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國境內發現的最早的戰車出土於殷墟，時間大約爲公元前13 世紀至公元前11 世紀的殷商晚期。出土的商代車輛車廂高度爲0.5 米，輪徑爲1.2—1.5 米；獨轅，有直衡和彎衡兩種，在衡兩端上縛軛，用來駕馬；方形車廂，車廂面積約爲1.8 平方米，門大多開於車後。另外，車馬坑中車隊全部爲一車兩馬形制，並且有大量的兵器做隨葬品，如銅質、骨質的戈、刀、鏃等。由此可見出土的這些車輛是戰車，並且在殷商時代，用於驅動戰車的馬匹數量爲兩匹。在殷墟以外，於殷商時期的方國地出土的車馬亦皆爲一車兩馬。這說明在殷商晚期，馬車已在商人的統治地區傳播開來，並作爲戰爭工具投入了使用。

根據對隨葬人員的分析，在殷商晚期的戰車作戰中，一輛戰車的人員配置基本爲二人和三人。但是從隨葬的兵器數量分析，一駕兩士的可能性不大，一駕三士當爲主流。根據隨葬兵器的位置，戰車上的三人中，居中者爲御手；居右者當爲持戈的武士，承擔肉搏任務；而居左的武士當爲射手，持弓，同時配有近戰用的戈。根據墓葬考古，商代戰車還配備有二十五名左右的徒步士兵。

（上圖）中國殷墟車馬坑

史料中不乏關於商人大量使用戰車作戰的記載，如《淮南子》中的商湯以戰車三百輛在南巢與夏桀展開大戰等記載。根據考古發現，殷商戰車應該以五輛、二十五輛、一百輛、三百輛爲編制級別。

總之，在中國剛出現戰車的殷商晚期，戰車的人員配置和裝備較爲完善，這也爲後來周代的戰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戰車相較於步兵具有相當大的優勢，但在戰場上，戰車的運用並不多，由此可以推測出當時的戰車成本較高，多是作爲“撒手鐧”和“奇兵”而存在的。

殷墟發掘出的戰車在結構上與在兩河流域、高加索、埃及和歐亞草原發現的戰車遺蹟相似點頗多，而且如此大量的戰車突然在商代晚期出現，可以推出我國戰車外來的可能性極大。

（上圖）西周車馬坑

周代，中國進入了大規模使用戰車的時代。在此期間，爲了滿足日益迫切的軍事需求， 戰車的配置也發生了相應的改變。首先是戰車的挽馬數，根據現有文獻來看，時人及後人多記載爲“戰馬四匹”。如《詩經》中的“駟騏翼翼”“四牡業業”、《左傳》中的“駟介百乘”等。但是根據現有的考古發掘來看，沿襲殷商一車二馬配置的戰車依然存在。

春秋戰國時期，隨着戰爭規模的逐漸擴大，戰車的發展有了長足的進步。以戰鬥型車輛來說，春秋戰國時期戰車的車廂增大爲廣14—16 米，進深11 米或12 米。殷商和西周時期的戰車車廂過於狹小，因此車上的軍士只能緊緊背靠背來戰鬥，戰鬥空間很小。春秋戰國時期車廂的擴大，使得戰士在車上不會過於擁擠，活動空間變大，便於和敵方戰鬥。另外，當時戰車的車轅較殷商時期增長了數十至一百釐米，長轅易於平穩，較爲省力；輪輻增多，輻多則輪堅。這反映了制輪工藝的提高和重型戰車的發展方向。

與殷商時期戰車作爲“奇兵”作戰不同， 春秋時期車戰規模擴大，車戰很快成了主流的戰爭形式。如公元前632 年晉、楚之間的城濮之戰，春秋五霸之一的晉國一次性就出動了戰車七百輛；公元前607年，鄭、宋的大棘之戰中，鄭國一次就俘虜了宋國戰車四百六十輛。春秋晚期，中國的戰車規模達到了一個頂峯，晉國戰車數量達到了驚人的四千輛。然而到了戰國時期，雖然戰車仍然在不斷發展，戰車的規模仍在擴大，但是戰車在戰場上的作用和地位卻在迅速降低。這要歸咎於戰車本身的侷限性。戰車雖然是陸戰的利器，衝擊性、機動性強於步兵，但是其本身的問題卻很多。

首先是環境因素的限制。隨着戰爭的需要，用於戰爭的車輛變得高大而笨重，缺乏靈活性和適應性。在中國，戰場環境十分複雜，南方多河網、森林、沼澤、丘陵，北方多山地與沙漠，平原地區相對較少，這極大地限制了戰車的生存範圍。一次大規模的戰役，在雙方出動數百輛戰車的情況下，由於要擺出陣列，就需要非常理想的大平原環境，而中國這種少平原的地理環境難以滿足這種需要。而且，戰車的性能雖然高於步兵，但是一旦被步兵包圍，喪失了衝擊性，就難逃全軍覆沒的厄運了。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車戰中，強國因爲環境原因戰敗的戰例比比皆是。例如公元前575 年的鄢陵之戰中，晉國的戰車就因爲陷在沼澤中而幾乎全軍覆沒。又如晉國在與北方狄人的作戰中，也因爲戰車受困而在前期喫了不少苦頭，不得不“毀其車以爲行”，這就是環境因素決定戰車成敗的一個深刻例子。

第二個就是戰術方面的劣勢。由於戰車本身相對於普通步兵價格昂貴，駕車者也以貴族居多，所以在很多情況下如果作戰不利，指揮官必須做出選擇，即保車棄卒，所謂“殿其卒而退”。這一做法無疑會擾亂原有陣形，只能讓大敗變爲慘敗。

雖然存在種種劣勢，但是如果沒有一個更先進的兵種投入使用，戰車無疑會以蓬勃的生命力繼續存在下去。不幸的是，這樣的先進兵種在戰國時期出現了。它很快對戰車在戰場上的統治地位造成了威脅，讓戰車退出了歷史舞臺，並改變了未來中國近兩千年的軍事格局——它就是騎兵。

這一新興的兵種進入軍隊序列後不久就改變了諸國傳統的作戰方式。騎兵的機動性強，衝擊力大，用途廣，各方面皆優於車兵。“急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是對騎兵作戰最好的概括。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如何完善戰車性能，騎兵取代戰車統治戰場也是不可逆的潮流，戰車就這樣在更加先進的騎兵面前敗下陣來。

（上圖）秦始皇陵銅車馬

秦以後，隨着高橋馬鞍和硬質馬鐙的出現，騎兵更是迸發出了超強的生命力，而戰車卻逐漸成爲騎兵的從屬。在後來的車戰中，戰車隊基本都以車騎相混的方式出現，如西晉時期馬隆創偏廂車擊敗鮮卑、北魏太武帝北伐柔然動用戰車十五萬輛、唐代馬燧利用戰車大敗安史叛軍等。可以看出，歷史的車輪越是向前走，戰場上的戰車規模就越小，戰車的輔助傾向就越明顯。可以說，隨着時代的發展和騎兵戰術的成熟，冷兵器時代的古典型戰車已經被畫上了休止符。

冷兵器時代的古典型戰車最終消失於熱兵器開始出現的宋代。相對於北方的遼與西夏，宋朝的馬政長期處於劣勢，戰場上能夠使用的戰馬數量極少。由於北方防線缺少馬匹，步兵野外對抗騎兵的成本和風險相對較高，戰術限制條件也多。作爲主力的宋軍步兵的訓練情況也十分令人擔憂，歐陽修就曾犀利地指出當時的邊軍將士“上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陣”。儘管這一指責帶有誇張的成分，但是也說明了當時步兵素質的低下確實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因此在宋仁宗時期，戰車作爲一種戰略構想再次被提上了議事日程，爲了對抗西夏政權，汾州團練推官郭固上疏請用戰車，並提出了“陷陣車”的構思。

“陷陣車”以民車爲原型，車廂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戰車中裝備牀子弩一架，每車五人，操弓者二人，操弩者二人，一人擂鼓指揮車輛的進退。車前轅設置蒙幢一張以保護推車者，車的四周覆蓋上氈毯以防備矢石。一輛車需配備二十五人，車上五人，前後推車的十四人，執肉搏兵器者六人。這種戰車可與步騎相雜，隨機進退。

郭固設想的戰車偏向於重型野戰兵器。它在理論上攻守相宜、武器齊全。所以提議一經提出就受到了宋仁宗的重視，也製作了樣車進行試驗。但是最後，宋仁宗卻並沒有讓郭固的戰車投入到實戰當中。

這是因爲，郭固的想法固然是好的，但他卻忽略了冷兵器時代戰車投入使用的可行性。首先，他的戰車過於巨大笨重，一輛戰車就要十四人推輓，推車的人數將近車上戰鬥人數的三倍。一旦和西夏的騎兵展開作戰，宋軍的非戰鬥人員數量就十分巨大，這無疑增加了軍隊的戰鬥負擔。其次，一輛戰車上一架牀子弩、兩弓、兩弩的火力密度和殺傷效力根本不足以擊退或遲滯敵方的重裝騎兵衝擊。另外，雖然郭固的奏議中提到了騎兵，但是在宋仁宗時期馬政敗壞的情況下，宋朝是否有能力長期維持車戰的用馬是一個問題。最後，騎兵固然用於追敵，但是一旦戰車失去了騎兵的保護，在活動不便、非戰鬥人員數量巨大的情況下，進行戰術移動是十分困難的。

除了以上戰術問題，郭固的戰車還面臨着一個環境不適的問題。寧夏地區地勢南高北低，境內有分佈廣泛的山地和丘陵，地表形態複雜。根據2004 年的數據，寧夏地區丘陵佔38%，平原佔26.8%，山地佔15.8%，臺地佔17.6%，沙漠佔1.8%。可以看出，宋軍如若在這樣的地形上使用戰車，可展開作戰的區域十分有限。而騎兵在此地形上作戰，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這就更突出了戰車本身的侷限性。可以說，宋仁宗棄戰車而不用，實非對軍事的輕視，而是看出戰車不可用這一點後做出的決定。後來，雖然宋軍裏陸續有人提出使用戰車，但是都因環境問題而作罷。

總體來說，秦漢以後，戰車便通常與大規模騎兵協同作戰。唐代以後，隨着中原政權馬政的敗壞以及騎兵戰術、裝備的崛起，再加上戰車本身對於戰場環境要求較高的侷限性，在冷兵器時代的大環境下，古典型戰車被淘汰就成了歷史的必然規律。

本文摘選自《明帝國邊防史:從土木堡之變到大淩河血戰》