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與性別是女性研究的一個長盛不衰的話題。女性主義者一直在思考女性身體爲何被社會文化建構，以何種方式建構，如何才能重構。當然，這裏的身體並不是單純的物質身體，而是物質、社會和精神混合的統一體（entity）。從社會學上講，把人的“身體”（people’s bodies）和“人的身體”（bodies of people）視爲在文化/結構語境中表現生活着的人的生活形態，則更爲正確。體育和身體的社會學集中關注三個關鍵領域的探討：第一，人們的生物、心理和社會文化層面如何相互交織，在社會（體育）行爲中得以表達；第二，（體育）具身行動如何反映或加強了社會（如階層、性別等）不平等和歧視；第三，以人的身體爲中心的（體育）霸權如何維持“既定”羣體的地位，同時加強“局外”羣體的邊際地位。

從傳統社會學對體育與身體的觀察維度，我們可以理解爲什麼女性羣體在體育行爲中的表達是被壓抑的、消極的、被凝視的和被異化的；我們也可以解釋男、女不同的運動實踐是如何擴大並強化了性別差異和性別的不平等；我們還可以揭示出男性是如何建立起以身體爲中心的霸權來維持既定的秩序和特權，加強了運動（社會）世界中女性的邊際地位。雖然在傳統社會學和文化批判主義的視角下，我們在體育事件中看到的更多是社會權力對（女性）身體的建構與壓迫，然而，當我們將身體與運動置於不同的羣體和社會處境中，置於不同的時空線索和社會事件的脈絡中，置於情感、情緒與身體感知的交互影響下，當我們從主體理解與日常實踐兩個角度探討運動中的身體時，我們對女性運動身體的理解與詮釋就不再是簡單的“好與壞”“天生與養成（建構）”“壓迫與解放”“規訓與挑戰”“成功與失敗”的二元劃分。我們可以看到在健身運動中，痛與樂的伴隨、天賦與後天努力的交織、成功與失敗的反覆、妥協與抵抗的調整、束縛與自由的切換、秩序與無序的包容、喫苦與享樂的並存，她們可能是樂觀地接受着“規訓”，也可能是在挫折（壓迫）中獲得了自我解放和救贖。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女性在運動過程中的身體經驗不是單一的、固定的、二元對立的、被抽象的、被想象的，甚至是被操控的，而是多樣態的、流動的、具身的、情感的、自主的。即便是在生活“暴政”下的身體失調、全球審美文化“陷阱”中的自我迷失、社會期待中的自我犧牲、文化規訓下的讓步和妥協，她們的身體經驗也不能被定格爲一個片段或一個結果，而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的是口述者如何用自己的身體“努力”（體現了能動性和主體性）地去規劃自己的生活，而生活本身無法用二元思維去進行定義，也不能“泛泛”而談。從女性身體的主體性（口述）敘事中，我們（研究者）才能發現那些被“綜合分析”所掩蓋的身體經驗的多樣性、鮮活性、差異性、情景性與肉身性，也才能擺脫傳統身體社會學研究偏向社會關係與結構性因素，或泛泛地談論身體話語、身體消費、身體資本、身體規訓等那種不接地氣的漂浮感。這是本書在方法論上的一種嘗試與貢獻，強調了多重身體與具身體驗（embodiment）在社會科學中的在場，也是運動身體研究可爲主流身體社會學研究帶來的重要啓示。

除此之外，在每個健身故事中，主人公對運動身體的自我敘事都是嵌入特定的社會生活、社會結構以及個人經歷（社會處境，包括階層、年齡、民族、婚姻狀態、育兒狀態、職業狀態、性取向等）中的。例如，在孕育生命的過程中（備孕、孕中、孕後），健身被女性作爲一種手段去塑造/重塑自己的身體以符合自然（生理）規律和社會要求；在肥胖者的世界裏，健身運動是對“失範”身體的系統校正機制；在職業女性的眼裏，健身運動是社會資本積累的途徑；在城市生活的環境下，“專業性”是健身者的基本要求，而在農村的生活中，能夠自娛自樂就是健身帶來的最大滿足；對於舞蹈的追求（本書中有幾個案例都是在談健身舞蹈），在老年女性的敘事中是濃濃的“懷舊”，在農村女性的敘事中是一個“夢想”，在性少數者的話語中是實現性/別身體流動的時空；在跨國、跨區域、跨性別的健身實踐中，身體成爲健身者“自我”與周圍世界維持連續性的載體，而這種具身、具地的體驗也使她們對自己的（文化、民族、性別的）身體（的能力、表現、意義）具有更加準確的判斷能力。因此，在不同背景下，運動身體所生成的意義是不同的。這回應了Maguire所提到的觀點，我們在認識運動身體時，一定不能陷入孤立的、決定論的思維中（而這恰恰是目前主流的科學包括社會科學研究都無法擺脫的慣性思維），而是需要將運動身體和與之相關的自然、文化、社會、精神、信仰等聯繫起來探究其形成的過程，這樣才能更加真實地瞭解運動情景下的身體及其意義。

健身運動對於女性個體來說，就是一個持續再造的生活情境（situations），不管它是福柯主義者眼中性別權力規訓女性身體的結果，還是現象學者眼中女性生命態和主體性的表現，又或是結構主義者解釋中的個人思想、經驗和行爲與她們所處的社會規範的相互交織，在口述者的經歷中，健身既是生活本身又是創造生活的過程。在健身實踐中，不管她們追求的是呈現式身體（身材），還是感受式身體（健康），或是精神體現式身體（氣質），也不管她們是否達到了自己想要的結果，她們都經歷了一種身體的體驗（包括身心、獨立性、身份認同、人際等方面的具身體驗），這種體驗使物質性、肉身性、具體的身體有了生存及生產的空間，而這種活着的身體（lived body）不是被動地受規訓、被消費的，而是積極的、情感的、能使的（enabling）。這種身體給她們創造了一種新的生活情境——用布迪厄的理論來看就是“生活機會”（個體所處社會結構的位置所決定的）的改變和“生活選擇”（個體能動性所決定的）能力的增強。例如，在阿玲的故事裏，健身讓她走出離婚的抑鬱，走進新生活（狀態的變化）。或許會有人說是健身運動的結果（如考上了大學、塑身效果突出、變得更美）改變了她們的生活機會，這是不可否認的，但個體的具身體驗也會影響社會結構（如文化、教育、家庭、性制度）對女性個體社會化“軌跡”的先驗性設計（如處處以家庭爲先、保持淑女和安靜、以瘦爲美等），從而拓展了女性自身的知識和生活經驗，影響固有的觀念，形成慣習（habitus），繼而影響其對生活的選擇。健身也是一種自我賦能的過程（如肌肉更有力、更瞭解自己、更懂得放下、更懂得平衡、更懂享受、更懂健康），可以賦予女性更多的選擇能力，從而創造出新的生活機會。比如，清風認爲自己就是生活中的“大力士”，不用依靠男人，這讓她能自由地享受單身生活，至少在家庭生活中不再受男權的支配；S通過具身體驗，增強了對自我身體的認識，從而不必一味跟風，能做出自己理性的選擇；娟姐在無法改變客觀環境的狀態下，通過運動改善了身體機能，解除了“肥胖”“高齡”對女性身體（孕育）能力的定義，實現了自己想要二孩的計劃。因此，健身作爲社會行動，從內部提升了女性身體的積極體驗和能動性。

《凡身之造：中國女性健身敘事》， 熊歡 等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6月。

社會學與人類學領域較爲具體的身體研究大多數指向患病的身體、失調的身體、消極的身體或者慾望的身體，更多涉及的是醫學與社會、文化之關係，也有個別的研究從性敘事的視角來反映更爲複雜的日常生活與身體體驗。本書將體育事件/經驗置於日常生活中，呈現的更多的是“能動”的身體、“受控制”的身體、“情境下”的身體和“積極再造”的身體。在運動健身中身體不僅是多重（生理、心理、社會）的身體，也是過程（移動、流動、能動、發展）的身體。在經歷和體驗“痛”與“樂”的過程中，身體有了感知，也有了意識、有了情緒，更有了目標，它與文化/結構語境相關聯，展現出人類世界的不同生活樣態。運動態下的身體體驗也是女性“主體意識”實現的有效途徑。女性無論參與何種運動，運動帶來的疼痛、酸脹、疲累等感官體驗將個體意識集中於自己的身體，迫使“身體出場”。只有這樣，女性才能感受到身體運動對自我存在的意義，才能通過健身運動獲得的積極體驗促進自我的成長與進步。無論我們給身體賦予多少美學、符號、資本的價值與意義，它最終不過是一副屬於我們的血肉之軀。正是這些日復一日地對自我身體的規訓、養護、整飾以及與自我身體對話的鮮活經驗，造就了也訴說着一個個平凡生命的故事，我們將會把她們的故事繼續講述下去。

（本文選摘自《凡身之造》一書，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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