计是分解为四组部件，用四匹骡马分驮。第一驮是炮身连闩，全重225 磅（102.15 公斤）、第2 驮是炮床连高低左右摇器，全重245.5 磅（111.46 公斤）、第3驮是炮架前节与车轴，全重157 磅（71.28 公斤）、第4 驮是炮架后节与车轮，全重221 磅（100.33公斤）。

才四个分解件而已，就有三个分解件远远超过了中国本地骡马的驮力。

所以，军学司编出来的沪造山炮操典实施法，会让基层炮兵笑掉大牙。沪造山炮的制式运动方式是“一马挽曳或四马驮载”， 但本地的骡马显然拖不动行列全重405 公斤的沪造山炮，更驮不起动辄超过100 公斤的分解件！

（上图）于日寇汹汹进逼之1932 年，国府全力推动德式建军，深感无合适骡马之痛。在1932 年12 月，军政部通令全军重视马政。然而马种培育与马群繁育都是需要数十年长期经营的事业。这份迟来的第8807 号训令已经无法扭转炮兵无马可用的窘境。图为《军政公报第一四六号》的原令。

然而，中国没有合适的骡马，军学司也没法制定出真正合理的规范，只能照克鲁伯原厂规范抢搬硬套。反正上下都心知肚明，“一马挽曳或四马驮载”只是参考，基层自然会找到让沪造山炮动起来的办法。富一点的炮兵也许会不惜马力，以累死骡马为代价拖炮；穷一点的炮兵也许骡马都办不齐，只好用枪逼迫民夫拖炮；聪明一点的炮兵会寻找土法炼钢来自制两匹马拖炮的挽具，用两匹马拖沪造山炮，勉强也能拖得动……

无为而无不为，上级不给明确的指导， 下级才有各显神通的空间。于是，北洋时代的炮兵建设就在上蒙下骗之中，插科打诨十七年。单看当时的文献，如果对“一马挽曳或四马驮载”的准则不做深刻调查，还真要以为中国已经有了能与莱茵马相提并论的神马呢！

中国当然没有神马！于是，中国的炮兵建设成为薛西弗斯（Sisyphus）式的荒诞悲剧。希腊神话中的薛西弗斯必须不断地滚石头上山，但抵达山顶时石头却又滚回原点。而在100 年前的中国炮兵则不断寻找欧洲最优良的火炮，希望建设出足以与日本一战的炮兵， 但却始终没能克服骡马的障碍。于是，四十年间的反复尝试成为荒诞的悲剧，直到炮兵在20 世纪50 年代进入摩托化才得以解脱。

本文摘自《钢铁抗战：中国野战炮兵史 1900-1937》

本书通过大量历史资料以及人物回忆录，还原了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建立准现代化野战炮兵所经历的艰难历程。抛开“惟装备论”迷思，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炮兵装备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