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盧鋒:美國超常規財政刺激可能常態化,爲貿易衝突埋下伏筆

2021年4月7日,美國華盛頓特區,美國總統拜登就基礎設施投資計劃發表講話。圖片來源:人民視覺

記者 王玉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講席教授盧鋒日前表示,新冠疫情以來美國政府採取的大規模財政刺激並不僅僅是應對危機,未來這種刺激可能常態化。他認爲,拜登政府希望借財政刺激來實質性提振美國長期潛在經濟增速。

6月19日晚,盧鋒在北大國發院舉辦的論壇上說,2020年,美國政府共推出五輪財政刺激計劃,總額約3.78萬億美元。今年3月,白宮又發佈了1.9萬億美元的“美國救助計劃”。兩者合計,過去一年多美國兩屆政府推出的財政刺激規模接近6萬億美元,遠遠超過應對金融危機時1.65萬億美元(包括7000億美元不良資產購買救助)財政刺激總盤子。

盧鋒認爲,從財政政策看,美國政府的財政決策思維已經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既與新冠疫情衝擊經濟有關,也和美國政學兩界對財政調控宏觀經濟的基本認知轉變有關。

他解釋稱,近年來美國學界在總結應對2008金融危機的經驗教訓時認爲,當時財政政策過於保守,主張強化財政干預,更爲激進的學者還分析論證了擴大財政貨幣刺激的可行性與合理性。美國部分學者認爲,在經濟面臨長期停滯困境與超低收益率並存的條件下,有必要持續實施超常力度財政政策促成經濟穩健增長。

除了認知轉變,美國財政政策轉型也受到現實因素的驅動。盧鋒指出,一方面,隨着美聯儲貨幣政策空間逐漸縮小,美國國內非常擔心出現“日本化”前景,所謂“日本化”可以概括爲“三低三高”的經濟常態,即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高福利、高貨幣、高債務,希望強化宏觀刺激提高經濟增長率。另一方面,美國作爲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美國國債收益率多年來持續下降,債務融資低成本可以支持財政超常擴張。

不過,盧鋒認爲,財政政策逆週期調控主要影響總需求,無法影響總供給,人爲製造強勁的總需求可能難以提升主要由供給側因素決定的長期潛在增速,反而可能帶來負面影響。

他指出,財政刺激產生的第一個負面效應是推高物價。美國勞工部的數據顯示,經季節性調整後,5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增長5%,創2008年9月以來新高。

其次,超級財政刺激與貨幣量化寬鬆政策導致流動性過度寬裕,推高資產價格和金融風險。過去一年,美股表現有目共睹,大宗商品從去年四季度開始走出一波牛市。

第三,政府債務率大幅上升。2020財年(截至2020年9月30日),聯邦財政赤字佔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從上一財年的4.6%升至15.2%,創1945年以來新高。

此外,外部失衡引起貿易衝突。盧鋒說,如果美國貿易逆差進一步加劇,美國人會從外部找原因,會指責貿易伙伴國,而不會說是自己的財政刺激導致的原因。當前美國的重點不在這裏,但是下半年美國回過頭,可能會在此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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