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深圳廣州人均GDP排名“退步”，爲什麼說不是壞事

文|劉曉忠 （新京智庫特約撰稿人， 資深金融從業人士）

人口流動正引發一系列反應。最新數據顯示，進入“GDP萬億俱樂部”的23個城市，2020年度人均GDP排名與上一年度相比，深圳下降了4位，不僅將榜首位置讓給無錫，而且先後被南京和蘇州超越，廣州則下降1位並被杭州超越。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佈後，在城市人均GDP排名中，江蘇三座城市位居全國人均GDP前五位，長三角城市繼續領跑。珠三角城市則不同程度出現了排名下滑。

作爲衡量區域經濟發展狀況的一個重要指標，人均GDP不僅是有效評價區域經濟發展質量的關鍵數據，也是衡量區域均衡發展的一個有效參照指標。

增加人口對珠三角城市人均GDP稀釋效應明顯

當前，人口對城市人均GDP排名的影響帶有普遍性。

在23座GDP萬億城市中，有16座城市的人均GDP都不同程度出現回調。即便是位居榜首的無錫，2020年的人均GDP也比2019年下滑了1.4萬元。南京、蘇州、上海等人均GDP排在前五位的城市，幾乎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回調。

其中，廣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城市人均GDP排名的下滑程度相對較爲突出。這並非是這些珠三角城市經濟下滑，而是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公佈後，人口數量增加從而稀釋了珠三角城市的人均GDP。

以珠三角的深圳和廣州爲例，2019年深圳人均GDP破20萬元，當年人口基數爲1344萬人。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深圳常住人口爲1756.01萬人，比2019年數據增加412萬人，這些增加的人口參與人均GDP計算後，將深圳的人均GDP稀釋了4.3萬元。

再看廣州，2019年廣州GDP爲23628億元，人口爲1530萬人左右。根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廣州常住人口爲1867.66萬人，比2019年數據增加337萬人，廣州人均GDP因此被稀釋了2萬元。

這些數據反映出人口數量增加對深圳、廣州爲主的珠三角城市人均GDP的稀釋效應相當明顯。

而在長三角，人均GDP位居榜首的無錫，2019年的統計人口爲659萬左右，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增加了87萬至746萬人左右，人均GDP稀釋了1.4萬元。

再以蘇州爲例，其2019年的人口大約爲1079萬人，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爲1275萬人，人口增加了近200萬，人均GDP稀釋了近2萬元。

這些數據顯示，增加的人口對長三角部分城市人均GDP的稀釋效應也較明顯，但比珠三角城市小。

而人均GDP持續增長的城市，如南通、福州、泉州、濟南、天津和重慶等城市，2019年和2020年的人口變化不大。如南通等城市人口略有下降，人口變化對人均GDP的影響相對較小。

顯然，近年來大量人口向東南沿海的流動，尤其是向珠三角地區的流動，是導致這些城市人均GDP排名出現結構性變化的主要因素。

不過，珠三角城市在人均GDP排名上出現的“退步”，並沒有顯著削弱珠三角經濟的競爭力，反而顯示出該地區較強的經濟韌性和增長慣性。

珠三角城市羣仍在享受人口紅利

▲ 廣州。 圖片來源：Unsplash

“孔雀東南飛”儘管稀釋了深圳、廣州等地的人均GDP，但也爲其帶來了人口數量紅利和人口質量紅利。

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廣東10年來人口增加2171萬人，其中珠三角9個市人口增加超1700萬人。

廣州、深圳、東莞、中山、佛山、珠海等地15～59歲勞動人口占比都在74%以上，60歲以上老人佔比分別爲12.35%、5.36%、5.47%、8.87%、10.52%和10%，65歲以上老人佔比分別爲8.58%、3.22%、3.54%、5.98%和6.64%等，城市人口呈現年輕化特徵。

從人口素質上看，南京、蘇州、無錫和常州，與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等地，每十萬人大專以上學歷人數都較爲可觀，這意味着這兩大城市羣都在享受着人口素質紅利。值得一提的是，南京的人均GDP在過去十年由第12位躍升到第3位，人口素質對經濟的推進是重要原因之一。

勞動人口是經濟增長的函數，大量勞動人口聚集在珠三角，一定程度上凸顯了珠三角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

從人口這一要素資源上分析，珠三角經濟潛在增長動力要更足一些，深圳、廣州等珠三角城市在人均GDP增長上具有較大潛力。

經濟增長與人口增加互爲因果

▲ 大量人口向發達地區流動。圖片來源：Unsplash

城市人均GDP排名的變化，似乎反映出珠三角城市的經濟增長對人口的依賴度較高，而長三角城市的經濟對人口的依賴性較低。

不過，這種感覺不一定準確。其實，從人口流動的時間看，反而是珠三角城市羣經濟增長產生的財富創造和就業機會，在引導人口流入。

當然，長三角城市羣的經濟增長和人均GDP數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長三角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自動化水平和資本化率相對珠三角要更高一些。

以上海總部經濟爲輻射源的長三角，對世界500強等企業的吸引力要相對大一些。如江蘇製造業發達且相對均衡，汽車製造、醫藥、專用設備、電氣機械、通用設備和計算機、通信等電子設備等產業的發展都相對均衡，且多屬於資本密集型產業，這使得其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依賴性相對較低。

浙江則是民營經濟和小商品較爲發達。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浙江人口比十年前增加了1014萬人，高於江蘇的608萬。浙江人口的變化與其產業結構較爲相符。

珠三角城市則是民營經濟的比重和活躍度更高一些，加工貿易佔比高一些。這使得珠三角城市羣對勞動力的需求更爲多元，既對高學歷人羣具有較大吸引力，對中低學歷人羣也具有很大吸引力。

隨着我國經濟轉型升級，人口作爲經濟發展的函數效應會進一步顯現出來。未來，珠三角等發達城市羣對人才的競爭和人口的吸附效應將會進一步凸顯。

人口對經濟發展的助推，將抵消對人均GDP的稀釋

當前國內人口向發達地區聚集，不可避免地引出一個經濟可承載能力的問題。

以深圳爲例，目前深圳總面積1997平方公里，建成區面積927平方公里。2020年深圳GDP爲2.77萬億元，平均每平方公里13.9億元，顯著高於上海。折算成美元，深圳雖然相比紐約仍有較大差距，但已經是國內單位平方公里產出最大的城市。

由於深圳行政區劃土地資源有限，以及面臨過高的單位平方公里產出，大量人口的湧入正在推高深圳經濟社會發展成本。這在一定程度上耗損了深圳經濟的潛在增長能力，影響着深圳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

這也是爲何其他城市對人才敞開懷抱之際，深圳卻開始主動對人口進行適度調控和引導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之，大量人口湧入珠三角城市羣，導致在人均GDP的排名中，珠三角部分城市人均GDP出現“退步”，但是，其同時也收穫了人口紅利。這既顯示了珠三角經濟的韌性，又爲珠三角城市羣優化人力資源配置提供了廣闊空間，併爲其經濟注入了潛在發展動能。

未來，與流入城市稟賦契合的人口，將成爲推動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函數，而人口對經濟發展的助推，將逐漸抵消其對城市人均GDP的稀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