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推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肥了誰苦了誰？

原標題：翟東昇：G7推全球最低企業稅率，肥了誰苦了誰？

[採訪/觀察者網劉惠]

觀察者網：這場醞釀已久的全球性稅制改革，歐美雙方一直在博弈，這次如何達成了妥協？背後折射出什麼現象？

翟東昇：此次加稅協議的達成，有美國國內政治轉向和國際稅收體系改革壓力這兩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由於美國兩黨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分歧，美國稅收政策總是隨着政黨輪替而在增稅、減稅兩端搖擺。共和黨的執政理念傾向於減稅，⺠主黨則偏好增稅。特朗普總統2017年稅改總體上是爲富人和企業減稅，拜登則不僅要將稅率恢復至特朗普稅改之前的水平，還要對最富裕的階層加徵資本利得稅，並打擊跨國企業的國際避稅。所以，對谷歌、臉書爲首的美國跨國壟斷巨頭加稅是拜登稅改的應有之義。

其次，重新分配跨國企業利潤的徵稅權和制定全球最低企業稅並不是此次G7會議的創新，而是經合組織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工作組（BEPS工作組）自2018年以來一直籌劃的國際稅收體制改革的一部分。

2012年，二十國集團委託經合組織成立專⻔的工作小組對國際避稅問題開展調研，近年來的各項改革也是圍繞着該工作組的研究成果展開。在今年2月的G20財⻓和央行行⻓會議上，OECD做了相關工作報告，會後各國已經宣佈將努力在2021年中期之前實現基於共識的全球解決方案。G7國家趕在20國集團之前達成小範圍協議，顯然是在向20國集團其他成員施壓，並希望能在談判中佔領先機。

這次協議的達成也顯示出美國在新冠疫情後的虛弱。美國一開始希望達成的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率是21%，甚至已經說服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5月4日發表聲明支持這一方案。但經合組織的計劃中最低企業所得稅率爲12.5%，剛好等於經合組織成員國愛爾蘭的企業所得稅稅率。

不得已之下，美國政府退而求其次，提出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率應至少爲15%，並且拉上G7先達成協議向OECD施壓。美國必須動用其外交槓桿才能實現其政策目的。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國際經貿領域重返多邊主義外交。與特朗普政府的“退羣外交” 不同，財政部⻓耶倫就任以來，一直積極參與經合組織和二十國集團在國際稅收體制改革議題上的談判，並提出了“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倡議。

除此之外，耶倫還頻頻在公開演講中放出信號，彰顯美國在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心地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21年4月5日耶倫在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上發表的演講。她認爲當今世界與佈雷頓森林會議召開之時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在全球性災難過後，需要各國協商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復甦全球經濟。

佈雷頓森林會議上，以美國“懷特計劃”爲基礎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案得到了通過，從此美元成爲主導貨幣直至今日。耶倫的類比表明，本屆美國政府將回到多邊經濟外交舞臺的中心，重拾國際經貿改革的領導權。

事實上，耶倫自今年1月就職以來，已經和英、法、德、意等國的財政部⻓以及歐盟高級官員就國際稅收問題展開會談。全球稅收體制改革在即。今年2月份舉行的二十國集團財⻓和央行行⻓電話會議公告中宣佈，將努力在2021年中期前拿出基於共識的國際稅收制度改革方案。而拜登和耶倫也需要藉助這一契機，向國際社會展示美國在經濟領域的影響力，向國內選⺠展示本屆政府出色的外交策略，提振人心吸引選票。

觀察者網：G7就跨國公司納稅規則達成協議，同意向跨國公司徵收至少15%的企業稅。這個稅率是否合理？如果最終確定，將會產生哪些影響？

翟東昇：15%的最低企業所得稅在全球看來是比較低的水平，除了會對稅率極低的避稅天堂造成打擊外，對大部分國家的現行稅法不會產生影響。但稅率的確定只是打擊跨國避稅的一個問題，稅基的範圍如何確定尚未明確。比如，企業利潤不匯回母國需不需要繳稅，企業利潤計算中包不包括補貼和稅收減免。這些問題都將影響到最後的實際稅率水平。

這次國際稅收體系改革會減少避稅天堂的生存空間，但這也是應有之義，稅收應建立在提供公共服務的基礎之上，避稅天堂的存在本身就是“鳩佔鵲巢”。對於跨國科技巨頭而言，加稅固然降低了其利潤，但相對而言無傷大雅，不會改變其國際上的壟斷地位。

由於壟斷和寡頭地位，這些巨頭可以把稅轉嫁到供應商和消費者身上。但美國政府加稅的同時，也承諾將把增加的稅收用於投資基礎設施建設，比如對道路、橋樑的維護翻新，互聯網基礎設施的建設等，而且將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這都有利於科技巨頭們業績的增⻓。

所以科技巨頭們對稅改總體持支持態度，例如亞⻢遜首席執行官傑夫·⻉索斯（Jeff Bezos）就表示稅改計劃所籌資金將部分用於更新、維護基礎設施，有利於亞⻢遜龐大的分銷網絡。

觀察者網：在拜登徵稅增稅計劃的框架下，爲全球企業稅率設定底線，背後的思路是什麼？G7國家在打什麼算盤？

翟東昇：拜登在其國內的稅改計劃中將企業所得稅從21%提高至28%，如果提案通過並生效，拜登政府面臨的最大困難是防止稅收出逃。據稅收基金會測算，七國集團成員企業所得稅平均稅率爲27.24%，經合組織成員國企業所得稅平均稅率爲23.51%。

一旦拜登稅改法案通過，美國企業所得稅平均稅率將變爲32.3%，處於經合組織成員國的最高位。儘管稅改計劃中有多項兜底條款，但無法避免企業選擇在稅率較低的國家註冊，尤其以FAANG（臉書、亞⻢遜、蘋果、奈⻜、谷歌）爲代表的互聯網巨頭能很輕易地實現利潤轉移。

爲了解決這一問題，拜登政府提出“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倡議，希望結束過去三十年全球各國的稅收逐底競爭，整治避稅天堂。根據美國財政部估算，如果全球各國達成多邊稅收協議並且拜登稅改中相關兜底條款能順利生效，打擊跨國避稅可爲聯邦財政在未來十年內帶來超過7000億美元的稅收額。

但這一願景建立在國際稅收改革談判進行順利的前提上，美國政府目前希望達成的協議條款與經合組織正在討論的方案尚存在較大出入。

爲了爭奪稅收規則的國際主導權，美國需要G7國家的支持，這其中需要進行一定程度的妥協。英國前後的表態比較能代表G7國家的態度，早前英國曾對耶倫提出的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倡議表示支持。但6月4日，在G7財⻓會議召開前，英國財政部又表示拒絕支持拜登總統倡導的全球企業所得稅改革，除非白宮支持其打擊美國科技巨頭的要求。最後協議的達成，顯然是美國讓步的結果。

法國之前公佈的數字服務稅法案中也包括了“日落條款”，即一旦國際上達成了多邊稅收協議能夠覆蓋數字服務稅的內容，則自動替代其國內的數字服務稅法案。

觀察者網：拜登力推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將會對美國經濟產生哪些影響？

翟東昇：拜登稅改的首要目標是控制美國國內的貧富分化。在過去20年全球化的進程中，美國收入不平等和財富不平等的狀況愈發嚴重。隨着產業轉移，底層勞工階級收穫的僅有 “失去感”：失去收入、失去工作、失去家庭。

而各類資產乃至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卻隨着美聯儲無所顧忌的量化寬鬆水漲船高，富人和窮人的處境進一步分化。中產階級的萎縮與貧困化令美國社會的政治認同更加脆弱，逐漸形成嚴重的兩極分化和政治極化。特朗普的上臺與“黑命貴”運動，將⺠粹主義推向了兩個極端，威脅着美國社會的穩定與團結。

控制貧富分化是從根本上緩解美國社會矛盾的途徑之一，吸收關鍵搖擺州底層勞工的選票也是⺠主黨贏得下次大選的關鍵。因此，拜登總統稱共和黨所信奉的自由主義的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從未起過作用，對富人階級和企業加稅是他們“財政上的責任”和“公正的配額”。《美國工作計劃》、《美國家庭計劃》和稅收改革，共同構成拜登削峯填谷的“三板斧”。

如果拜登政府的稅收改革能在國會獲得通過，將形成可觀的再分配效應。據稅收基金會的模型預測，納稅人中收入最高的1%稅後收入將減少約11.3%，收入最高的5%稅後收入將減少約1.3%，但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稅後收入將增加10.8%。

不同來源的收入變化比率也有所不同，資本收益率將下降3.75%，而勞動收益率僅下降 1.15%。這將逆轉過去在收入分配裏有利於企業、不利於工人的局面。

但是我認爲，上述分析主要是從工資和分工等⻆度考慮收入分配的變化，並沒有考慮資產價格和通脹因素。如果考慮到拜登政府的財政開支計劃實際上主要還是依靠聯儲擴張資產負債表購買國債來解決資金源問題，加稅的努力主要是爲鉅額財政開支在國會投票時提供合法性，那麼拜登的“三板斧”很有可能帶來另一種再分配效應，即資產價格的進一步上漲和通脹率的大幅提高。

正如我們在過去十三年間已經⻅到的那樣，持續的量化寬鬆和低利率政策下，美國經濟的恢復是脆弱而乏力的，科技進步和產業復興乏善可陳，但是美國的資產價格卻節節攀升，導致貧富分化進一步嚴重。

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已經從2008年的9千億美元擴張到2021年六月的約8萬億美元，與之伴隨的是美國道瓊斯指數從6000多點上漲到3.5萬點，房價指數也已經恢復到2007年次貸泡沫的巔峯時刻。

如果美聯儲在未來三年內再擴張五萬億美元以支持拜登政府的財政赤字政策，那麼美國道瓊斯指數和房價將進一步瘋漲，而且通脹率繼續走高。這意味着富人擁有的股票和房產市值進一步走高，而窮人的生活開支也越來越昂貴，貧富分化有可能不但未能縮減，反而進一步擴大。

觀察者網：在稅收主權獨立原則下，其他國家是否有義務接受G7的方案？

翟東昇：本輪國際稅收體系改革是經合組織“BEPS”行動第二階段的成果，經合組織 “BEPS”行動第一階段的成果是《BEPS多邊公約》，在2015年經合組織開發了相關的工具文本，各國可以在這一標準上自行修改、簽訂雙邊稅收協議，至2016年底已有78個國家或地區簽署該協定。

如果按照OECD的方案，本輪改革應該還是採取自願加入的原則，現在公佈的方案中也沒有討論如果某國不實行最低企業所得稅的制裁措施，但美國可能可以通過其它的結構性權力來迫使各國接受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的方案。

觀察者網：15%的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將對中國和中國香港產生哪些影響？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翟東昇：中國實際企業所得稅率爲23.47%，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爲平均水平，不會受到拜登稅改中“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倡議的正面衝擊。

但是我國香港、澳⻔特別行政區實際企業所得稅率較低，分別爲11.2%和11.45%，在正在建設中的海南自由貿易港，符合條件的企業可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稅率15%，關於最低企業稅率的國際協定將會對上述地區的稅收政策造成直接影響。

中國企業所得稅過高已經對企業競爭力造成了負面的影響，如果就最低企業稅議題達成了國際協定，將成爲我國國內稅法改革的良機。而對於特殊地區、特殊行業進行扶持，也可以採取其他財政和非財政手段代替稅收手段進行補貼，保證國家戰略和國際規則的協調。

從國際競爭和可持續發展的⻆度看，中國的財政收入來源，應該從企業進一步轉向個人，加大對個人徵稅的力度，包括對人們的消費增稅，對資產的增值、持有和繼承的稅收。

在國際稅收制度改革方面，中國一直積極參與打擊跨國避稅的行動，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2017年出席G20峯會時，多次指出應加強全球稅收合作，打擊國際避稅。

但同時應注意到，本輪國際稅收制度改革也可能對中國造成不利的影響。中國正在成爲淨資本輸出國，在全球五百強企業中，中資公司的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公司。同時，中國也是唯一可以與美國競爭的數字經濟大國，甚至在移動端的技術和應用領域更勝美國一籌，未來會有更多像TIKTOK一樣的產品⻛靡全球市場。經合組織提出的“雙支柱體系”中，支柱一的方案授予市場國對跨國公司部分剩餘利潤的徵稅權，這將對中國資本的跨國公司的成⻓前景形成制約。因此中國有必要在參與國際稅收治理和體制改革中，兼顧國際協調與國家利益，積極參與規則制定和國際博弈。

觀察者網：在G7達成的“歷史性”協議中，裏面講到“允許屬於某公司重要市場的國家按利潤比例向其徵稅”，這個公司僅適用於“淨利潤超過10%的最大、利潤最高的跨國企業”，這意味着亞馬遜可能並不符合徵稅條件，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翟東昇：10%的淨利潤⻔檻不一定是專⻔爲了排除亞⻢遜在外，反逃稅協議中很多數值都是人爲設定的，包括鏈接度的測算、分配利潤給市場國的比例等等。⻔檻的設定也是人爲的，原本OECD的計劃僅針對經營“自動化數字服務”和“面向消費者業務”兩方面業務的跨國公司。

耶倫爲了換取OECD在全球最低企業所得稅數值上的讓步，主動提出將範圍擴大至全球利潤最高的100家跨國公司。這只是一個方向性的計劃，其中細節還需要漫⻓的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